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要駁我，說對民族敵人不抵抗的不要臉的大將，當然是太不要臉，對國家民族不能有什麼的貢獻，這誠然是不錯，但是如做了真能抗敵衛國的大將，那便有了較大的貢獻了。這樣看來，大將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將的貢獻仍然是比小卒的貢獻大。
我承認這話確有一部分的理由，不過我們要知道一個軍隊要能作戰，倘若全軍隊都是大將，人人都做指揮官，這戰事是無法進行的；反過來說，倘若全軍隊都是小卒，如同一盤散沙，沒有人指揮或領導，那麼這戰事也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在抗敵衛國的大目標下，大將和小卒在與敵作戰的軍隊裏雖各有其機能，但是同有貢獻於國家民族是一樣的，在本質上，工作的大與小，貢獻的大與小，原來就沒有什麼分別的。硬看做工作有大小，貢獻有大小，這隻是流俗的看法罷了。
宜於做大將的材料，我們讚成他做大將；宜於做小卒的材料，我們也讚成他做小卒。從本質上看來都沒有什麼大小高低之分，我們所要問的隻是他們為著什麼做。
(原載1936年6月18日香港《生活日報》第12號)從現實做出發點
“理想為事實之母”，這句話好像是很合於真理的，尤其是因為很耳熟的一句成語，我們往往不加思索地把它認為確切不變的真理。其實我們如仔細思量一番，便知道這句話有著語病，因為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為理想是可以超越現實而憑空虛構的，不想到自古以來任何大思想家的理想，都有他的現實的社會背景，都有事實之母，而不是憑空產生的。由事實產生的理想，再由這理想而影響到後來的事實，這誠然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由這樣的觀點看去，說“理想為事實之母”，這句話原也講得通，但是還不可忘卻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那便是要在現實上運用這個理想，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必須顧到當前的客觀的事實，不是能夠拋開你當前的現實而可以立刻或很順利地實現你的理想。
哲學家的重要任務是要改變世界，而不是僅僅用種種方法解釋世界。人類是能夠改造曆史的。所以我們要推動曆史巨輪的前進，不可屈服於現實，必須負起改造現實的使命，但是要改造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不能拋開現實而不顧，這是很顯然的。例如你要改造一所屋子，你必須根據這所屋子的種種實際的情形設計，無論如何是不能拋開這所屋子而不顧的。
我們倘若能常常牢記著我們是要從現實做出發點，便不至犯近視病的苦悶，悲觀，為艱苦所克服的等等流弊。
我們閉攏眼睛靜思我們理想中的中國，盡管是怎樣的自由平等，愉快安樂，但是你要實現這個理想，必須從現實的中國做出發點；現實的中國不能這樣完全的，是有著許多可悲可痛的事實，是有著許多可恥可憤的事實，我們既明知現實的中國有著這種種的當前事實，又明知要改造中國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便須準備和這種種事實相見，便須準備和種種事實鬥爭，這是意中事，是必然要遇著的；從事實做出發點的鬥爭，決不是沒有阻礙的，有阻礙便必然地有困難，解決困難也必然要經過艱苦的曆程，這是意中事，也必然要遇著的。其實中國如果是已像我們理想中的那樣完全了，那就用不著我們來改造；改造時如沒有阻礙，沒有困難，那也用不著我們來鬥爭。倘若你一方麵要改造中國，要排除阻礙，解決困難；一方麵卻因中國的糟而苦悶，悲觀，怕見阻礙，怕遇困難；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矛盾所給與你的痛苦，是因為未曾注意要從現實做出發點!如果我們注意我們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我們既不能像孫行者的搖身一變，脫離這個現實的世界，翻個鬥到天空裏去，那末我們隻有向前幹的一個態度，隻有排除萬難向前奮鬥的一個態度。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必須從現實做出發點，現實就根本是有缺憾的，必然是不完全的，必然是有著許多不滿意的，甚至必然是有著許多事實令人痛心疾首的，我們既不能逃避現實，就不能逃避這種種，就隻有設法來對付這種種；一個人或少數人來對付不夠，就隻有設法造成集體的力量來對付。
現在有不少青年有誌奮鬥，但同時卻有許多逃不出苦悶的圈子。苦悶是要消磨誌氣的(雖則在某一場合也可以推動奮鬥)，所以我們要注意：我們必然地要從現實做出發點。
(原載1936年7月5日香港《生活日報星期增刊》
第1卷第5號)論民族固有道德
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裏，分析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中國民族固有道德。近來守土長官，封疆大吏，對於侵略者隻會屈服退讓，對於小百姓隻會殘虐剝削，早已把總理遺教，拋在九霄雲外，惟有所謂民族固有道德，卻到處在提倡著。北自北平，南至廣州，當局提倡舊道德，提倡讀經複古，可謂不遺餘力。雖然舊道德不是一麵擋箭牌，可以抵擋侵略國的槍刺炮彈，舊道德也不是一服續命湯，可以挽救軍閥獨夫的沒落運命，這有眼前事實證明，但是孫先生所謂民族固有道德，卻依然值得我們來詳細研究一下。
民族固有道德，以“忠”列第一位。“忠”的最大意義是忠於國家，忠於民族。但是現在恰巧相反。我們民族中間，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一天天增多。大的如鄭孝胥，趙欣伯，殷汝耕，石友三等等，小的如華北和福建的貧民，甚至為了兩三毫錢，出賣給日本人。這種大大小小的漢奸，一個個升官發財，作威作福，而有民族氣節，盡忠報國的誌士，反而一個個消沉下去，這不是關懷民族道德的人們所最痛心的事嗎?
