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澈底，策略準確，然後以排除萬難堅定不移的勇氣和精神向前幹去，必有成功的一日；即最初同誌盡少，這種堅如金硬如鐵的同誌，一個可抵十個百個，內在的力量是異常偉大的。這是我所得到的最深刻的感想。糊裏糊塗地幹著，像“垃圾馬車，一樣地兼收並蓄，即一時好像轟轟烈烈，終必以虛偽的或盲目的信仰，被投機分子的盡量利用，徒然成為以主義(?)為幌子，以私利為中心的一團烏合之眾!
但是堅定不移的態度，必須出於理論上的澈底看清，策略上的澈底看準，然後才能在驚風駭浪中，拿定著舵，雖千轉百折，仍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才終有達到彼岸的時候。否則自己糊塗，還要強人也糊塗，這便是剛愎自用，結果反足以憤事，此即所謂差以毫厘，謬以千裏了。
(原載《生活》1933年4月8日第8卷第14期)
廢話
“最愛說廢話的，要數一般要人……天天充滿報紙的，大都是他們的廢話——談話、演講、通電、宣言、等等——他們的目的，無非為出風頭，表白自己，敷衍人民，攻訐仇敵，或其他私圖。所說出的話盡管表麵滿漂亮——多數是笨的——然而全非由衷之言，令人一見而知其是空虛的，所以不但不能動人，反而使人肉麻。”這是一位先生最近在《獨立評論》上《中國的廢話階級》一文裏說的幾句話。辦日報的朋友們最苦痛的大概莫過於天天要把這類“全非由衷”“使人肉麻”的廢話，恭而敬之的記著登載出來，替他們做欺騙民眾的工具。
“對日抵抗決心，始終一貫”，“抗日大計已早經決定”，這已成為要人們的口頭禪了，這一種好像嘔出心血說的話；在充滿了苦衷的要人們經常怪“阿鬥”們不知體諒，殊不知這個症結所在實際不是“阿鬥”們的過於愚蠢，卻在今天放棄一地，明天又放棄一地的事實擺在麵前，勝敗原是兵家常事，本不能即作為是非的標準，也不能作為決心是否始終一貫和大計是否早經決定的測量器，不過在“準備反攻”和“防務鞏固”等等話頭鬧得震天價響的當兒，事實上的表現卻是“新陣地”源源而來(所謂“新陣地”者，即每放棄一地之後，退到後麵一地的好名稱)，非“安全退出”，便是打什麼“退兵戰”!(這些都是最近報上戰訊專電中新出現的新戰術名詞。)所謂“決心”，所謂“大計”，非廢話又是什麼呢?話的廢不廢，最好的證明是拿事實來做證據。我們隻須把報上所遇見的要人們的話和事實比較一下，便知道廢話之多得可觀!
說廢話的人也許沾沾自喜，以為得計，其實廢話和空頭支票是難兄難弟；空頭支票所能發生的結果是信用破產，廢話所能發生的結果也並不能達到說話人所希望的目的——欺騙得過——惟一的結果也隻是信用破產。俗語所謂“心勞日拙”，實可用以奉贈最愛說廢話的要人先生們。
(原載1933年4月29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17期)統治者的笨拙
19世紀末葉的俄國，在青年裏所潛伏著的革命種子已有隨處爆發的緊張形勢，而當時統治者的橫暴殘酷，也處處推促革命狂潮的奔臨。
“……到了19世紀的末了，形勢一天一天的愈益緊張了。1897年，有一個大學女生名叫瑪利亞(Maria Vetrova)，被拘囚於彼得保羅炮台，在該處她在神秘的情況中自殺。當道對於她的死，嚴守了十六天的秘密，然後才通知她的家屬，說她將火油倒在自己身上，把她自己燒死。大家都疑心這個女生的死是由於強奸和強暴而送命的，這件事變更為學生界憤怒的導火線……”(見《革命文豪高爾基》第十八章“革命的前夕”)俄國革命便由統治者在這樣壓迫青年自掘墳墓中醞釀起來。
其實這種慘酷的現象，不僅當時的俄國為然，世界上黑暗的國家，統治者對於革命的男女青年的摧殘蹂躪，也一樣的慘酷，不但慘酷而已，而且還要用極卑鄙惡劣的手段，造作種種蜚語，橫加侮辱，以自掩飾其罪惡。這種手段當然是極端笨拙愚蠢的，因為略明事理及知道事實的人決不會受其欺騙；在統治者自身，徒然暴露其心慌意亂，倒行逆施，增加大眾的憤怒和痛恨罷了。
