第三章
(原載1931年5月9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0期)呆氣
我們尋常大概都知道敬重“勇氣”和敬重“正氣”。昔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嚐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從理直氣壯中所生出的勇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有人問他什麼叫做浩然之氣，他說：“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這是天地間的浩然正氣。但是我意以為非有幾分呆氣，勇氣鼓不起來，正氣亦將消散；因為“雖千萬人，吾往矣”!非有幾分呆氣的人決不肯幹；“以直養而無害”，亦非有幾分呆氣的人也不肯幹。試想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不是呆氣的十足表現嗎?
研究任何學問，欲求造詣深邃者，也不可不有幾分呆氣。據傳發明地心吸力學說的牛頓，有一天清晨正在潛思深究的有味當兒，他的女仆預把雞蛋置小鍋旁備他自煮作早餐，他一麵沉思，一麵把手上的一隻表放入鍋內滾水中大煮特煮，這不是呆氣的表現嗎?又據傳說電學怪傑愛迪生結婚之日，與新夫人同車經過他的實驗所，把夫人暫停在門外，自己跑進去取什麼東西，不料進去之後，忘其所以，竟在一張桌上大做其實驗，把夫人丟在外麵許久，最後由新夫人進去找了出來，才一同回家去，這又不是呆氣的表現嗎?大概研究學問非研究到有了呆氣的境域，鑽得不深，求得不切，隻有皮毛可得，彼科學家思創造一物，發明一理，當其在未創造未發明之前，人莫不譏為夢想，甚乃狂易，認為徒耗光陰，結果遼遠，而彼科學家獨能不顧譏笑，埋頭研究，甚至廢寢忘食，甘之如飴，非有幾分呆氣為後盾，豈能堅持得下去。
委身革命事業以拯救同胞為己任者，也不可不有幾分呆氣。彼革命誌士，思為國家謀幸福，為人民除痛苦，而當其未達到謀幸福除痛苦之前，無一兵一卒之力，無彈丸憑藉之地，在他人見之，未嚐非紙上談兵，癡人說夢，認為必不可以實現，然卒以彼大革命家之規謀計劃，冒萬險，排萬難，忍人之所不能忍，為人之所不敢為，刀斧不足以懼其心，窮困不足以移其誌，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登高一呼，萬方響應，翕然從風，固為萬流景仰，但在流離顛沛之際，非有幾分呆氣為後盾，豈能堅持得下去?誠以凡事非有幾分呆氣來應付，處處隻計及一己利害，事事顧慮前途得失，無絲毫之主見，無絲毫之冒險精神，遲疑不前，越趄不進，永在彷徨歧路之間而已。
此外欲能忠於職務，亦非具有幾分呆氣不可。在辦公室中但望公畢時間之速到，或手持公事而目注牆上所懸時計者，大概都是聰明朋友的把戲，事業交在這種人手上是永遠辦不好，這是可以保險的。因為他所缺乏的就是忠於職務視公務如己事的呆氣。降而至於交友，也以具有幾分呆氣的朋友為靠得住。韓退之所慨歎的“士窮乃見節義”，朋友窮了，仍不忘其友誼，此事非有較高程度之呆氣者不辦!
我們尋常的心理，大概無不喜聞他人之譽我聰明，且亦時欲表現其聰明；又無不厭聞他人之稱我為呆子，而並不願自認為呆子。初不料呆氣也有那麼大的好處!