許多貧苦無識的同胞，因遭層層剝削，無法生活，不得已而充當漢奸，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有些統兵將領，官僚政客，甚至文人學者，也竟甘心充當漢奸，出賣民族利益，這斷不是出於偶然。原來我國近年內戰始終不絕，政令迄未統一。當局但求鞏固政權，甚至不擇手段。有時不免以高官厚祿為餌，吸引天下豪強，以求平定反側。犯上作亂，為舊道德所不許。朝秦暮楚，為士君子所齒冷。可是此種玷汙民族道德的事實，在近年政治舞台上，卻層見迭出，我們的當局至少要負一大部分責任。政府為維持威信起見，不得已而加以容忍，雖情有可原，但是首鼠兩端的投機分子，可以升官發財，而有主義有信仰的誌士，卻不免於出國誅戮。這種政策上行下效的結果，將使全國男女，隻知有富貴利祿，而不知有國家民族。那就無怪漢奸的數目要一天天增多了。
所以要杜絕漢奸的產生，必須消滅 一切漢奸心理，使投機者無法幸進，使朝秦暮楚之輩 ，不能得誌，使中國人民個個忠於國家，忠於民族。這個更用不到寫成標語，貼在牆頭。最要緊的是由政府在內政上切實做去。隻要政府對內，信賞必罰，光明坦白，一切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這樣漢奸自然絕跡了。
(原載1936年7月19日香港《生活日報》第43號)地位
我最感到愉快的一件事是展閱許多讀者好友的來信。有許多信令我興奮，有許多信令我感位，有許多信令我悲痛，有許多來信令我發指。
最近有一位讀者給我的信，劈頭就說：“你是沒有固定的地位的，所以你肯奮鬥，這是我所以特別敬重你的緣故。”下麵他接著下去討論些別的事情。
我凝望著劈頭這三句話，靜思了好些時候。我當然很感謝他的好意，把“肯奮鬥”的話來勉勵我，雖則我自己是十分慚愧，對社會並未曾“奮鬥”出什麼好的貢獻。他認為一個人肯奮鬥，是因為他沒有固定的地位。這一點卻很引起我的研究興味。什麼是“固定的地位”，這位讀者並未加上什麼解釋。猜度他的意思，也許是指穩定的地位。例如失業的人，他的地位便不穩定。失了業的人，或是所有的職業已靠不住的人，想法得到職業，或得到穩定的職業，這是人情之常，不但未可厚非，而且是很應該的事情。但得到職業或職業穩定以後，未必就不肯奮鬥。所以我轉念又覺得這位讀者所指的“地位是會有使人墜落的效用，至少是含有使人保守不求前進的效用。例如做了資本家，做了大官僚之類的東西。倘若這個猜度是對的，那末所謂“奮鬥”也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因為未得到這樣的地位，所以要奮鬥去得到：一種是因為沒有這種地位使一個人腐化或保守，所以他能向較有貢獻於社會的方麵奮鬥。前一種的奮鬥是不值得“敬重”的，所以我想那位讀者所指的是後一種的奮鬥：即不是為著自己的地位幹，是為著社會的或大眾的福利幹。
倘若我們有了正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個人的地位原是無足輕重的事情。尤其在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尤其要撇開個人地位的私念，同心協力於增高國家民族的地位。多在國外遊曆的人們，對於這一點應該有更深刻的感觸。無論你怎樣神氣活現，無論你在國內是有著怎樣高的地位，他們看去都是中國人——本來都是中國人——他們若看不起中國，任何中國人當然也都不在他們眼裏。華僑的愛國心比較熱烈，這便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隻要想到中國的國際地位怎樣，個人的地位就更不足計較了。
當然，我們所努力於中國國際地位的增高並不是要步武侵略國的行為，並不是羨慕侵略國的國際地位。我們要首先努力於中華民族的解放，努力使中華民國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當前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是什麼，是我們做中國人的每個人心坎中所明白的；當前什麼是我們民族解放的大障礙物，什麼是我們國家自由平等的劊子手，是我們的中國人的每個人心坎中所明白的。說得實在些，中國在國際上可以說是已經沒有了地位!你看見哪一個獨立的國家可以坐視敵人的鐵騎橫行，宰割如意，像現在的中國嗎?你在各國報章雜誌上看到批評中國的文字，總可以看到“中國”這個名詞是常常和世界上已亡的國家相提並論的。我們看著當然是要氣憤的。在這種時候，誰的心目中都隻有“中國”這個觀念，都隻有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怎樣的念頭，至於個人的地位怎樣，是拋諸九霄雲外的了，但是徒然氣憤沒有用，我們現在必須集中火力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的殘酷的侵略；這是當前惟一的第一件大事，是要我們全國萬眾一心，勇往奔赴的。隻須這第一件大事成功之後，什麼其他的問題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到那時我們的憲法裏也盡可以訂有：“中國對於因保護勞動者利益，或因他們的科學活動，或因爭取民族解放而受控告的外國公民，都予以庇護權。”
這是我們的民族國家未來的光明的地位，是要我們用勢血作代價去換來的，是要我們肩膀緊接著肩膀，對準著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作殊死戰去獲得的。
讓我們拋開各個人的地位，共同起來爭取中華民國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吧!