(原載1933年7月8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27期)走狗
“走狗”這個名稱，大家想來都是很耳熟的。說起“走”這件事，並不是狗獨有，豬玀會走，自稱“萬物之靈”的人也會走，何以獨有“走狗”特別以“走”聞名於世?飛禽走獸，飛是禽的本能；走是獸的本能；這原是很尋常的事實，並不含有褒貶的意味。但是“走狗”的徽號，卻沒有人肯承認——雖則這個人的行為的的確確地是在表示著他是一位道地十足的走狗，換句話說，被人稱為走狗，大概沒有不認為是一件大不名譽的事情。你倘若很冒昧地對你的朋友當麵說“老兄是個走狗”，無疑地是得不到什麼愉快的反應的。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玩狗是西洋女子的一件很普遍的消遣的事情——這些女子當然是屬於有閑階級的。中國的“闊”女子中也有很少數的染著這樣的“洋氣”。聽說中國某著名外交官的太太便極愛養狗，養了十幾隻小哈吧狗，她的丈夫貴為公使，有時和她出門帶著秘書，一等秘書二等秘書三等秘書等等要很小心謹慎地替她抱狗，恭恭敬敬地侍候著。但這在中國，究竟寥寥可數，所以我們未曾做過著名外交家的嬌貴太太的隨從者，對於玩著狗的遊戲，究竟不易得到“賞鑒”的機會。依記者“萍蹤”所到，在英國看見太太小姐們拖著狗在公園裏或小山上從容閑步的很多。我在倫敦有一次住宅的附近有一個很廣大的草原(Hamps terd Heath)遇著星期日，在這裏遊行的男女老幼非常的多，你在這裏可以看見許多婦女手裏拖著一隻小狗。有許多把拉狗的皮帶解下，讓狗自由地隨著。在這種地方，我才無意中仔細看出走狗的特色。你可常看到這種隨著的小狗，它的主義可隨便地帶著它玩，無不如意。它的主人把一隻皮球往前遠拋，它就興會淋漓地往前跑，拚命把那個皮球抓著銜回來給它的主人；它的主人再拋，它再跑，再拚命抓著球銜回來。有的沒有帶著皮球，隻要拾著一根樹枝，也可以這樣拋著玩。這大草原上有池塘，有的狗主人領著狗走進池邊，把一根樹枝拋在池裏遠處，呼喚著狗去銜回來，這狗也興會淋漓地往小池裏鑽，拚命遊泳過去，很吃力地把那根樹枝銜回來，主人顧盼著取樂。至於這主人是怎樣的人，平日幹的什麼事，叫它幹的是什麼事，有什麼意義，有什麼效果，在這疲於奔命的走狗，並沒有什麼分別，隻要你豢養它，它就對你“唯命是聽”。自號“萬物之靈”的人類裏麵的走狗，最大的特色，無疑地也是這個和狗“比美”的美德。其實“衣冠禽獸”的人類中的“走狗”較真的走狗，還要勝一籌的，是真的走狗除非是瘋狗，至多是供人玩玩，有的在鄉村裏還能擔負守夜的責任，“衣冠禽獸”中的“走狗”卻要幫著豢養他(或它)的主子無惡不作，越“忠實”越“興會淋漓，就越糟糕!在這種地方也可以說是人不如狗，不要再吹著什麼“萬物之靈”了。
(原載《大眾生活》1935年11月23日第1卷第2期)領導權
近來常聽見有人提起“領導權”這個名詞，也常聽見有人說某某或某派要搶領導權雲雲，好像領導權是可由少數人任意操縱，或私相授受似的。這種人的心目中所認為領導權，隻想到領導者，隻知道有立於領導地位的少數個人，把大眾拋到九霄雲外!於是他們便存著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以為領導權是從少數人出發，大眾隻是受這少數人所“領導”。隨著這個錯誤的觀念，他們又有著一個很大的誤解，常常慨歎於中國大眾的沒有力量，夢想著好像可以忽然從天空中掉下來的“領袖”，然後由這個“全知萬能”“生而知之”的“領袖”來“領導”大眾；以為大眾隻配受這樣高高在上和大眾隔離的“領袖”所領導!
