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獸能否說得上有思想，我們雖不得而知，自詡為萬物之靈的圓顱方趾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的，至少是特富於思想，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舍禽獸而比較人類，人的智愚差異，思想當然也是很重要的特點。這樣說起來，思想原是可以珍貴的東西，方培養之不暇，何以目為“犯罪”而“被處分”呢?這裏麵的緣故，在如今最時髦的罪名是“左傾”。如果你服從“中庸”之道，看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不平的事實，隻當你未曾生了兩隻眼睛，或雖無法把眼遮蔽而下幸看見了，隻認為那“朱門”裏麵的那些“吃人”的人是幾生修到，而那“路”上的那些“屈死”是罪有應得，除此以外，一點不動天君，那是最合於明哲保身的三味，什麼毛病都不會出!否則這是“左傾”思想的發源地，便不免“犯罪”，便不免“被處分”了!壓迫“左傾”思想的人們，隻注意於“左傾”思想，而不注意於“左傾”思想的發源地，不知這種發源地一日存在，由這裏發源的“左傾”思想即無法消滅；這種發源地愈淒慘愈擴大，“左傾”思想亦必隨著激進而廣播。我們姑不談思想方麵的什麼高深理論，且請睜睜眼睛看看當前的事實。
在我國曆史上，壓迫思想的模範人物殆莫善於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他自以為這樣便可穩得“關中之固，金城千裏，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但終因為“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瞬息亡於斬木揭竿之手，很可以做不顧事實但知製造“思想犯罪”者的參考資料。
(原載1932年11月5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4期)臥著拿薪水
據報載最近馮玉祥氏對新聞記者談話，有“國家將亡，應臥薪嚐膽，但他們正在臥著拿薪水”等語，末了一句頗饒幽默意味。我們做老百姓的看慣了當今所謂要人也者，往往上台時幹得亂七八糟，下台後卻說得頭頭是道，所以我們對於大人先生們的高論，常覺得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但像馮氏說的這句話，對於國難中老爺們的泄泄遝遝醉生夢死好像已倒在棺材裏的心理形態，似乎描摹得頗有幾分似處。拿應拿可拿的薪水，原不算什麼罪過，可是一定要不客氣的“臥著拿”，那撤爛汙的程度未免太高明了!
但是我們如略再仔細地研究一下，便覺得僅僅拿薪水的仁兄們，就是“臥著”拿的，大概都是藉此勉強糊口活家的可憐蟲。講到國家民族的元惡大憝，卻是那些不靠薪水過活，所拿的遠超出於薪水，你雖求他們僅僅安安分分的“臥著”而不可得的一大堆寶貝!
誠然，現在有一班全靠著顯親貴威，在衙門裏掛個銜頭吃現成飯的官僚老爺們，拿著薪水無事可做，隻須“臥著”就行。他們隻要靠得著封建的殘餘勢力，尤其是有做小舅子資格以及能和這種資格發生直接間接關係的人們，都有便宜可拓，都隻須“臥著拿薪水!”但是他們不得不求生存，這樣的社會既不能容納這許多求生者，他們隻得往比較可以糊口的路上鑽。對這種人我們仍隻覺得憐憫，認為是社會製度造成的罪惡。
至於上等的貪官汙吏和搜刮無厭還要打著玩玩的軍閥，那是“臥著拿薪水”並非他們所屑為的。“捐稅名稱之繁，既已無奇不備；勒借預征之酷，複又遍及災區。”(見國府請求川軍停戰命令)這比“拿薪水”要高明得千萬倍了，但他們卻不願安分的“臥著”，卻要“罔顧國難，藉故交兵，軍旅因內戰而損精英，黎庶因兵劫而膏鋒鏑。”就是客客氣氣地請求他們“引咎互讓，立止幹戈”(亦見上令)，他們仍充耳不聞，玩得起勁，這就請求他們“臥著”而不可得了!