(原載1931年5月16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1期)硬吞香蕉皮
重遠先生偶然談起從前吳俊陸(做過黑龍江省督辦)吃香蕉皮的一樁笑話。當時東北對於外來的香蕉是不多見的，所以有許多人簡直沒有嚐過，有一次吳氏到了沈陽，應幾位官場朋友的請客，赴日本站鬆梅軒晚宴，席上有香蕉，他破題兒第一遭遇見，不費思索的隨便拿了一根連皮吃下去，等一會兒，看見同座的客人卻是先把皮剝掉然後吃，他知道自己吃法錯了，但卻不願意認錯，趕緊自打圓場，裝著十二分正經的麵孔說道：“諸位文人，無事不文質彬彬的，我向來吃香蕉就是連皮吃下去的!”一時傳為笑柄。其實錯了就老實自己承認，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過飾非是最苦痛的勾當。世上像吳氏這樣硬吞香蕉皮還振振有詞的雖不多見，但明知錯了不肯認錯，還要心勞日拙的想出種種方法來替自己掩飾，甚至把規勸他的人恨得切齒不忘，這種心理似乎是很為普遍。這種人窮則獨害其身，達則兼害天下!因為他所能接近的全是脅肩諂笑的奸佞小人，所最不能容的是強諫力爭的正人君子。
聽說最近被刺的軍閥張宗昌生平有三不主義，第一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兵”有多少，第二是不知道他自己的 “錢”有多少，第三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姨”有多少。所謂“姨”者便是姨太太。據北平傳訊，他的棺材運到北平車站的時候，“內眷未進站，掛孝少婦約十六七輩，含淚坐靈棚下，柩至，乃依次出拜，伏地號啕而呼曰：‘天乎!天乎!’十餘人異口同聲，亦複一陣淒絕，一時哀樂嗚嗚，與嚶嚶啜泣之呼天聲相間雜……少婦裝束一致，喪服之內，露其灰色長衫，衫或綢或布，發多剪，留者僅二三人，除‘五太太’外，最長者亦不過二十五六，最年輕有正在破瓜年紀者，然喪容滿麵，亦皆惟悴不堪”。這裏麵有一點頗可注意者，這一大堆供作玩物的可憐蟲大有舍不得她們所處境地的樣子，在旁人覺得她們原有境地的可憐，在她們似乎還覺得不能保持原有境地之為可憐，換句話說，她們似乎情願忍受。其實我們如作進一步的看法，在這樣的社會製度和經濟製度之下，她們都是不知自主也無力自主的若幹寄生蟲而已，說不上什麼情願不情願。
(原載1932年10月1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39期)不相幹的帽子
在如今的時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話，最簡易而巧妙的辦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實際言行怎樣，隻要隨便硬把一個犯禁的什麼派或什麼黨的帽子戴到你的頭上來，便很容易達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希望你犯著“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幾條，輕些可以判你一個無期徒刑，以便和你“久違”“久違”，重些大可結果你的一條性命，那就更爽快幹淨了。
記者辦理本刊向采獨立的精神，個人也從未戴過任何黨派的帽子。但是近來竟有人不顧事實，硬把和我不相幹的帽子戴到我的頭上來。有的說是“國家主義派”，讀者某君由廣州寄來一份當地的某報，裏麵說“你隻要看東北事變發生後，‘生活’周刊對於抗日救國的文章做得那樣的熱烈，便知道它的國家主義派的色彩是怎樣的濃厚!”原來提倡了抗日救國，便是“國家主義派”的證據!那隻有步武鄭孝胥、謝介石、趙欣伯、熙洽諸公之後，才得免於罪戾!
不久有一位朋友從首都來，很驚慌地告訴我，有人說我加入了什麼“左傾作家”，我聽了肉麻得冷了半截!我配稱為什麼“作家”!“左傾作家”又是多麼時髦的名詞!一右就右到“國家主義派”，一左就左到“左傾作家”，可謂“左”之“右”之，任意所之!如說反對私人資本主義，提倡社會主義，便是“左”，那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裏講“平均地權”，講“節製資本”，講“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何嚐不“左”?其實我不管什麼叫“左”，什麼叫“右”，隻知道就大多數民眾的立場，有所主張，有所建議，有所批評而已。
最近又有一位讀者報告給我一個更離奇的消息，說有人誣諂我在組織什麼“勞動社會黨”，又說“簡稱宣勞”，並說中央已密令嚴查。這種傳聞之說，記者當然未敢輕信。甚至疑為捕風捉影之談。這種冠冕堂皇的名稱，我夢都沒有夢見過，居然還有什麼“簡稱”!我實在自愧沒有這樣的力量，也沒有這樣的資格。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給我看，某報載張君勱等在北平組織國家社會黨，說我“已口頭答應加入”。那位記者不知在哪裏聽見，可惜我自己這個一點不聾的耳朵卻從未聽見過!
