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深摯的友誼
跨進了約翰之後，課程上的煩悶消除了，而經濟上的苦窘還是繼續著。辛辛苦苦做了幾個月的青年“老學究”所獲得的經費，一個學期就用得精光了，雖則是栗栗危懼地使用著。約翰是貴族化的學校，富家子弟是很多的。到了星期六，一輛輛的汽車排在校前好像長蛇陣似地來迎接“少爺們”回府，我穿著那樣寒酸氣十足的衣服跑出門口，連黃包車都不敢坐的一個窮小子，望望這樣景象，覺得自己在這個學校簡直是個“化外”的人物!但是我並不自餒，因為我打定了“走曲線”的求學辦法。
但是我卻不得不承認，關於經濟方麵的應付，無論怎樣極力“節流”，總不能一文不花；換句話說，總不能一點“開源”都沒有。這卻不是完全可由自己作主的了!在南洋附屬小學就做同學的老友鬱錫範先生，那時已入職業界做事；我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往往到他那裏去五塊十塊錢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時候再還。他的經濟力並不怎樣充分，但是隔幾時暫借五塊十塊錢還覺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時候並不感覺到有著絲毫的難堪或不痛快的情緒，否則我雖窮得沒有辦法，也是不肯隨便向人開口的。在我苦學的時候，鬱先生實在可算是我的“鮑叔”。最使我感動的是有一次我的學費不夠，他手邊也剛巧在周轉不靈，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飾都典當了來助我。但是他對於我的信任心雖始終不變，我自己卻也很小心，非至萬不得已時也絕對不向他開口借錢；第一次的借款未還，絕對不隨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則他固然也沒有許多款可借；二則如果過於麻煩，任何熱心的朋友也難免於要皺眉的。
我因為要極力“節流”，雖不致衣不蔽體，但是往往衣服破爛了，便無力置備新的；別人棉衣上身，我還穿著夾衣。蚊帳破得東一個洞，西一個洞，蚊蟲乘機來襲，常在我的臉部留下不少的成績。這時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卻另有一位好友劉威閣先生。他是在約翰和我同級的，我剛入約翰做新生的時候，第一次和他見麵，我們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裏回到學校，手裏抱著一大包的衣物，一團高興地跑進了我的臥室，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件棉袍，一頂紗帳!我還婉謝著，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來用。他那種特別愛護我的深情厚誼，實在是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時他雖已結了婚，還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貼的零用費十塊錢；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蘇州娘家去了一個月，他就硬把那十塊錢給我用。我覺得這十塊錢所含蓄的情義，是幾十萬幾百萬的巨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國有句俗話，叫做“救急不救窮”，就個人的能力說，確是經驗之談。因為救急是偶然的、臨時的；救窮卻是長時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摯的友誼和熱誠的讚助，已是很難得的了，但是經常方麵還需要有相當的辦法。我於是開始翻譯杜威所著的《民治與教育》。但是巨著的譯述，有遠水不救近火之苦，最後還是靠私家教課的職務。這職務的得到，並不是靠什麼職業介紹所，或自己登報自薦，卻是和我在南洋時一樣，承蒙同學的信任，剛巧碰到他們正在替親戚物色這樣的教師。我每日下午下課後就要往外奔，教兩小時後再奔回學校。這在經濟上當然有著相當的救濟，可是在時間上卻弄得更忙。忙有什麼辦法?隻有硬著頭皮向前幹去。白天的時間不夠用，隻有常在夜裏“開夜車”。
後來我的三弟進南洋中學，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還要設法拿幾塊錢給他零用，我經濟上又加上了一點負擔。幸而約翰的圖書館要雇用一個夜裏的助理員，每夜一小時，每月薪金七塊錢。我作毛遂自薦，居然被校長核準了。這樣才勉強捱過難關。
畢雲程先生乘汽車趕來借給我一筆學費，也在這個時期裏，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經在《萍蹤寄語》初集裏麵談起過，在這裏就不贅述了。
深摯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們自己說，我們要能多得到深摯的友誼，也許還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樣做人，不辜負好友們的知人之明。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苦學時代的教書生涯
我在做苦學生的時代，經濟方麵的最主要的來源，可以說是做家庭教師。除在宜興蜀山鎮幾個月所教的幾個小學生外，其餘的補習的學生都是預備投考高級中學的。好些課程由一個人包辦，內容卻也頗為複雜。幸而我那時可算是一個“雜牌”學生：修改幾句文言文的文章，靠著在南洋公學的時候研究過一些“古文”；教英文文學，靠著自己平日對這方麵也頗注意，南洋和約翰對於英文都有著相當的注重，尤其是約翰；教算學，不外“幾何”和“代數”，那也是在南洋時所熟練過的。諸君也許要感覺到，算學既是我的對頭，怎好為人之師，未免誤人子弟。其實還不至此，因為我在南洋附屬中學時，對於算學的成績還不壞，雖則我很不喜歡它。至少教“幾何”和“代數”，我還能勝任愉快。現在想來，有許多事真是在矛盾中進展著。我在南洋公學求學的時候，雖自覺性情不近工科，但是一麵仍盡我的心力幹去，考試成績仍然很好，仍有許多同學誤把我看作“高材生”，由此才信任我可以勝任他們所物色的家庭教師。到約翰後，同學裏麵所以很熱心拉我到他們親戚家裏去做家庭教師，也因為聽說我在南洋是“高材生”；至少由他們看來，一般的約翰生教起國文和算學來總不及我這個由南洋來的“高材生”!我既然擔任家庭教師的職務，為的是要救窮，但是替子弟延請教師的人家所要求的條件卻不是“窮”，僅靠“窮”來尋覓職業是斷然無望的。我自己由“工”而“文”，常悔恨時間的虛耗，但是在這一點上卻無意中不免得到一些好處；還是靠我在讀工科的時候仍要認真，不肯隨隨便便撒爛汙。
在我自己方麵，所以要擔任家庭教師，實在是為著救窮，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師，卻是因為我的功課已很忙，倘若不窮的話，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課方麵，不願以家庭教師來分心)。可是在執行家庭教師職務的時候，一點不願存著“患得患失”的念頭，對於學生的功課異常嚴格，所毅然保持的態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這樣；你不願我這樣教，盡管另請高明。”記得有一次在一個人家擔任家庭教師，那家有一位“四太爺”，掌握著全家的威權，全家上下對他都怕得好像遇著了老虎，任何人看他來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們的“書房”門口，我正在考問我所教的那個學生的功課，那個學生見“老虎”來了，急欲起來立正致敬，我不許他中斷，說我教課的時候是不許任何人來阻撓的。事後那全家上下都以為“老虎”必將大發雷霆，開除這個大膽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結果他也不敢動我分毫。我所以敢於強硬的，是因為自信我在功課上對得住這個學生的家長。同時我深信不嚴格就教不好書，教不好書我就不願幹，此時的心裏已把“窮”字拋到九霄雲外了!
這種心理當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學費用明明要靠擔任家庭教師來做主要來源，而同時又要這樣做硬漢!為什麼要這樣呢?我自己也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根據，隻是好像生成了一副這樣的性格，遇著當前的實際環境，覺得就應該這樣做，否則便感覺得痛苦不堪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