(原載1932年12月3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8期)四P要訣
據說在美國對於人的觀察，很通行所謂四P要訣。第一個P是Personality，譯中文為“人格”；第二P為Principle，可譯為“原則”或“主義”；第三P為Programme，可譯為“進行程序”或“計劃”；第四P為Practicability，可譯為“可以實行”或“可行”。原文這四個字都有P字為首，故稱四P。就是說要觀察人，第一要注意他的“人格”怎樣，第二要注意他的“主義”怎樣，第三要注意他的有無“計劃”或怎樣，第四要注意他的計劃是否“可行”。他們以為對人能仔細考察他的四P，思過半矣。
不過我們倘略加研究，便覺得所謂“人格”，人人看法不同。在統治者看來，往往覺得奴性並無背於人格；在革命者看來，和罪惡妥協都是人格的破產。從前認女子殉夫或上門守節是女子的無上的好人格，現在卻不值得識者之一笑。這樣看來，所謂“人格”，還該需要一種新標準。我以為人格的新標準，應以對社會全體生活有何影響為中心；對於社會全體生活有利的便是好的，對於社會全體生活有害的便是壞的。例如壓迫者榨取者之歡迎“奴性”，是要利用多數人以供少數人享用的工具，這於全體生活是有害無利，是很顯然的，關於第二P的“主義”，也可以這同樣的標準做測量的尺度。
第三P和第四P合起來講，有了“計劃”還要“可行”，這便是說計劃要能對準現實，作對症下藥的實施，不是徒唱高調的玩意兒。但是有時“計劃”之“可行”，雖為識見深遠者所預見，往往為眼光淺短者所無從了解，囂然以高調相識，為積極進行中的莫大障礙。在這種情況之下，便靠實有真知灼見者之力排眾議，以堅毅的精神，和困難作殊死戰。等到成績顯然，水落石出，盲目的反對或阻礙有如沸湯灌雪，立見消融。所以第四P的辨別判斷，尤恃有超卓的識見，對於現實須具有豐富縝密的觀察。
(原載1932年12月3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48期)怎樣看書
“自修有許多的困難，這是實在的。但這些困難並不是不能克服的。第一，我們要有決心。學校的功課，即使它不是我們所高興研究的，但我們怕考試不能及格，致不能升級或畢業……不得不勉強讀它，至於自修，是沒有這種外界的推動力的；是完全出於自動的努力，然而自動的努力所求得的知識，才是我們自己的知識，才能長久的保存著。為要通過考試而讀的書，考試一過去，就忘得幹幹淨淨了!因受教師之督促而讀的書，一離開了學校，就完全拋棄了!隻有為自己和出於自己的努力的，才能永續地研究下去……”
這一段話是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柯百年編)一書裏麵看見的，這似乎是平淡無奇的話，但凡是在社會上服務後感覺到知識上的饑荒的人，對於這幾句話想來沒有不引起特殊感觸的。我們感覺到知識上的饑荒嗎，隻有下決心，自動地努力於自修，永續地研究下去。一天如至少能勉強抽出時間看一小時的書，普通每小時能看二十頁，一年便可看完三四百頁一本的書二十幾本，四五年便是百餘本了，倘能勉強抽出兩小時，那就要加倍了。記者最近正在編譯《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全書約十五萬字。已寫完了三分之二，其中最令我感動的是高爾基艱苦備嚐中的無孔不鑽的看書熱，我執筆時常獨自一人對著他的故事失笑。
不過看書也要辨別什麼書，有的書不但不能使人的思想進步，反而使人思想落伍!有位老友從美國一個著名大學留學回來，他是專研政治學的，有一次來看我很詫異地說道：“我近來看到一兩本書，裏麵的理想和見解完全是另一套，和我在學校裏所讀的完全兩樣，真是新奇已極!”原來這位仁兄從前所讀的都不外乎是為資產階級捧場或擁護不平等的社會製度的學說，受了充分的麻醉，他的這種“詫異”和“新奇已極”，未嚐不是他的幸運，他也許從此可從狗洞裏逃出來!
