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原載1936年6月8日香港《生活日報》第2號)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理論和實踐是統一的，總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一個人所承認的理論和他的行為之間有必然的關係。這並不是說一個人的實踐不會和他的理論發生矛盾，卻是說倘若這兩麵有了矛盾，必有一個理由，而這個理由卻是和實踐有著密切關係的。最簡明的例子是說謊。倘若我說我未曾做某事，而在實際上我卻做了，那末我的理論和行動之間顯然便發生了矛盾。但是為什麼有這樣的矛盾?這裏麵便有著它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卻是和他的實踐有著密切關係的，不是理論的。任何有意的說謊，總有一個為什麼要這樣說謊的實際的理由。有的時候，說謊是出於無意的，說出的話不但欺騙了別人，同時也欺騙了自己，通常叫做“自欺”。“自欺”當然不是出於有意或心裏知道，卻是由於不知不覺中受著自己成見的影響，受著潛伏著真正的動機所影響。這種毛病，常人是很容易犯的。例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人們對於他們所本來討厭的人，評判得特別苛刻。他們自己以為在說老實話，而在旁觀者清的我們，卻知道他們的偏見是受著他們對於這個人的厭惡心理所影響，而他們的這個厭惡心理卻是有著實際的理由，不是理論的。所以理論和實踐的聯係並不是說理論和實踐總是能彼此融合的，卻是說這兩麵有著必然的關係；倘若這兩方麵發生矛盾的時候，必然都有著實際的理由。換句話說，理論常為實踐所決定。
這樣看來，一個人自己在嘴巴上承認的所信仰的東西，未見得就是真正信仰的東西，甚至有許多人自己還莫名其妙，不覺得自己是在欺騙自己!但是遇著這樣的情形，我們怎樣能判斷這個人究竟真正信仰什麼呢?我們不能根據他所說的或是他所想的，必須觀察他在行動上所表現的是什麼。我們如看見任何人的行動和他所自認的信仰矛盾，便立刻可以判斷他並非真正信仰他所自認的原則。你如要知道他真正信仰什麼，你必須研究他的行動上的表現，不能僅靠研究他說些什麼或想些什麼。
這個原則似乎是很簡單明了，人人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們如把這個基本原則應用於實際，便有很重要的意義。例如我們對於任何政黨，或任何集團，或任何個人，不能僅看了他們嘴巴上所承認的黨綱或理想，便相信它是真確的，必須堅持地把他們所自認的理論和他們在行動上的表現比較比較。你如果要知道一個政黨究竟代表了什麼，你必須很不怕麻煩地仔細研究它在行動上的表現究竟是什麼。例如有自命什麼主義的政黨，我們仔細研究它在行動上的表現不但不能實現它所標榜的主義，而且是反而要阻礙這個主義的成功，那末我們便可斷言這個政黨不是這樣主義的政黨。不但如此，我們發現理論實踐不符的時候，還要研究這裏麵所潛伏著的實際的理由。你並且可以發現這個實際的理由總是含著有欺騙的作用，無論是出於有意的，自覺的，或是出於無意的，不自覺的。因為決定這個政黨的行動是有它的真正的動機，不是該黨所承認的動機，無論這真正的動機是否主持該黨者所自覺，但是對於一般人是具有欺騙的作用卻是一樣的。行動既然決定理論，我們要信任任何政黨，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他們說要做什麼，或想要做什麼，卻是在實際上他們做什麼。不但我們對於任何政黨要這樣，對於任何集團或個人的觀察，都應注意這基本的原則。
實踐決定理論，真正的理論也有著領導行動的功用。所謂真正的動機，跟僅在表麵上標榜著而實際上和實踐不符的理論或動機不同，是指真有領導實際行動的理論或動機，雖則在行動者的本人有的是自覺，有的是不自覺的。倘若一個人不知道他的真正的動機所在，那末他的行動是盲目的，盲目的行動有著很大的危險性，因為理論是實踐的眼睛。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正確的理論來做行動的基礎，同時要使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
(原載1936年6月14日《生活日報星期增刊》
第1卷第2號)苦悶與認識
在現在的中國裏，除漢奸賣國賊外，大概都不免在苦悶的氣氛中。尤其是熱情橫溢的青年，他們特富於敏銳的感覺，純潔的心情，每日展開報紙所看到的記載，盡是民族的敵人橫行無忌，激進侵略的事實，悲憤的情緒，實有難於抑製之苦。想不幹吧，做了中國人，逃不出中國的現實；你有眼睛，所看見的無法逃避中國的實況，你有耳朵，所聽見的無法逃避中國的實況。要幹吧，又苦於滿地荊棘，不知道從何著手。這樣處於不幹不是幹又不得的苦境，當然要感到難於擺脫的苦悶。這種苦悶已普遍於一般人，尤以青年們為尤甚。
