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住的病房是一排六間，上麵已經說過。各房的門楣上有琺琅牌子記著號數。第一號和第六號的房間是看守和工役住的；第二號用為我們的餐室和看書寫字的地方；第三號是沈王兩先生的臥室；第四號是李沙兩先生的臥室；第五號是章先生和我的臥室。餐室裏有兩張方桌，我們買了兩塊白台布把兩個桌麵罩起來，此外有幾張有靠背的中國式的紅漆椅子，幾張骨牌凳。天氣漸漸地寒冷起來，經檢察官的準許後，我們自己出費裝了一個火爐。我們幾個人每日的時間多半都消磨在這個餐室裏麵。每個病房本來預備八個人住的，原有八個小木榻，現在為著我們，改用了兩個小鐵床，上麵鋪著木板，把原來的八個小木榻堆疊在一角。這樣的小鐵床，我們幾個人睡在上麵都還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不免苦了大塊頭的王造時先生!王先生的高度並不比我們其他的幾個人高，但是他卻是從橫的方麵發展；睡在這樣的小鐵床上麵，轉身是一件很費考慮的工作，一不留神，恐怕就要向地上滾!沈先生用的本來也是小鐵床，後來他的學生來探望他，看見他們所敬愛的這位高年老師睡的是木板，很覺不安，買了一架有棕墊的木床來送給他。沈先生最初不肯用，說我們六人既共患難，應有難同當，他個人不願單獨舒適一些；後來經過我們幾個人再三勸說，他才勉強收下來用。沈先生的學生滿天下，對於他總是非常敬愛，情意殷勤，看了很令人感動。我一方麵欽佩這些青年朋友的多情，一方麵也欽佩沈先生的品德感動他的學生的那樣深刻。
我們雖有一個浴池式的浴室，但是不知道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屢次修不好，所以一次都未曾用過。我們大家每逢星期日的夜裏，便在餐室裏洗澡。用的是一個長圓式的紅漆木盆。因為天氣冷，夜裏大家仍須聚在餐室裏麵，所以一個人在火爐旁大洗其澡的時候，其餘幾個人仍照常在桌旁坐著；看書的看書，寫信的寫信，寫文的寫文，有的時候下棋的下棋，說笑話的說笑話。先後次序用拈鬮的辦法。第一次這樣“公開”洗澡的時候，王造時先生輪著第一，水很熱，他又看到自己那個一絲不掛的胖胖的身體，大叫其“殺豬”!以他的那樣肥胖的體格，自己喊出這樣的“口號”，不禁引起了大家的狂笑!以後我們每逢星期日的夜裏洗澡，便大呼其“殺獵”，雖則這個“口號”並不適用於每一個人。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臨時的組織
我們所住的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裏的這個病室，因為是新造的，所以比較地清潔。牆上的白粉和牆上下半截的黑漆，都是簇簇新的；尤其僥幸的是，沒有向來和監獄結著不解緣的臭蟲。房前有個較大的天井，可以讓我們在這裏走動走動，也是件幸事。我們早晨七八點鍾起身以後，洗完了臉，就都到這個天井裏去運動。我們沿著天井的四周跑步。跑得最多的是公樸，可跑五十圈；其次是乃器，可跑二十五圈；其次是造時和我，可跑二十圈，雖然他後來減到十五圈，大概是因為他的肥胖的緣故；其次是千裏，可跑十七圈，他很有進步，最初跑九圈就覺得過於疲乏，後來漸漸進步到十七圈。就是六十三歲的沈先生，也有勇氣來參加；他最初可跑五圈，後來也進步到七八圈了。跑步以後，大家分道揚鑣，再去實行自己所歡喜的運動。沈先生打他的太極拳，乃器打他的形意拳，千裏也從乃器學到了形意拳，其餘的都做柔軟體操。早餐後，大家開始各人的工作。有的譯書(造時)，有的寫文(乃器和我)，有的寫字(沈先生和公樸)，有的溫習日文(千裏)。午飯後，略為休息，再繼續工作。晚飯後，有的看書，有的寫信，有的下棋。有的時候因為有問題要討論，大家便談做一團，把經常的工作暫擱起來；有的時候偶然有人講著什麼笑話，引得大家集中注意到那方麵去，工作也有暫擱的可能。在準許接見的時期內，幾於每天有許多朋友來慰問我們。本來隻認識我們裏麵任何一個人的，進來之後也要見見其餘的五個人；這樣一來，經常的工作也要暫時變動一下，雖我們都很希望常有朋友來談談，換換我們的單調的生活。但是自從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竟因時局的緊張，自12月14日以後，完全禁止接見，連家屬都不準接見，於是我們幾個人竟好像與世隔絕了!直至我拿著筆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民國26年的1月13日)，還是處在這樣與世隔絕的境域中，我們的苦悶是不消說的。
