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唱獨腳戲”的材料外，職業教育社的幾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幫忙。在這個初期裏，畢雲程先生做的文章也不少。關於國外的通訊，日本方麵有徐玉文女士，美國方麵有李公樸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兩三年間的情形。
我對於搜集材料，選擇文稿，撰述評論，解答問題，都感到極深刻濃厚的興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為一體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認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樂得好像哥侖布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我對於選擇文稿，不管是老前輩來的，或是幼後輩來的，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隻須是好的我都要竭誠歡迎，不好的我也不顧一切地不用。在這方麵，我隻知道周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彩，不知道什麼叫做情麵，不知道什麼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周刊在這階段的內容，現在看來顯然有著很多的缺點，不過我所指出的是當時的這種工作已引起了我的興會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動地也用著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幹著。同時還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開始了他對於本刊事業的興趣。我接辦本刊後，徐先生就用全力幫助我主持本刊營業的事務，他和我一樣地用著全副的精神努力於本刊的事業。孫夢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時間加入努力，後來漸漸地用著他的全部的時間。最初經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職員就隻是這三個人。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一個小小的過街樓
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麼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我還記得當時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排了三張辦公桌就已覺得滿滿的，那就是我們的編輯部，也就是我們的總務部，也就是我們的發行部，也就是我們的廣告部，也就是我們的會議廳!我們沒有大宗的經費，也沒有什麼高樓大廈。我們有的是幾個“患難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們有的是突飛猛進的多數讀者的同情和讚助!《生活》周刊就在這種“心血”、“努力”、“同情”和“讚助”所造成的搖籃裏長大起來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那個小小的過街樓裏，在幾盞懸掛在辦公桌上的電燈光下麵，和徐孫兩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樣靜寂的夜裏，就好像全世界上隻有著我們這三個人；但同時念到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係著，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好友叢中工作著!我們在辦公的時候，也往往就是會議的時候；各人有什麼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討論，就議決，就實行!孫先生是偏重於主持會計的事情，雖則他對發行方麵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於營業和廣告的事情，雖則他在總務方麵也很重要；在編輯方麵他常用“吟秋”的筆名作些漫畫湊湊熱鬧，因為他不但在營業和廣告方麵富有創造的天才，而且也對於美術具有深切的興趣。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麵。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為我所不懂的，或為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鵠的，至少能使它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講到這裏，我還要附帶謝謝當時承印我們這個周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當時在這個印刷所裏服務的張銘寶先生和陳錫麟先生。他們不但不怪我的麻煩，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讀者一天天多起來，國內外的來信也一天天多起來。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這也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因為這就好像天天和許多好友談話，靜心傾聽許多讀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周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卻有直接答複的必要。有的信雖不能發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複；直接寄去的答複，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這雖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極愉快的興趣，乃至無上的榮幸，但是時間卻漸漸不夠起來了，因此隻得擺脫一切原有的兼職，日夜都做《生活》周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舍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裏麵去!”其實後來縱然“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裏麵去”也是來不及的。後來最盛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為著信件的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一個人縱然不睡覺也幹不了!
