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這樣的一個“硬漢教師”，不但未曾有一次被東家驅逐出來，而且凡是東家的親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熱烈的歡迎，一家結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細分析我的“硬”的性質，覺得我並不是瞎“硬”，不是要爭什麼意氣，隻是要爭我在職務上本分所應有的“主權”。我因為要忠於我的職務，要盡我的心力使我的職務沒有缺憾，便不得不堅決地保持我在職務上的“主權”，不能容許任何方麵對於我的職務作無理的幹涉或破壞(在職務上如有錯誤，當然也應該虛心領教)。我不但在做苦學生時代對於職務有著這樣的性格，細想自從出了學校，正式加入職業界以來，也仍然處處保持著這樣的性格。我自問在社會上服務了十幾年，在經濟上僅能這手拿來，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語所謂“由手到嘴”的境況中過日子，失了業便沒有後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學生時代要靠著工作來支持求學的費用，但是要使職務不虧，又往往不得不存著“合則留，不合則去”的態度。所以我在職業方麵，也可說是一種矛盾的進展。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一幕悲喜劇
在我再續談《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第一件雖是關於個人的私事，但是也脫不了當時的社會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著“五·四”運動以後的動向，打倒“吃人的禮教”，也是其中的一個支流，男女青年對於婚姻的自由權都提出大膽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會和理想的家庭混做一談，甚至相信理想的社會必須開始於理想的家庭!我在當時也是這許多青年裏麵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類的影響，於是我的婚姻問題也隨著發生過一次的波瀾。
我的父親和我的嶽父在前清末季同在福建省的政界裏混著，他們因自己的友誼深厚，便把兒女結成了“秦晉之好”，那時我雖在學校時代，“五·四”運動的前奏還未開幕，對於這件事隻有著糊裏糊塗的態度。後來經過“五·四”的洗禮後，對這件事才提出抗議。
我的未婚妻葉女士是一位十足的“詩禮之家”的“閨女”，吟詩讀禮，工於針黹，但卻未進過學校。這雖不是沒有教育的女子，但在當時的心理，沒有進過學校已經是第一個不滿意的事實，況且從來未見過麵，未談過話，全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約，那又是第二個不滿意的事實。但是經我提出抗議之後，完全和“五·四”運動的洗禮毫不相幹的兩方家長固然大不答應，就是我的未婚妻也秉著“詩禮之家”的訓誨，表示情願為著我而終身不嫁。於是這件事便成了僵局。但是因為我的求學費用，全由我自己設法維持，家裏在經濟上無從加我以製裁，無法幹涉我的行動。在兩方不相下的形勢裏麵，這件事便擱了起來。直到我離開學校加入職業界以後，這件事還是擱著。但是我每想到有個女子為著我而終身不嫁，於心似乎有些不忍，又想她隻是個時代的犧牲者，我再堅持僵局，徒然增加她的犧牲而已，因此雖堅持了幾年，終於自動地收回了我的抗議。
