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進了中院以後，仍常常在夜裏跑到附屬小學沈永臒先生那裏去請教。他的書櫥裏有著全份的《新民叢報》，我幾本幾本的借出來看，簡直看入了迷。我始終覺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這個時代的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對於當前政治的深刻的評判，對於當前實際問題的明銳的建議，在他的那枝帶著情感的筆端奔騰澎湃著，往往令人非終篇不能釋卷。我所苦的是在夜裏不得不自修校課，尤其討厭的是做算學題目；我一麵埋頭苦算，一麵我的心卻常常要轉到新借來放在桌旁的那幾本《新民叢報》!夜裏10點鍾照章要熄燈睡覺，我偷點著洋蠟燭躲在帳裏偷看，往往看到兩三點鍾才勉強吹熄燭光睡去。睡後還做夢看見意大利三傑和羅蘭夫人(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叢報》裏所發表的有聲有色的傳記)!這樣準備做工程師，當然是很少希望的了!
(原載1936年11月1日上海《生活星期刊》
第1卷第22號)大聲疾呼的國文課
當時我進的中學還是四年製。這中學是附屬於南洋公學的(當時南洋公學雖已改稱為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但大家在口頭上還是叫南洋公學)，叫做“中院”。大學部叫做“上院”，分土木和電機兩科。中院畢業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南洋公學既注重工科，所以它的附屬中學對於理化、算學等科目特別注重。算學是我的老對頭，在小學時代就已經和它短兵相接過，但是在中學裏對於什麼“代數”、“幾何”、“解析幾何”、“高等代數”等等，都還可以對付得來，因為被“向上爬”的心理推動著，硬著頭皮幹。在表麵上看來，師友們還以為我的成績很好，實際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強中幹”了。
但是南洋公學有個特點，卻於我很有利。這個學校雖注重工科，但因為校長是唐尉芝先生(中院僅有主任，校長也由他兼)，積極提倡研究國文，造成風氣，大家對於這個科目也很重視；同時關於英文方麵，當時除聖約翰大學外，南洋公學的資格算是最老，對於英文這個科目也是很重視的。前者替我的國文寫作的能力打了一點基礎；後者替我的外國文的工具打了一點基礎。倘若不是這樣，隻許我一天到晚在XYZ裏麵翻筋鬥，後來要出行便很困難的了。但是這卻不是由於我的自覺的選擇，隻是偶然的湊合。在這種地方，我們便感覺到職業指導對於青年是有著怎樣重要的意義。
自然，自己對於所喜歡的知識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進步的，但是環境的影響也很大。因為唐先生既注意學生的國文程度和學習，蹩腳的國文教員便不敢濫竽其間，對於教材和教法方麵都不能不加以相當的注意。同時國文較好的學生，由比較而得到師友的重視和直接的鼓勵，這種種對於研究的興趣都是有著相當的關係的。
我們最感覺有趣味和敬重的是中學初年級的國文教師朱叔子先生。他一口的太倉土音，上海人聽來已怪有趣，而他上國文課時的起勁，更非筆墨所能形容。他對學生講解古文的時候，讀一段，講一段，讀時是用著全副氣力，提高嗓子，埋頭苦喊，讀到有精彩處，更是弄得頭上的筋一條條的現露出來，麵色漲紅得像關老爺，全身都震動起來(他總是立著讀)，無論哪一個善打瞌睡的同學，也不得不肅然悚然!他那樣用盡氣力的辦法，我雖自問做不到，但是他那樣聚精會神，一點不肯撒爛汙的認真態度，我到現在還是很佩服他。
我們每兩星期有一次作文課。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訂成一厚本，帶到課堂裏來，從第一名批評起，一篇一篇的批評到最後，遇著同學的文卷裏有精彩處，他也用讀古文詩的同樣的拚命態度，大聲疾呼地朗誦起來，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每次經他這一番的批評和大聲疾呼，大家確受著很大的推動；有的人也在寄宿舍裏效法，那時你如有機會走過我們寄宿舍的門口，一定要震得你耳聾的。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領，他改你一個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裏隻要有一句有精彩的活，他都不會抹煞掉。他實在是一個極好的國文教師。