其實領導權在表麵上似乎是領導著大眾，而在骨子裏卻是受大眾所領導，大眾才是領導權所從來的真正的根源。
我在莫斯科時細看他們的革命博物館，看到革命進程中每一個運動的事實的表現，都覺得領導中心之所以偉大，全在乎能和當時大眾的要求呼應著打成一片；換句話說，領導中心是受著大眾的領導，也隻有受著大眾領導的中心才能成其為領導中心。
誰都不能否認列寧和他的一群是蘇聯革命的領導中心。他在1917年發動革命時所提出的標語是土地、麵包、和平。當時克倫斯基政府無力應付經濟危機，仍和協約國進行帝國主義爭奪的戰爭，對於民生的艱苦，農民土地問題的急切待決，都毫不顧及。而列寧在當時所提出的三大主張：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不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恰恰反映著當時大眾的迫切要求；接著主張“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又是達到這三大主張的惟一途徑。列寧在當時能根據大眾的真正要求和可以達到這真正要求的途徑努力幹去，這不是很顯然地是受著大眾所領導嗎?這不是很顯然地表示他的領導權不是和大眾隔離而是發源於大眾的嗎?所以在表麵上列寧和他一群似乎是在那裏領導著大眾向著正確的路線前進，而在骨子裏卻是他和他的一群受著大眾的要求所領導而向前邁進著。他的偉大是在於他能認清大眾的要求和用來達到大眾要求所必由的正確路線，並不是離開大眾而能憑著什麼領導權而幹出來的。而且在他認清大眾的要求和用來達到大眾要求所必由的正確的路線後，也還要靠著大眾自身的共同奮起鬥爭的力量而才能獲得成功的，並不是拋開大眾的力量而能由少數人孤獨著幹得好的。其實果然能依著大眾的要求而努力的，決不會得不到大眾的共同奮鬥的力量；怕大眾力量抬頭，用種種方法壓迫大眾力量的抬頭，正足以證明這些人為的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一群的利益，所以提防大眾如防家賊似的!和大眾既立於相反的地位，摧殘蹂躪大眾之不暇，還說得上什麼領導大眾呢?果要領導大眾嗎?必須受大眾的領導!
(原載1936年1月25日《大眾生活》第1卷第11期)個人的美德
有一位老前輩在某機關裏辦事，因為他的事務忙，那機關裏替他備了一輛汽車，任他使用。有一天他對我說，他想念到中國有許多苦人，在餓寒中過可憐的日子，覺得非常難過，已把汽車取消，不再乘坐了。我問他什麼用意，他說改造社會，要以身作則。他這樣做是要把自己的儉苦來感化別人的。我說我很懷疑這種“感化”的實效究竟有多少，因為許多“苦人”根本就坐不起汽車，用不著你去感化；至於上海灘上的富翁闊少，買辦官僚，決不會因為你老不坐汽車，他們也把汽車取消。就是我這樣出門隻能乘乘電車，或有的地方沒有電車可乘，因為要趕快，不得不忍心坐上把人當牛馬的黃包車，也無法領略你老的“感化”作用。他聽了沒有話說。
就一般說，這位老前輩算是有著他的個人的美德，但他要想把這“個人的美德”的“感化”作用來“改造社會”，便發生我在上麵所說的困難了。他真正要想改造社會，便應該努力促成一種社會環境，使白坐汽車的剝削者群無法存在，勞苦大眾在需要時都有汽車可坐，這才是根本的辦法；但是這種合理的社會環境是要靠集體的力量實際鬥爭得來的，決不是像“取消汽車，不再乘坐”的“個人的美德”所能由“感化”而造成的。
有人羨稱列寧從革命時代到他握著政權以後，隻有著一件陳舊破爛的呢大衣，連一件新大衣都沒有，歎為絕無僅有的個人的美德，好像要想學列寧的人隻須學他始終穿著一件破舊的大衣便行!其實列寧並非有意穿上一件破舊的大衣來“感化”什麼人，他的偉大是在能領導大眾為著大眾革命，在努力革命中忘卻了自己的衣服享用，恰恰是無意中始終穿著一件破舊的大衣。倘若不注意他為解放大眾所積極進行的工作，而僅僅有意於什麼個人美德的感化作用，那就等於上麵那位老前輩的感化論了。無疑地列寧決不是要提倡穿著破舊的大衣，他所領導的革命成功之後，勞苦大眾不但無須穿著破舊的大衣，而且因社會主義建設的著著成功，大家還都得穿上新的好的大衣!