我們在小說裏常看見有所謂“三頭六臂”，就是有三個頭顱，也難於同時戴上這許多帽子，況且區區所受諸母胎者就隻這一個獨一無二的頭顱，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實覺辜負了熱心戴帽在鄙人頭上者的一番盛意!
根據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於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團，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這其中不必即含有什麼侮辱的意義。不過我確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團，既是一樁事實，也用不著說謊。我現在隻以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資格主持本刊，盡其微薄的能力，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麼非砍腦袋不可的罪名吧。
要十分客氣萬分殷勤硬把不相幹的帽子戴到區區這個頭上來，當然不是我個人值得這樣的優待，大不該的是以我的淺陋，竟蒙讀者不棄，最初每期二三千份的“生活”，現在居然每期達十餘萬份(這裏麵實含著不少同事的辛苦和不少為本刊撰述的朋友的腦汁，決不是我一人的努力)，雖夾在外國每期數百萬份的刊物裏還是好像小巫之見大巫，毫不足道，而在國內似乎已不免有人看不過，乘著患難的時候，大做下井落石的工夫，非替它(“生活”)送終不可，而在他們看來，送終的最巧妙的方法莫過於硬把我這個不識相的家夥推入一個染缸裏去染得一身的顏色，最好是染得出紅色，因為這樣便穩有吃衛生丸的資格，再不然，黃色也好，這樣一來，不幸為我所主持的刊物，便非有色彩不可，便可使它關門大吉了。我的態度是一息尚存，還是要幹，幹到不能再幹算數，決不屈服。我認為挫折磨難是鍛煉意誌增加能力的好機會，講到這一點，我還要對千方百計誣陷我者表示無限的謝意!
(原載1932年10月8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0期)平等機會的教育
教育的定義，簡單的說起來，可以說是幫助人經營社會生活的一種手段。社會生活隨著不同的社會而差異，所以教育的內容也隨著不同的社會而變換。換句話說，教育不是能憑空生長，獨立存在的，卻是要受製於政治的和經濟的製度，而為某種政治的經濟的社會之副產物，某種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之反映。倘非一國的政治經濟有辦法，教育自身實在沒有徹底解決的可能。本文關於教育上的建議，是指在政治經濟已上軌道後，按照中國實際需要所應實施的方策。我們所希望造成的社會裏，生產以社會的必要為目標，消費以滿足各人的需要為原則；就是生產不以買賣賺錢為目的，消費以人人滿足為理想；也就是大家勞動，大家消費，沒有榨取和被榨取的階級，而為共動共樂的社會。
在這種共動共樂的社會裏，教育上至少要注意這三個原則：
第一，教育製度是統一的。在不平等的社會裏麵，教育製度往往分成兩截。在榨取的方麵，他們的教育材料內容，以專供支配者的方便為主，準備未來榨取上需要的知識能力。在被榨取的方麵，不是完全被擯於這種教育製度之外，便是被授以欺騙的教育，專學準備受人榨取的基本知識能力。在平等的社會裏麵則不然，教育製度是統一的，無所謂什麼雙軌製以限製人受教育的機會，教育是人人都得一樣的享受，是人人都當一樣的享受。
第二，教育不是少數有錢的人的專有品。在不平等的社會裏，惟有最少數有錢的或比較有錢的人才得享受教育的利益，最大多數的勞苦大眾都被擯於學校教育之外。據(民國)18年10月底教育部所發表的統計，中國全國學齡兒童的數量共有四千三百三十萬餘人，已得入學的隻有六百四十一萬餘人，失學的學齡兒童竟達三千七百十七萬餘人之多!此外如文盲之多，如不能升學者之多，在在都表示教育為少數有錢的人所專有。在平等的社會裏，入學者不必納費，應由政府負責。