我覺得要像他那樣改國文，學的人才易有進步。有些教師盡轉著他自己的念頭，不顧你的思想；為著他自己的便利計，一來就是幾行一刪，在你的文卷上大發揮他自己的高見。朱先生的長處就在他能設身處地替學生的立場和思想加以考慮，不是拿起筆來，隨著自己的意思亂改一陣。
我那時從沈永臒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寫作的要訣，是寫作的內容必須有個主張，有個見解，也許可以說是中心的思想，否則你盡管堆著許多優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個題目，不就動筆，先盡心思索，緊緊抓住這個題目的要點所在，古人說“讀書得間”，這也許可以說是要“看題得間”；你隻要抓住了這個“間”，便好像拿著了舵，任著你的筆鋒奔放馳騁，都能夠“搔到癢處”和“隔靴搔癢”的便大大的不同。這要訣說來似乎平常，但是當時卻有不少同學不知道，拿著一個題目就瞎寫一陣，寫了又塗，塗了又寫，鍾點要到了，有的還交不出卷來，有的隻是匆匆地糊裏糊塗地完卷了事。
(原載1936年11月8日上海《生活星期刊》
第1卷第23號)英文的學習
關於英文的學習，我不能忘卻在南洋公學的中院裏所得到的兩位教師。後來雖有不少美籍的教師在這方麵給我許多益處，但是這兩位教師卻給我以初學英文的很大的訓練和訣竅，是我永遠所不能忘的厚惠。在這國際交通日密、學術國際化的時代，我們要研究學問，學習一兩種外國文以作研究學問的工具，在事實上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提出一些來談談，也許可以供諸君的參考。
我所要說的兩位英文教師，一位是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教授英文的黃添福先生。他就是拙譯《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的那本書裏的男主人公。他大概是生長在美國，英文和美國人之精通英文者無異；英語的流利暢達，口音的正確，那是不消說的。他隻能英語，不會說中國話。做中國人不會說中國話，這就某種意義說來，似乎不免是一件憾事，但是僅就做英文教師這一點說，卻給學生以很大的優點。當然，倘若隻是精通英文而不懂教授法，還是夠不上做外國文的良師。黃先生的教授法卻有他的長處。他教的是英文文學名著，每次指定學生在課外預備若幹頁，最初數量很少，例如隻在兩三頁，隨後才逐漸加多。我記得在一年以內，每小時的功課，由兩三頁逐漸加多到二十幾頁。上課的時候，全課堂的同學都須把書本關攏來，他自己也很公平地把放在自己桌上的那本書關攏起來。隨後他不分次序的向每一個同學詢問書裏的情節，有時還加以討論。問完了每個同學之後，就在簿子上做個記號，作為平日積分的根據。他問每個同學的時候，別的同學也不得不傾耳靜聽，注意前後情節的線索，否則突然問到，便不免瞠目結舌，不知所答。在上課的五十分鍾裏麵，同學們可以說沒有一刻不在緊張的空氣中過去，沒有一刻不在練習聽的能力。
除聽的能力外，看的能力也因此而有長足的進展，因為你要在課堂上關攏書本子，隨時回答教師關於書內情節的問句，或參加這些情節的討論，那你在上課前僅僅查了生字，讀了一兩遍是不夠的，必須完全了然全課的情節，才能胸有成竹，應付裕如。換句話說，你看了你的功課，必須在關攏書本之後，對於書內的情節都能明白。這樣的訓練，對於看的能力是有很大的益處。我和同學們最初卻在心裏有些反對，認為教師問起文學的內容好像和什麼曆史事實一樣看待，使人費了許多工夫預備。但是經過一年之後，覺得自己的看的能力為之大增，才感覺到得益很大。
還有一位英文良師是徐守伍先生。他是當時的中院主任，等於附屬中學的校長；當我們到了四年級的時候(當時中學是四年製)，他兼授我們一級的英文。他曾經在美國研究經濟學，對於英文也很下過苦功。他研究英文的最重要的訣竅是要明白英文成語的運用。這句話看來似乎平常，但在初學卻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受用無窮的秘訣。徐先生還有一句很直率而扼要的話，那就是你千萬不要用你自己從來沒有聽過或讀過的字句。這在中國人寫慣中國文的人們，也許要覺得太拘泥，但是仔細想想，在原理上卻也有可相通的。我們寫“艱難”而不寫作“難艱”，我們寫“努力”、“奮鬥”而不寫作“奮力”、“努鬥”，不過是由於我們在不知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聽過或看過這類的用法罷了。初學英文的人，在口語上或寫作上往往有“捏造”的毛病，或把中國語氣強譯為英文，成為“中國式的英文”!要補救這個毛病，就在乎留意不要用你自己從來沒有聽過或讀過的英文字句。在積極方麵，我們在閱讀的時候，便須時常注意成語的用法。成語的用法不是僅僅記住成語的本身就夠的，必須注意成語所在處的上下文的意思。我們在所閱讀的書報裏，看到一種成語出現兩三次或更多次數的時候，如真在用心注意研究，必能意會它的妙用的。我們用這樣的態度閱讀書報，懂得成語越多，記得成語越多，不但閱讀的能力隨著增進，就是寫作的能力也會隨著增進。