此外關於看書這件事，還有兩點可以談談。第一點是以我國出版界之幼稚貧乏，能看西文原書的當然愉快，如看譯本，糟的實在太多，往往書目很好聽，買來看了半天，佶屈聱牙，生吞活剝，莫名其妙!錢是冤花了，時間精神更受了無法追回的莫大的損失，我們要誠懇的希望譯書的先生們稍稍為讀書的人設身處地想想，就是不能使人看了感到愉快，感到讀書之樂，至少也要讓人看得懂。第二點是在這個言論思想自由的空調盡管唱得響徹雲霄的年頭兒，看書也有犯罪的可能，常語謂“書中自有顏如玉”，如今“書中”大可引出“鐵窗風味”來!什麼時候沒有這種蠻不講理的舉動，便是什麼時候望見了社會的曙光。
(原載1933年1月7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期)新聞記者
剛在上段論到一位因職務關係而送掉一條性命的新聞記者(劉君平日為人如何，我這個腦袋暫得保全的記者雖不深悉，但他此次喪身，既為“副刊”文字遭殃，無論有無其他陷害的內幕，他總可算是因職務而犧牲了)，聯想到關於新聞記者方麵，還有一些意思可提出來談談。
前幾天報上載著一個電訊，據說“波斯京城《古希士報》總主筆，日前以波斯王將其侍衛大臣某免職，特致電於波斯王，稱賀其處置之得宜，滿擬得王之嘉許，不意波王得電後，大為震怒，以一區區報館主筆竟敢與一國君主談論國事，遂罰彼為宮前清道夫雲”。以報館總主筆罰充宮前清道夫，這位“波王”也許是善於提倡“幽默”的一位人物。雖則那位“總主筆”“滿擬得王之嘉許”，一肚子懷著不高明的念頭，辱不足恤，但是“以一區區報館主筆竟敢與一國君主談論國事”一句話，卻頗足以代表一般所謂統治者的心理。他們以為隻須新聞記者能受操縱，能馴服如綿羊，便可水波不興，清風徐來，多麼舒服，其實新聞紙上的議論，不過是社會心理的一種反映，它的力量就在乎能代表當前大眾的意誌和要求。社會何以有如此這般的心理?大眾何以有如此這般的意誌和要求?這後麵的原因如不尋覓出來，作根本的解決，盡管把全國的言論都變成千篇一律的應聲蟲，“水波不興”的下麵必將有狂瀾怒濤奔臨，“清風徐來”的後麵必將有暴風疾雨到來!
固然，各種事業有光明的方麵，往往難免也有黑暗的方麵，如上麵所引的“滿擬得王之嘉許”的那位總主筆，便是咎由自取。不過報紙的權威並非出於主筆自身的魔術，乃全在能代表大眾的意誌和要求，脫離大眾立場而圖私利的報紙，即等於自殺報紙所以能得到權威的惟一生命，那便不打而自倒了。
(原載1933年2月4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5期)滑稽劇中的慘痛教訓
做現代的中國人至少有一種特殊的權利，那就是睜著眼飽看以國事為兒戲的一幕過了又一幕的滑稽劇!尋常的滑稽劇令人笑，令人看了覺得發鬆，這類滑稽劇卻另有妙用，令人看了欲哭無淚，令人慘痛!最近又有奉送熱河的一幕滑稽劇剛在很熱鬧的演著。何以說是“滑稽”呢?
打算不抵抗而逃，這原也是一件雖不光明正大而總算是這麼一回事，但心裏早就準備三十六著的第一著，而嘴裏卻說得邦邦硬，別的要人們的通電演說談話等等裏的激昂慷慨其甜如蜜的好文章姑不盡提，也沒有工夫盡提，就是這次逃得最快，逃得最有聲有色的老湯，他除偕同張學良張作相等二十七將領通電全國，說什麼“時至今日，我實忍無可忍，惟有武力自衛，舍身奮鬥，以為救國圖存之計，學良等待罪行間，久具決心……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所以值得加密圈，因為講得實在不錯也!)並堂而皇之的特發告所屬將士書，有“吾儕守土有責，敵如來犯，決與一拚，進則有賞，退則有罰，望我將士為民族爭光榮，為熱軍增聲譽”等語；後來又親對美聯社記者伊金士說：“非至中國人死盡，必不容日人得熱河。”他臨逃時還接見某外記者，正談話間，老湯忽托詞更衣，一去不返!