第三，教育既是給予特殊勞動力的一種手段，便應該是和勞動相聯係的。在不平等的社會裏，一方麵養成所謂“勞心者”，一方麵養成所謂“勞力者”。在政治上，“勞心者”和“勞力者”便成為支配和隸屬的關係；在教育上，便造成“學問”和“勞動”之背道而馳。在平等的社會裏，大家都須勞動，大家即就勞動上所需要的知能，加以研求，故所謂學問是大家共享的。和勞動是彼此相聯係的，和勞動分家的教育是貴族化的教育，是擁護支配階級的教育，不是平等的社會裏所需要的。
以上是三個基本的原則，此外關於學校組織方麵還有幾點可以扼要的說一下。
(一)學齡前的教育即須受嚴重的注意——即托兒所及幼稚園教育。托兒所以收容生後二月的乳兒至三歲為止的嬰兒為原則。在這裏麵，當然以嬰兒的身體養育及健全發達為主要目的。由女醫生主持，這些女醫生同時也就是兒童學的研究者。托兒所之設，固為促進嬰兒生物學的合理的發展及健康的維持與增進上所必要；而且在婦女職業的進展方麵亦甚重要，因為在平等的社會裏，工作既為人人必盡的責任，從事工作的婦女在上工時便可把嬰兒付給托兒所，下工時可以領回；同時並成為婦女的職業，從事此業的婦女，可依她們專門的研究，為社會服務。
幼稚園收容四歲至七歲的兒童，接著在托兒所所建的基礎之上，繼續發展健全的體格，注意遊戲和音樂的指導，並在幼稚園的作業和遊戲生活裏，一麵引起兒童愛好自然研究自然的興趣，一麵依各個年齡而使受社會的組織之訓練，培養群眾合作的精神。
(二)在幼稚園以上的學校，我們主張根本廢除現在所謂小學中學大學的名稱，應把學校分為三級，第一級稱基本學校，注重一般民眾的基本教育，收容八歲至十四歲的兒童；第二級稱產業或勞動學校，注重產業教育，收容十五歲至十七歲的青年；第三級稱學術院及專門學校，則為二十歲以上(即十七歲從產業學校畢業後服務二年以上者)，願受深邃及更專門教育者而設。
(三)基本學校及生產學校均為強迫教育。基本學校內授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讀寫本國文字，實用計算，培養對於民族全體所應有的忠通精神。產業學校須一掃現在中學好像雜貨店的不合實用的科目，集中精力於各種產業上的基本知識(社會及自然科學)及產業上特殊的實用知識與技能。各產業學校設於各種產業的中心地點，漸增其實地的工作和經驗。
(四)學術教育機關的中心不是教室而是大規模的圖書館及試驗室，在專家指導之下作自動的研究。由各種產業學校畢業後服務二年以上者，得由考試，或經服務機關負責的介紹，由專司此事之機關認為合格後，送入學術院或專門學校更求深造，期限二年至六年，各依職業種類而定。學術研究純以增加服務社會效率及對人群貢獻為職誌。學術院注重更精深之研究，備特具發明天才者盡量發展之地，由國家供養，俾得盡展其天才，以益社會。
此外如師範教育之擴充，文盲之掃除，成人補習教育之推廣，亦應限期推行期收實效。
總之，從前的教育不過為少數人騙得功名利祿的敲門磚，今後的教育當顧到全民族的全體人民的幸福，一方麵要藉教育提高全體國民的生產力，一方麵要藉教育訓練全體民眾具有接收真正全民政治的能力。
(原載1932年10月8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0期)思想犯罪
據日本文部省調查，去年度日本全國學生因思想犯罪而被處分的事件，計一百四十八件，被處分人數計八百六十二人，打破以前之紀錄，就中高等學校占五十一件，四百十名，為總數之百分之五十，至本年度學生因思想左傾而犯罪者仍有增加。去年既打破以前之紀錄，今年又仍有增加，統計表上的這條曲線大概總是向上高而不會往下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