黃先生使我們聽得懂、聽得快，看得懂、看得快，偏重在意義方麵的收獲；徐先生使我們注意成語的運用，對於閱讀的能力當然也有很大的裨益，尤其偏重在寫作能力的收獲。
我覺得這兩位良師的研究法可通用於研究各種外國文。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青年“老學究”
我真料想不到居然做了幾個月的“老學究”!這在當時的我當然是不願意做的。一般青年的心理也許都和我一樣吧，喜走直線，不喜走曲線，要求學就一直入校求下去，不願當中有著間斷。這心理當然不能算壞；如果有走直線的可能，直線當然比曲線來得經濟——至少在時間方麵。但是我們所處的實際環境並不是烏托邦，有的時候要應付現實，不許你走直線，也隻有走曲線。我當時因為不能繼續入校，心理上的確發生了非常煩悶悒鬱的情緒；去做幾個月的“老學究”，確是滿不高興、無可奈何的。不過從現在想來，如有著相當的計劃，鼓著勇氣往前走，不要自餒，不要中途自暴自棄，走曲線並不就是失敗，在心境上用不著怎樣難過；這一點，我很誠懇地提出來，貢獻於也許不得不走著曲線的青年朋友們。拿破侖說 “勝利在最後的五分鍾”，這句話越想越有深刻的意味，因為真正的勝利要看最後的分曉，在過程中的曲折是不能即作為定案的。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要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有著百折不回的精神向前進。
我當時在最初雖不免有著煩悶悒鬱的情緒，但是打定了主意之後，倒也沒有什麼，按著已定的計劃向前幹去就是了。
我的那位東家葛老先生親自來上海把我迎去。由上海往宜興縣的蜀山鎮，要坐一段火車，再乘小火輪，他都一路很殷勤地陪伴著我。蜀山是一個小村鎮，葛家是那個村鎮裏的大戶，他由碼頭陪我走到家裏的時候，在街道上不斷地受著路上行人的點頭問安的敬禮，他也忙著答謝，這情形是我們在城市裏所不易見到的，倒很引起我的興趣。大概這個村鎮裏請到了一個青年“老學究”是家家戶戶所知道的。這個村鎮裏沒有郵政局，隻有一家雜貨鋪兼作郵政代理處，我到了之後，簡直使它特別忙了起來。
我們住的雖是鄉村的平屋，但是我們的書房卻頗為像樣。這書房是個隔牆小花廳，由一個大天井旁邊的小門進去，廳前還有個小天井，走過天井是一個小房間，那便是“老夫子”的臥室。地上是磚地，窗是紙窗，夜裏點的是煤油燈。終日所見的，除老東家偶然進來探問外，隻是三個小學生和一個癩痢頭的小工役。三個小學生的年齡都不過十一二歲，有一個很聰明，一個稍次，一個是聾子，最笨；但是他們的性情都很誠摯篤厚得可愛，每看到他們的天真，便使我感覺到愉快。所以我雖像入山隱居，但有機會和這些天真的兒童朝夕相對，倒不覺得怎樣煩悶。出了大門便是碧綠的田野，相距不遠的地方有個山墩。我每日下午5點鍾放課後，便獨自一個在田陌中亂跑，跑到山墩上了望一番。這種賞心悅目的自然界的享受，也是在城市裏所不易得到的，即比之到公園去走走，並無遜色。有的時候，我還帶著這幾位小學生一同出去玩玩。
在功課方麵，這個青年“老學究”大有包辦的嫌疑!他要講解《論語》、《孟子》，要講曆史和地理，要教短篇論說，要教英文，要教算學，要教書法，要出題目改文章。《論語》、《孟子》不是我選定的，是他們已經讀過，老東家要我替他們講解的。那個聾學生隻能讀讀比較簡單的教科書，不能作文。夜裏還有夜課，讀到9點鍾才休息。這樣的兒童，我本來不讚成有什麼夜課，但是做“老夫子”是不無困難的，如反對東家的建議，大有偷懶的嫌疑，隻得在夜裏采用馬虎主義，讓他們隨便看看書，有時和他們隨便談談，並不認真。
我自己是吃過私塾苦頭的，知道私塾偏重記憶(例如背誦)而忽略理解的流弊，所以我自己做“老學究”的時候，便反其道而行之，特重理解力的訓練，對於背誦並不注重。結果，除了那位聾學生沒有多大進步外，其餘的兩個小學生，都有著很大的進步。最顯著的表現，為他們的老祖父所看得出的，是他們每天做一篇的短篇論說。
我很慚愧地未曾受過師範教育，所以對於怎樣教小學生，隻得“獨出心裁”來瞎幹一陣。例如作文，每出一個題目，必先顧到學生們所已吸收的知識和所能運用的字彙，並且就題旨先和他們略為討論一下。這樣，他們在落筆的時候，便已有著“成竹在胸”、左右逢源”的形勢。修改後的卷子，和他們講解一遍之後，還叫他們抄一遍，使他們對於修改的地方不但知其所以然，並且有較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