極端苦悶的結果，大概不外兩途：一是由苦悶而更努力於尋覓出路，終於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頹廢，自暴自棄。當然，這裏所謂尋覓出路，指的不是個人的出路，一則在現狀下，整個民族沒有出路，個人實在無法覓得出路，二則看到整個民族到了這樣慘痛的境地，個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問題。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於怎樣使整個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談到這裏，便要牽連到認識的問題。認識不正確、不清楚，還是要鑽到苦悶的牛角尖裏去。為什麼?因為一個民族的出路，在時間上決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完全達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兩人或少數人所能單獨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個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一個燈塔，知道向什麼方向幹去。在你幹的曆程中，還不知要經過多少的艱苦困難，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煩!你倘若經不起這樣的艱苦困難，經不起這樣的磨折麻煩，你根本就未曾認識這是在幹的曆程中必有的階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悶。這是先要弄清楚的第一點。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眾來參加共同奮鬥，不是可以像“英雄主義”的幻想，可以由一兩人或少數人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們的工作要注意於說服多數人，推動多數人來參加我們的陣線；這是需要很忍耐的，很堅毅的，很不怕煩的實際工作。倘若你未認識這是在幹的曆程中必有的階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悶。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點。最後，有些人希望在一種現成的理想的環境中幹自己所要做的救國工作，以為非舍去原有的職業是無可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悶上加上苦悶!其實這也是由於認識的錯誤。救國的工作是由各種各樣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應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從現實做出發點去幹的。倘若希望有個現成的理想的環境，那是隻有到烏托邦去，那隻有始終在苦悶的氣氛中翻鬥，交臂失去了許多可以幹的機會，這是多麼可惜的啊。
(原載1936年6月16日香港《生活日報》第10號)防家賊與民眾運動
最近有朋友從山西來，談起一件饒有趣味而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事情。據說山西當局在北方戰事愈益嚴重之後，也感覺到動員民眾偉大力量的重要，但是臨到危急的時候，卻不大“動”得起來，於是閻主任詫異為什麼他幹了二十年的“民眾運動”，卻得到這樣的結果!他想起第八路軍的先生們精於此道，特約幾位來商量這件奇事。他對他們老實提出這個問題；並且老實說他“動員”幾個月，隻“動”了幾百人，而前次未改編前的“八路軍”一入山西，就帶去了五千民眾，這裏麵必然有什麼秘訣!他們回答得太爽直了。他們老實告訴他，說他二十年來的“民眾運動”，在實際上隻是壓迫民眾的運動!他們說倘若他真要把民眾動員動起，必須把壓榨農民的苛稅迅速減輕，把阻礙民眾運動發展的種種事實消除，讓民眾積極發揮他們的自動性，他們當然要起勁起來的。
我的這篇隨筆的標題把防家賊和民眾運動聯在一起，初看起來，似乎太不倫不類了，但是如果我們不有意忽視上麵所說的那樣嚴重的事實教訓，對於這個標題應該不難得到相當的了解吧。我們防家賊，主要的目的是在時時刻刻提防他會妨礙我們自己的利益，要這兩方麵精誠合作，是很少希望的——倘若不是絕對不可能。被人當作家賊防的人，要他們真能參加合作的工作，就是他心裏萬分願意，而牽掣於種種的束縛和障礙，要發揮他的自動性，共同起來努力奮發，在事實上是無法辦到的。這樣一來，往往有一批人鉤心鬥角於培植“防家賊”的“自己人”的勢力，而實際無意作家賊而卻被人當作家賊來防的人們，他們的精力也被消耗於人事的糾紛，對於真正救亡的工作而無法得到充分的效率。
山西的注意民眾運動，一向是我們所常常聽到的，但一旦臨到危急的時候，民眾應該有的偉大力量竟“動”不起來，可見我們要注重的民眾運動不可以掛了一塊招牌為已足，必須開展真正的民眾運動，同時要把領導民眾和防家賊分清楚。我們都要把少數人的利益拋開，大家的心目中隻有整個民族的利益，這樣才能達到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目的。
(原載1937年10月13日上海《抵抗》三日刊第17號)《獄中雜感》序
杜重遠先生是一位精明幹練的事業家，他一向不注重做文章，甚至不相信他自己能做文章。當我主持《生活》周刊筆政的時候，，他為著抗敵救國運動，四方奔走呼號，我約他在工作餘下的一些時間，偷閑替《生活》周刊寫一些通訊，他總是很謙遜地推說不會寫，後來經我再三催請，他才寫一點。但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我覺得他愈寫愈好，他自己也越寫越起勁。正是因為他富有實踐的經驗，不是為做文章而做文章，所以他的作品感人特別地深，使讀者得到的益處特別地厚。