(原載1936年7月5日香港《生活日報星期增刊》
第1卷第5號)工程師的幻想
我的父親所以把我送進南洋公學附屬小學，因為他希望我將來能做一個工程師。當時的南洋公學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工程學校，由附屬小學畢業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屬中學)，中院畢業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學)，所以一跨進了附屬小學，就好像是在準備做工程師了。我在那個時候，不知道工程師究竟有多大貢獻，模模糊糊的觀念隻是以為工程師能造鐵路，在鐵路上做了工程師，每月有著一千或八百元的豐富的薪俸，父親既叫我準備做工程師，我也就冒冒失失地準備做工程師。其實講到我的天性，實在不配做工程師。要做工程師，至少對於算學、物理一類的科目能感到濃厚的興趣和特殊的機敏。我在這方麵的缺憾，看到我的弟弟在這方麵的特長，更為顯著。我們年紀很小還在私塾的時候，所好便不同。當時我們請了一位老夫子在家裏教著“詩雲子曰”，並沒有什麼算學的功課，但是我的弟弟看見家裏用的廚子記帳的時候打著算盤，就感覺到深刻的興趣，立刻去買了一本“珠算歌訣”，獨自一人學起什麼“九歸”來了。我看了一點不感覺興味，連袖手旁觀都不幹。我隻有趣味於看綱鑒，讀史論。後來進了小學，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學。當時教算學的是吳叔厘先生。他的資格很老，做了十幾年的算學教員，用的課本就是他自己編的。我看他真是熟透了，課本裏的每題答數大概他都背得出來!他上課的時候，在黑板上寫著一個題目，或在書上指定一個題目，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著的那塊小石板上，用石筆的的答答地算著。不一會兒，他老先生手上拿著一個記分數的小簿子，走過一個一個的桌旁，看見你的石板上的答數是對的，他在小簿上記一個記號；看見你的石板上的答數不對，他在小簿上另記一個記號。我愈是著急，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我的答數對的少而錯的多，那是不消說的。如我存心撒爛汙，那也可以處之泰然，但是我卻很認真，所以心裏格外地難過，每遇著上算學課，簡直是好像上斷頭台!當時如有什麼職業指導的先生，我這樣的情形一定可供給他一種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勸我不必準備做什麼工程師了。但是當時沒有人顧問到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糊裏糊塗中過日子。小學畢業的時候，我的算學考得不好，但是總平均仍算是最多，在名次上仍占著便宜。剛升到中院後，師友們都把我當作成績優異的學生，隻有我自己知道在實際上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既把我誤看作成績優異的學生，我為著虛榮心所推動，也就勉為其難，拚命用功，什麼“代數”哪、“幾何”哪，我都勉強地學習，考的成績居然很好，大考的結果仍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心裏對這些課目，實在感覺不到一點興趣。這時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學校裏求學，我們住在一個房間裏。我看他做算學問題的時候，無論怎樣難的題目，在幾分鍾內就很順手地得到正確的答數；我總是想了好些時候才勉強得到，心裏有著說不出的煩悶。我把這些題目勉強做好之後，便趕緊把課本擱在一邊，希望和它永別，留出時間來看我自己所要看的書。這樣看來，一個人在學校裏表麵上的成績，以及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惟一的要點是你對於你所學的是否心裏真正覺得很喜歡，是否真有濃厚的興趣和特殊的機敏；這隻有你自己知道，旁人總是隔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