不幸中的幸事是我們共患難的有六個朋友，否則我們恐怕要孤寂得更難受。我們雖然是在羈押的時候，卻也有我們的臨時的組織。我們“萬眾一心”地公推沈先生做“家長”。我們都完全是純潔愛國，偏有人要誤會我們為“反動”，所以不用“領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麼“長”來稱我們所共同愛戴的沈先生，卻用“家長”這個名稱來推崇他；我們想無論如何，總沒有人再能不許我們有我們的“家長”吧!此外也許還有兩個理由：一個理由是我們這幾個“難兄難弟”，在患難中的確親愛得像兄弟一般；還有一個理由便是沈先生對於我們這班“難兄難弟”的愛護備至，仁慈親切，比之慈父有過之無不及，雖則以他那樣的年齡，而天真，活潑，勇敢，前進，卻和青年們沒有兩樣。除了“家長”之外，大家還互推其他幾種職務如下：乃器做會計部主任，他原是一位銀行家，而且還著過一本很精彩的《中國金融問題》，叫他來管會計，顯然是可以勝任的。關於夥食、茶葉、草紙等等開支的財政大權，都握在他的掌中。造時做文書部主任，這個職務雖用不著他著《荒謬集》的那種“荒謬”天才，但別的不說，好幾次寫給檢察官請求接見家屬的幾封有聲有色的信，便是出於他的大手筆；至於要托所官代為添買幾張草紙、幾兩茶葉，更要靠他開幾張條子。公樸做事務部主任，稍為知道李先生的想都要佩服他的幹事的幹才。他所管的是好好貯藏親友們送來的“慰勞品”，有的是水果，有的是菜肴，有的是罐頭食物，有的是糖餅，他尤其要注意的是今天吃午飯以前有沒有什麼紅燒肉要熱一下，明天吃晚飯以前有什麼獅子頭要熱一下(雖則不是天天有肉吃)!大家看見草紙用完了，也要大聲狂呼“事務部主任!”所以他是夠忙的。千裏是衛生部主任，他的職務是比較的清閑，誰敢偶然把香蕉皮和橘子皮隨意拋棄在桌上的時候，他便要低聲細語道：“衛生部主任要提出抗議了!”我被推為監察，這個名稱怪大模大樣的!我記得監察院院長似乎曾經說過，打不倒老虎，打死幾隻蒼蠅也好；在我們這裏既沒有“老虎”可打，也沒有“蒼蠅”可欺，所以簡直有“屍位素餐”之嫌，心裏很覺得不安，便自告奮勇，兼任文書部和事務部的助理，打打雜。會計部主任和事務部主任常常彼此“搗亂”，他們每天要彼此大叫“彈劾”好幾次!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深夜被捕
我對於國事的立場和主張，已很扼要地談過了。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主張，有許多熱心救國的朋友們也都有這同樣的主張；這不僅是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的主張，我深信這主張也是中國大眾的公意的反映。於是我們便以國民的地位，積極推動政府和全國各方麵實行這個救亡的國策。我們自問很坦白、很懇摯，除了救國的赤誠外，毫無其他作用，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和六位朋友——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和沙千裏諸先生——竟於民國25年11月22日的深夜在上海被捕!
在被捕的前兩三天，就有朋友傳來消息，說將有捕我的事實發生，叫我要特別戒備。我以胸懷坦白，不以為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這時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綏遠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慮的隻是這個問題。本年11月22日下午6點鍾我趕到功德林參加援綏的會議，到會的很多：銀行界、教育界、報界、律師界等等，都有人出席。我於11點鍾才離會，到家睡覺的時候已在當夜12點鍾了。我上床後還在想著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論應該做什麼題目，所以到了1點鍾模樣才漸漸睡去。睡得很酣，不料睡到2點半的時候，忽被後門的凶猛的打門聲和我妻的驚呼聲所驚醒。我在床鋪上從睡夢中驚得跳起來，急問什麼事。她還來不及回答，後門打得更凶猛，嘈雜的聲音大叫其趕快開門。我這時記起前兩三天朋友的警告，已明白了他們的來意。我的妻還不知道，因為我向來不把無稽的謠言——我事前認為無稽的謠言——告訴她，免她心裏不安。她還跑到後窗口問什麼人。下麵不肯說，隻是大打其門，狂喊開門。她怕是強盜，主張不開。我說這是巡捕房來的，隻得開。我一麵說，一麵趕緊加上一件外衣，從樓上奔下去開門。門開後有四個人一擁而入，其中有一個法國人，手上拿好手槍，作準備開放的姿勢。他一進來就向隨來的翻譯問我是什麼人，我告以姓名後，翻譯就告訴他。他表示驚異的樣子，再問一句：“他是鄒韜奮嗎?”翻譯再問我一句，我說不錯，翻譯再告訴他。他聽後才把手槍放下，語氣和態度都較前和緩得多了。我想他想象中的我也許是個窮凶極惡的強盜相，所以那樣緊張，後來覺得不像，便改變了他的態度。他叫翻譯對我說，要我立刻隨他們到巡捕房裏去。當時天氣很冷，我身上隻穿著一套單薄的睡衣，外麵罩上一件寬大的外衣，寒氣襲人，已覺微顫，這樣隨著他們就走，有些忍受不住；因為翻譯輾轉麻煩，便問那位法國人懂不懂英語，他說懂。我就用英語對他說：“我決不會逃，請你放心。我要穿好衣服才能走，請你上樓看我穿好一同去。”他答應了，幾個人一同上了樓。他們裏麵有兩個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來的，就是上麵所說的那位法國人和翻譯；還有兩個是市政府公安局的偵探。上樓後我問那個法國人有什麼憑證沒有，他拿出一張巡捕房的職員證給我看。我一麵穿衣，一麵同那法國人和翻譯談話。