我深信讀者諸君從這本書裏可以看出杜先生是一個血性男子；我把杜先生視為我的最好的一個朋友，就因為他是一個血性男子。因為他是一個血性男子，所以他對於救國運動能始終不懈地向前幹去；因為他是一個血性男子，所以他不但自己能那樣幹，並且能吸動許多人一同幹去。
此外我知道杜先生的性格是嫉惡如仇，從善如流。他對於朋友們的意見，最能虛心傾聽，一覺到你所說的是合於真理，他就慨然讚同，毫無成見。
我們希望杜先生為國努力，前途無量，這本書裏所表現的隻是他的未來事功的滄海之一粟罷了。
韜奮記於生活星期刊社悼王永德先生
在國難這樣嚴重的時候，哭愛國青年王永德先生的死，實在增加我的無限的悲痛。
永德江蘇常熟人，七歲進本鄉的梅李小學，十二歲畢業，在原校補習兩年，十五歲考進生活周刊社做練習生(民國18年10月)他為人沉默厚重，常常不聲不響地把所辦的事做得妥妥貼貼。我最初隻感覺到他的書法進步得很快，辦事的能力一天天充實起來，不久我便出國視察，和他分別了兩年多。在國外的時候，常常接到他的信，很驚異他的文筆和思想進步得那樣快。去年我回國後創辦《大眾生活》周刊，請他襄助編輯，同時幫助一部分信件的事情。他辦事非常認真負責，把《大眾生活》的事情看作他自己的事情。同時他又不顧勞瘁地參加救國運動。我辦《生活日報星期增刊》的時候，仍請他幫忙，我們總是共同工作到深夜。他在公餘，自己不停地研究，該刊五號《怎樣研究時事動態》一文，就是他做的。他不但辦事得力，思想進步，寫作的能力也有突飛的猛進。我最近請他幫杜重遠先生編了《獄中雜感》一書。這本書我原答應做一篇序文，但是因為忙得不可開交，延擱又延擱，他常常催我，前幾天才寫好付印。本月3日聽說他患傷寒症在仁濟醫院，我趕去看他的時候，他已不能認識我，我叫了好幾聲，他才在迷惘中知道是我。在那樣的神誌昏迷中，他第一句突然出口的便是“杜先生的書已出版了沒有?”他在那樣苦楚中還流露著這樣負責的精神，我聽著真心如刀割!
我隨請一位西醫好友去看他，據說他的病症雖很危險，脈息還好，還不無希望，不料竟於11月9日的早晨5點半鍾去世。他死的時候才二十歲。人材培養不易，像王永德這樣的人材，不是容易培養成功的，不幸這樣短命，我不僅為私誼哭，實為社會哭。
(原載1936年11月15日上海《生活星期刊》
第1卷第24號)人圈
有一個很知己的好友最近由西北回到上海來，我們知道那裏是有著時時渴望“打回老家去”的東北軍，他們裏麵有的新自東北出來的親友，和我的這個好友談起東北同胞慘遇的情形，最淒慘的是我們的民族敵人近來在東北各村裏設有所謂“人圈”，把貧病交加的我們的苦同胞，拉到這個人圈裏去喂獵狗!事實是這樣：因為義勇軍的各處潛伏，我們的民族敵人把小村一大片一大片的燒掉，窮苦的老百姓往村裏逃，沒有屋子住餐風露宿，病了也沒有醫藥，敵人便仿照豬圈或牛圈的辦法，在荒地上用木椿圍成大圈，裏麵放著餓狗，病得未死的人都被拉到裏麵去喂狗，夜裏常可聽到慘不忍聞的哀號!
我希望這慘呼的哀音能打動全國每一個愛國同胞的心弦!我希望全國同胞明白這種慘遇是每一個同胞和我們的子孫的命運，倘若我們還不一致團結起來挽救這個危亡的祖國。
(原載1936年11月22日上海《生活星期刊》
第1卷第25號)工作的大小
工作有沒有大小的分別?就一般的觀念說，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別。我們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尋常人做小事。這種觀念裏麵，也許含有個人的虛榮心的成分，雖則沒有人肯這樣坦白地承認。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滿意於做小事，不一定出於個人的虛榮心，也許是出於很好的動機，希望由此對於社會有較大的貢獻；依他看起來，大事的貢獻較大，小事的貢獻較小，因為要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所以不願做小事，隻想做大事。這個動機當然是很可嘉的。我們當然希望社會上人人都有較大的貢獻，於是對於能夠有較大貢獻於社會的人們，特別歡迎。
不過什麼樣的事可算做大?什麼樣的事隻能算小?什麼樣的貢獻可算做大?什麼樣的貢獻隻能算小?這卻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易有一致的見解。
我們如在軍界做事，就一般人看來，也許要覺得做大將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覺得做丟盡了臉的不抵抗的大將，眼巴巴地望著民族敵人今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刺一槍，而不能盡一點軍人衛國的天職，做這樣的不要臉的大將，實在還不如做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時的一個小卒。在這樣的場合，一個小卒的工作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反而大，一個大將的貢獻不但是小，而且等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