但是《生活》周刊的發展是隨著本身經濟力的發展而逐漸向前推的，所以在增加職員方麵不得不慢慢兒來，因此事務的增繁和人手的增多，常常不能成正比例。《生活》周刊本身經濟力的發展，來源不外兩方麵：一方麵是發行的推廣，由此增加報費的收入；一方麵是廣告費的收入，隨著銷數的增加而增加。我們既沒有什麼大宗的經費，事業的規模不得不看這兩方麵的收入做進行的根據，因為我們是要量入為出的；但是我們所欣幸的，是我們可以盡量運用我們在這兩方麵的收入，擴充我們的事業，沒有什麼“老板”在後麵剝削我們。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業教育社。當時《生活》周刊還在職業教育社的“”之下，我和徐孫諸先生都隻是雇員，原沒有支配的全權，但是職業教育社當局的諸先生全把這件事看作文化事業，一點沒有從中取利的意思。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轉變
《生活》周刊所以能發展到後來的規模，其中固然有著好多的因素，但是可以盡量運用本刊自身在經濟上的收入——盡量運用這收入於自身事業的擴充與充實——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在上次已經略為談過了。所以能辦到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業教育社在經濟上的不幹涉。但是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謝職業教育社的，是《生活》周刊經我接辦了以後，不但由我全權主持，而且隨我個人思想的進展而進展，職業教育社一點也不加以幹涉。當時的《生活》周刊還是附屬於職業教育社的，職業教育社如要加以幹涉，在權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惟一辦法隻有以去就爭的一途，爭不過，隻有滾蛋而已。但是職業教育社諸先生對我始終信任，始終寬容，始終不加以絲毫的幹涉。就這一點說，《生活》周刊對於社會如果不無一些貢獻的話，我不敢居功，我應該歸功於職業教育社當局的諸先生。
《生活》周刊初期的內容偏重於個人的修養問題，這還不出於教育的範圍；同時並注意於職業修養的商討，這也還算不出於職業指導或職業教育的範圍。在這個最初的傾向之下，這周刊附屬於職業教育社，還算是過得去的。也許是由於我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不免要迎麵痛擊；雖則我們自始就不注重於個人，隻重於嚴厲評論已公開的事實，但是事實是人做出來的，而且往往是有勢力的人做出來的；因嚴厲評論事實而開罪和事實有關的個人，這是難於避免的。職業教育社的主要職責是在提倡職業教育，本來是無須卷入這種漩渦裏麵去的，雖職業教育社諸先生待我仍然很好，我自己卻開始感到不安了。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係，社會的改造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整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係而斤斤較量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生活》周刊應著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我個人是在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裏，學到這裏，除在前進的書報上求鎖鑰外，無時不皇皇然請益於師友，商討於同誌，後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進展也漸漸開始了。研究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多少是含著衝鋒性的，職業教育社顯然也無須卷入這種漩渦裏麵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幸而職業教育社諸先生深知這個周刊在社會上確有它的效用，不妨讓它分道揚鑣向前幹去，允許它獨立，由生活周刊社的同人組成合作社，繼續努力。在這種地方，我們不得不敬佩職業教育社諸先生眼光的遠大，識見的超卓，態度的光明。
生活周刊社以及由它所脫胎的文化機關，都是合作社的性質；關於這一點，我在《萍蹤寄語》初集裏麵也曾經略有說明，在這裏不想重述了。回想我和幾位“患難同事”開始為文化事業努力到現在，我們的確隻是以有機會為社會幹些有意義的事為快慰，從沒有想要從這裏麵取得什麼個人的私利。我所以要順便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社會上有些人的觀念，看到什麼事業辦得似乎有些像樣，便想到辦的人一定發了什麼財!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紅，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說你已成了“資本家”，或誣蔑你括了多少錢!他們不管在我們的合作社裏，社員最大的股款不得過二千元，到了二千元就根本沒有任何利息可拿，五百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話)，比二百五十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這可以造成什麼“資本家”或括錢的機關嗎?我和一班共同努力於文化事業的朋友們，苦幹了十幾年，大家還是靠薪水糊口養家。我們並不覺得什麼不滿意，我們的興趣都在文化事業的本身。像我這樣苦幹了十幾年，所以能得到許多朋友們不顧艱難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夠始終得到許多共同努力的朋友們的信任，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始終未曾為著自己打算，始終未曾夢想替自己括一些什麼。不但我這樣，凡是和我共同努力於文化事業的朋友們都是這樣的。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幾個原則
現在有些朋友想起辦刊物，往往聯想到《生活》周刊。其實《生活》周刊以及它的姊姊刊《新生》、《大眾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都是有它們的特殊時代的需要，都各有它們的特點。曆史既不是重複，供應各時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糧食，當然也不該重複。但是抽象的原則，也許還有可以提出來談談的價值，也許可以供給有意辦刊物的朋友們一些參考的材料。
最重要的是要有創造的精神。尾巴主義是成功的仇敵。刊物內容如果隻是“人雲亦雲”，格式如果隻是“亦步亦趨”，那是刊物的尾巴主義。這種尾巴主義的刊物便無所謂個性或特色；沒有個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問題，發展更沒有希望了，要造成刊物的個性或特色，非有創造的精神不可。試以《生活》周刊做個例。它的內容並非模仿任何人的，作風和編排也極力“獨出心裁”，不願模仿別人已有的成例。單張的時候有單張的特殊格式；訂本的時候也有訂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盡心力，想出更新穎的格式來。單張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計劃改為訂本的格式；訂本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便計劃添加畫報。就是畫報的格式和編製，也屢有變化。我們每看到一種新刊物，隻要看到它的格式樣樣模仿著別人的，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前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