談話之後，他們的態度更和善了，表示這隻是照公安局的囑咐辦理，在他們卻是覺得很抱歉的。那法國人再三叫我多穿上幾件衣服。公安局來的那兩位仁兄在我小書房裏東翻西看，做他們的搜查工作。我那書房雖小，堆滿了不少的書報，他們手忙腳亂地拿了一些信件、印刷品和我由美國帶回的幾十本小冊子。這兩位仁兄裏麵有一位麵團團的大塊頭，樣子倒很和善，對我表示歉意，說這是公事，沒有辦法，並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在弄口親眼看見你從外麵回家，在弄口走下黃包車後，很快地走進來。我想你還不過睡了兩小時吧!”原來那天夜裏，他早就在我住宅弄口探察，看我回家之後，才通知巡捕房派人同來拘捕的。我問他是不是隻拘捕我一個人，他說有好幾個。我想一定有好幾個參加救國運動的朋友們同時遭難了。我心裏尤其思念著沈鈞儒先生，因為沈先生六十三歲了，我怕他經不住這種苦頭。我除穿上平常的西裝外，裏麵加穿了羊毛絨的裏衣褲，外麵罩上一件大衣，和四位不速之客走出後門。臨走時我安慰了我的妻幾句話，並輕聲叫她於我走後趕緊用電話告知幾位朋友。出了弄口之後，公安局的人另外去了，巡捕房的兩個人用著備好的汽車，陪著我乘到盧家灣法巡捕房去。到時已在深夜的3點鍾了。我剛下車，由他們押著走上巡捕房門口的石階的時候，望見已有幾個人押著史良女律師在前麵走，離我有十幾步路，我才知道史律師也被捕了。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聚精會神的工作
現在請再回轉來談談《生活》周刊。
關於《生活》周刊，我在“萍蹤寄語”初集裏也略為談到，也許諸君已知道大概了。這個周刊最初創辦的時候，它的意旨和後來的很不相同，隻是要傳播傳播關於職業教育的消息罷了。當時我對於這件事並不感到什麼興趣，甚至並不覺得這周刊有什麼前途，更不知道我和它後來曾發生那樣密切的關係。在事實上當時看的人也很少。大概創辦了有一年的光景，王誌莘先生因入工商銀行任事，沒有時間兼顧，職業教育社因為我原擔任著編輯股主任的事情，便把這個周刊的編輯責任丟在我的身上。我因為職務的關係，隻得把它接受下來。當我接辦的時候，它的每期印數約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贈送的居多，所以這個數量並不算多。我接辦之後，變換內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並在信箱一欄討論讀者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對於編排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的動目，也很注意。所謂“有趣味、有價值”，是當時《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個標語。空論是最沒有趣味的，“雅俗共賞”的是有趣味的事實。這些事實，最初我是從各種英文的刊物裏搜得的。當時一則因為文化界的幫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則因為稿費幾等於零，職業教育社同人也各忙於各人原有的職務，往往由我一個人唱獨腳戲。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個不同的筆名，把某類的文字“派”給某個筆名去擔任!例如關於傳記的由甲筆名專任，關於修養的由乙筆名專任，關於健康的由丙筆名專任，關於討論的由丁筆名專任，關於小品文的由戊筆名專任，以此類推。簡單說來，每個筆名都養成一個特殊的性格。這倒不是我的萬能，因為我隻能努力於收集合於各個性格的材料，有許多是由各種英文刊物裏搜得的。搜求的時候，卻須有相當的判斷力，要真能切合於讀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後，要用很暢達、簡潔而雋永的文筆譯述出來。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據的譯文，隻是把各種相關聯的材料，經過一番的消化和組織而造成的。材料的內容，僅有“有趣味”的事實還不夠，同時還須“有價值”。所謂“有價值”，是必須使人看了在“進德修業”上得到多少的“靈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百字，卻是我每周最費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為最該說幾句話的事情，發表我的意見。這一欄也最受讀者的注意；後來有許多讀者來信說，他們每遇著社會上發生一個轟動的事件或問題，就期待著看這一欄的文字。其次是信箱裏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會神的一種工作。我不敢說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樣好，但是我卻盡了我的心力，有時並代為請教我認為可以請教的朋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