逃就逃，說的話算狗屁，也滑稽不到哪裏去，他卻逃得十分有聲有色，竟把原要用來運輸供給翁照垣將軍所率炮隊的糧食與炮彈用的汽車二百四十輛，及後援會的汽車十餘輛扣留，席卷所住行宮裏的寶物財產，帶著豔妾，由衛隊二千餘人，蜂擁出城，浩浩蕩蕩的大隊逃去!途中老百姓扶老攜幼，哭聲遍地，有要攀援上車的，都被車上兵士用皮鞭猛打下來!
軍用的運輸汽車既被扣留著大運其寶物財產，於是隻得雇人力車參加征戰，聽說翁將軍在前方迭電催請速運彈藥，平方當局不得已，乃以代價雇大批人力車運往古北口，許多人力車前進雖不無浩浩蕩蕩之概，但和“速運”卻是背道而馳的了!敵人以飛機大炮來，我們以人力車往，不是愈益顯出了我國的軍事當局對於軍實有了充分的準備嗎?
以號稱十五萬國軍守熱河，日兵一百二十八名長驅直入承德，甚至不夠分配接收各官署機關，這也不得不算是一個新紀錄!
這種種滑稽現象，說來痛心，原無滑稽之可言。身居軍政部長的何應欽氏五日到津，謂“熱戰使人莫名其妙”，他都“莫名其妙”，無怪我們老百姓更“莫名其妙”了。此幕滑稽劇開演後，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氏發表談話，謂最大原因為器械窳劣，訓練不良，準備毫無。我們也有同感，所不知者，“準備毫無”，應由誰負責罷了。
我們在這滑稽劇中所得的慘痛教訓，即愈益深刻的感到隻有能代表民眾的武力才真能抗敵，把國事交給軍閥和他們的附屬品幹，無論你存何希望，終是給你一個幻滅的結果。“置之死地而後生”，現在中國在“死地”上者決輪不到軍閥和他們的附屬品，像老湯的“寶物財產”，從前已宣傳有一大批運到天津租界，(當時有的報上說他此舉正是表示抗敵決心)此次還有二百餘輛汽車的“寶物財產”可運，至少又有半打豔妾(參看本期杜重遠先生的《前線通訊》)供其左擁有抱，這在他不但是決無自置“死地”之理，簡直是尚待享盡人間幸福的人物——至少在他是算為幸福——隻配挨“皮鞭猛打”的老百姓，和這類軍閥乃至他們的附屬品，有何關係?他們的最大目的就隻為他們的地盤，私利，(老湯從前一麵對國內宣言盡職守土，一麵對日方表示抑製義軍，本也為的是自己地盤，等到地盤無法再保，便逃之夭夭)，什麼國難不國難，關他們鳥事?
無論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勢力，都不過在加緊的自掘墳墓，被他們“置之死地”的大眾，為客觀的條件所逼迫，必要起來和他們算賬的。大眾努力的程度，和他們解放的遲早是成正比例的，中途的挫折和困難，不但不應引起頹廢或悲觀，反應增強努力的勇氣，增加猛進的速率。
(原載《生活》1933年3月11日第8卷第10期)漫筆
記者近在編譯《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看到列寧對於黨內信仰搖動的分子之堅決的不肯遷就不肯妥協的精神，受著很深的感動。先是社會民主黨分裂而為兩派，一為樸列哈諾夫所領導的孟希維克派，一為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希維克派。高爾基很想設法把這兩派團結起來，使全黨的力量不致分散，而得著更大的力量：極力主張列寧和孟希維克派的麥托夫等開一會議，商量辦法，列寧竟堅決的拒絕，甚至於說他寧願分屍四段，不願和這班人妥協。雖麥托夫譏笑他，說在俄國隻有兩個布爾希維克黨人，一是柯爾郎推，一是列寧自己，但他隻付之一笑，絲毫不為之遊移。後來在布爾希維克黨的自身，又有博達諾夫等一派人又以意見不合，分裂為“前進派”，高爾基又積極設法使他們重新結合，又被列寧嚴詞拒絕，連高爾基都被他責備一番!後來事實上是列寧看準了，孟希維克和前進派一班人都在理論上立不住，漸漸地退到暗淡無光的角落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