我任事兩三年後，還清了求學時的債務，多下了幾百塊錢，便完全為著自己的結婚，用得精光。我所堪以自慰的是我的婚事的費用完全由自己擔任，沒有給任何方麵以絲毫的牽累。家屬不必說，就是親友們，我也不收一文的禮。婚禮用的是茶點，這原也很平常，不過想起當時的“維新”心理，卻也有可笑處。行禮的時候新郎要演說，那隨他去演說好了，又要勉強新娘也須演說；這在她卻是個難題，但是因為遷就我，也隻得勉強說幾句話；這幾句話的臨時敷衍，卻在事前給她以好幾天的心事。這也罷了，又要勉強嶽父也須演說。這在男子原不是一個很難的題目，可是因為我的嶽父是百分的老實人，生平就未曾演說過，他自問實在沒有在數百人麵前開口說話的勇氣，但是也因為要遷就我，也隻得勉強說幾句話。他在行禮前的幾天，就每天手上拿著一張紙，上麵寫著幾十個字的短無可短的演說詞，在房裏踱著方步朗誦著，好像小學生似的“實習”了好幾天。可是在行禮那天，他立起來的時候，已忘記得幹幹淨淨，勉強說了三兩句答謝的話就坐了下來!我現在談起當時的這段情形，不但絲毫不敢怪我的嶽父，而且很怪我自己。他老人家為著他的自命“維新”的女婿的苛求，簡直是“鞠躬盡瘁”地遷就我。我現在想來，真不得不謝謝他的盛情厚意，至少是推他愛女的心理而寬容了我。我現在想來，當時不該把這樣的難題給他和他的女兒做。
結婚後，我的妻待我非常的厚。她的天性本為非常篤厚，尤其是對於她的母親。我們結婚不到兩年，她便以傷寒症去世了。她死了之後，我才更深刻地感到她的待我的厚，每一想起她，就淚如泉湧地痛哭著。她死後的那幾個月，我簡直是發了狂，獨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處，在靈前對她哭訴!我生平不知道什麼叫做鬼，但是在那時候——在情感那樣激動的時候——並無暇加以理解，竟那樣發瘋似的常常跑到她的靈前哭著訴著。我知道她活的時候是異常重視我的，但是經我屢次的哭訴，固然得不到什麼回答，即在夜裏也沒有給我什麼夢。——老實說，我在那時候，實在希望她能在夢裏來和我談談，告訴我她的近況!這種發瘋的情形，實在是被她待我過厚所感動而出於無法自禁的。我在那個時候的生活，簡直完全沉浸於情感的激動中，幾於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製。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我們的“家長”
我現在要談談我們的“家長”。
稍稍留心中國救國運動的人，沒有不知道有沈鈞儒先生其人。我認識沈先生還在前年(1935)12月底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的時候。我記得那時是文化界救國會開著成立大會，沈先生做主席。我那時還不知道他的年齡，也不詳細知道他的平常，隻看見他雖有著長須，但是健康的體格，洪亮的聲音，熱烈的情緒，前進的意識，都和青年沒有兩樣。後來我因為參加救國會，和沈先生來往比較多一些，我更深深地敬愛沈先生的為人。最近因共患難，更有機會和他接近，更加深了我對於他的敬愛。他不但是我所信任的好友，我簡直愛他如慈父，敬他如嚴師。我生平的賢師良友不少，但是能這樣感動我的卻不多見。我現在要很簡要地介紹這位赤誠愛國的“老將”的曆史。
沈先生號衡山，浙江嘉興人，生長在蘇州。七八歲時入家塾，十六歲進秀才，三十歲中舉人，三十一歲中進士。但是沈先生卻忽然脫離了科舉的束縛，就在這一年到日本去進法政大學求學。他三十四歲時回國，在北京辦過短時期的日報，幾個月後回到浙江。當時立憲運動正在發展，他便在浙江籌備地方自治，籌備谘議局，當選為副議長。同時兼任浙江的兩級師範監督(即校長)，魯迅先生就在這個時候在該校教授理科。後來他加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後，他擔任浙江教育司司長，後來辭職應選國會議員(因官吏不得應選)。袁世凱稱帝，沈先生奮起反對洪憲，幾為所害，回到南方。廣州的護法政府成立的時候，他到廣州，任參議院議員，兼總檢察廳檢察長。後來護法政府取消，北京政府改組，他北上重任參議院議員，兼該院秘書廳的秘書長(時在民國11年)。後來曹錕賄選，沈先生也是激烈反對的一人。民國15年回到南方，參加國民革命，組織蘇、浙、皖三省聯合會，反對孫傳芳。同時冬季受蔣介石氏(這時做總司令)委任組織浙江臨時省政府，中經反動的軍隊反攻，處境非常危險。民國16年浙江全在國民政府統轄之下，分政務和財務委員會，分科無廳，除主席一人和秘書長一人外，其餘四科的科長也由省府委員分任。沈先生當時任政務委員兼秘書長。“清黨”後因誤會被拘七天，到南京後因諒解恢複自由。回到上海以後，法學院因副校長潘大道被刺，聘沈先生擔任該校教務長，直到現在。民國17年起並執行律師職務，被選任上海律師公會常務委員，已有五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