我在德國的時候，聽見有人不絕口地稱讚希特勒的儉德，說他薪俸都不要，把它歸還到國庫裏。我覺得他的重要任務是所行的政策能否解決德國人民的經濟問題，是否有益於德國的大眾，倒不在乎他個人的薪俸的收下或歸還。老實說，像我們全靠一些薪俸來養家活命的人們，便無從領受這樣“個人的美德”的“感化”。
我們的意思，當然不是反對個人的美德，更不是說奢侈貪汙之有裨於社會，不過鑒於有一班人誇大“個人的美德”對於改造社會的效用，反而忽略或有意模糊對於改造現實所需要的積極的鬥爭。
(原載1936年2月26日《大眾生活》第1期第16期)民眾的要求
民眾所要求的是真正的徹底的抗敵救國，但怎樣知道是真正的徹底的抗敵救國呢?至少有兩個條件：一個是開放民眾的救國運動；還有一個是在救國目的未達到以前，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
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後勝利不是僅靠軍事所能獲得的。兩個侵略國的掠奪戰爭和被侵略國對於侵略國的抗戰，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主要的異點是前者偏重軍事的對抗力量，後者卻靠一致拚死自救的策略。因為這個緣故，在被侵略國的基本力量是在軍事和民眾的力量打成一片。所謂軍事和民眾的力量打成一片，卻有特殊的意義，不可忽視的。遇著全國民眾所托命的國家民族臨到極危殆的時候，大家為著救死而共同團結起來努力奮鬥，這是自發的必然的運動，在握有政權、軍權者誠然也誌在真正出全力為垂危的國家民族爭取最後一線的生機，和民眾救國運動所奔赴的目標是同一的，這兩方麵便自然地會打成一片。在這種的形勢之下，當局者不但不怕民眾救國運動，而且渴求民眾救國運動的自動勃發，和軍事的力量相輔相成。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民眾救國運動的解放，是真正的徹底的抗敵救國的第一塊試金石、第一個象征。在民眾方麵，誠然要實現真正的徹底的抗敵救國，第一步必須爭取民眾救國運動的自由權。
抗敵救國是最偉大的，也是最艱苦的事業，需要堅決久持百折不回的努力奮鬥，這固然是不消說的。但是為什麼要堅決久持百折不回的努力奮鬥?為的當然不是任何個人或任何集團的利益，卻是要使得全國民眾所托命的國家民族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在這個目的未達到以前，不應該妥協。這理由是很顯然的，真正的目的既在抗敵救國，在敵未退而國未救以前，為著什麼要妥協呢?所以是否真正的徹底的抗敵救國，要看是否中途妥協。中途決不妥協，那才是真為著抗敵救國而邁進，否則便表示另有其他的動機。這可說是第二塊試金石。
常聽到有人發生疑問：某某在心裏是要抗敵救國吧?某某在動機上是另有問題吧?無可捉摸的心，無形可見的動機，誠然無法加以評判，但是事實上的表現卻是有憑有據的客觀材料。注意客觀事實的進展，應用這兩塊試金石，正確的評判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