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內容的力求精警。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見麵一次，更貴精而不貴多，要使讀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處，每篇看完了都覺得時間並不是白費的。要辦到這一點，不但內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動、最經濟的筆法寫出來。要使兩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義，敵得過別人的兩三萬字的作品。寫這樣文章的人，必須把所要寫的內容，徹底明了，徹底消化，然後用敏銳活潑的組織和生動雋永的語句，一揮而就。這樣的文章給予讀者的益處顯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讀者省下了許多探討和研究的時間，省下了許多看長文的費腦筋的時間，而得到某問題或某部門重要知識的精髓。
再其次，要顧到一般讀者的需要。我在這裏所談的，是關於推進大眾文化的刊物(尤其是周刊)，而不是過於專門性的刊物。過於專門性的刊物，隻要顧到它那特殊部門的讀者的需要就行了；關於推進大眾文化的刊物，便須顧到一般大眾讀者的需要。一般大眾讀者的需要當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不當用機械的看法，也沒有什麼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規定出來。要用敏銳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誠摯的同情，研究當前一般大眾讀者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精神糧食”，這是主持大眾刊物的編者所必須負起的責任。
最後我覺得“獨腳戲”可以應付的時代過去了。現在要辦刊物，即是開始的時候，也必須有若幹基本的同誌作經常的協助。“基本”和“經常”在這裏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現在的雜誌界似乎有一種對讀者不很有利的現象：新的雜誌盡管好像雨後春筍，而作家卻仍然隻有常常看得到他們大名的這幾個。在東一個雜誌上你遇見他，在西一個雜誌上你也遇見他。甚至有些作家因為對於催稿的人無法拒絕，隻有一篇的意思，竟“改頭換麵”做著兩篇或兩篇以上的文章，同時登在幾個雜誌上。這樣勉強的辦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讀者也是莫大的損失，是很可惋惜的。所以我認為非有若幹“基本”的朋友作“經常”的協助，便不該貿貿然創辦一個新的雜誌。當然，倘若一個作家有著極豐富的材料，雖同時替幾個雜誌做文章，並沒有像上麵所說的那樣虛耗讀者的精力和時間的流弊，那末他盡管“大量生產”，我們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還有初辦刊物的人，往往著急於銷路的不易推廣。當然，發行的技術和計劃也是刊物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方麵也應加以相當的注意。但是根本還是在刊物的內容。內容如果真能使讀者感到滿意，或至少有著相當的滿意，推廣的前途是不足慮的。否則推廣方麵愈用工夫，結果反而愈糟，因為讀者感覺到宣傳的名不副實，一看之後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礙了未來的推廣的效能。
(原載1937年上海生活書店《經曆》)社會的信用
《生活》周刊突飛猛進之後，時時立在時代的前線，獲得國內外數十萬讀者好友的熱烈的讚助和深摯的友誼，於是所受環境的逼迫也一天天加甚。我參加蔡孑民、宋慶齡諸先生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不久以後，便不得不暫離我所愛的職務而作歐洲之遊。在這時候的情形，以及後來在各國的狀況，讀者諸君可在《萍蹤寄語》初集、二集和三集裏麵看到大概。我於前年9月初由美回國，剛好環遊了地球一周，關於在美幾個月考察所得，都記在《萍蹤憶語》裏麵，在這裏不想多說了。回國後主辦《大眾生活》反映全國救亡的高潮，現在有《大眾集》留下了這高潮的影像。隨後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這在本書《在香港的經曆》一文裏可見一斑。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我竭盡我的心力，隨同全國同胞共赴國難；一麵盡量運用我的筆杆，為國難盡一部分宣傳和研討的責任，一麵也盡量運用我的微力，參加救國運動。
十幾年來在輿論界困知勉行的我，時刻感念的是許多指導我的師友，許多讚助我的同人，無量數的同情我的讀者好友；我常自策勉，認為報答這樣的深情厚惠於萬一的途徑，是要把在社會上所獲得的信用，完全用在為大眾謀福利的方麵去。我深刻地知道，社會上所給我的信用，絕對不是我個人所造成的，是我的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以及無量數的讀者好友直接間接所共同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說，我在社會上的信用不隻是我的信用，也是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乃至無量數的讀者好友所共有的。我應該盡善地運用這種信用，這不隻是對我自己應負的責任，也是對許多師友、許多同人乃至對無量數的讀者好友所應負的責任。
我這信用絕對不為著我個人自己的、私的目的而用，也不被任何個人或任何黨派為著私的目的所利用，我這信用隻許為大眾而用。在現階段，我所常常考慮的是：怎樣把我所有的能力和信用運用於抗敵救亡的工作?
我生平沒有私仇，但是因為現實的社會既有光明和黑暗兩方麵，你要立於光明方麵，黑暗方麵往往要中傷你，中傷的最容易的辦法，是破壤你的社會上的信用。要破壤你在社會上的信用，最常見的方法是在金錢方麵造你的謠言。
我主持任何機關，經手任何公款，對於帳目都特別謹慎；無論如何，必須請會計師查帳，得到證書。這固然是服務於公共機關者應有的職責，是很尋常的事情，本來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在這裏所以還順便提起的，因為要談到社會上有些中傷的造謠陰謀，也許可供處世者避免陷害的參考。
也許諸君裏麵有許多人還記得，在馬占山將軍為抗敵救國血戰嫩江的時候，《生活》周刊除在言論上大聲疾呼，喚起民眾共同奮鬥外，並承國內外讀者的踴躍輸將，爭先恐後地把捐款交給本刊彙齊彙寄前方。其中有一位“粵東女子”特捐所得遺產二萬五千元，親交給我收轉。這樣愛國的熱誠和信任我們的深摯，使我們得到很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周刊社的門口很小，熱心的讀者除郵彙捐款絡繹不絕外，每天到門口來親交捐款的，也擠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賣菜的小販和挑擔的村夫，在櫃台上伸手交著幾隻角子或幾塊大洋，使人看著發生深深的感動，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動!當時我們的同事幾於全體動員，收款的收款，算帳的算帳，忙得不得了，為著急於算清以便從早彙交前線的戰士，我們往往延長辦公時間到深夜。這次捐款數量達十二萬元，我們不但有細帳，有收據，不但將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後來因人數太多，紙張所貼不資，特在“征信錄”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戶)，收據也製版公布，並且由會計師(潘序倫會計師)查帳，認為無誤，給與證明書公布。這在經手公款的人，手續上可說是應有盡有的了。但是後來仍有人用文字散布謠言，說我出國視察的費用是從捐款裏括下來的!我前年回國後，聽到這個消息，特把會計師所給的證明書製版，請律師(陳霆銳律師)再為登報宣布。但是仍有人故作懷疑的口吻，抹煞這鐵一般的事實!這樣不顧事實的行為，顯然是存心要毀壞我在社會上的信用，但是終於因為我的鐵據足以證明這是毀謗誣蔑，他們徒然“心勞日拙”，並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們隻要自己腳跟立得穩，毀謗誣蔑，是不足畏的。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立場和主張
黑暗勢力的陷害方法，除在經濟方麵盡其造謠的能事外，還有一個最簡便的策略，那便是隨便替你戴上帽子!這不是夏天的草帽，也不是冬季的呢帽，卻是一頂可以陷你入罪的什麼派什麼黨的帽子!其實戴帽子也不一定是丟臉的事情，有害盡蒼生的黨，有確能為大眾謀幸福的黨；前者的帽子是怪可恥的，後者的帽子卻是很光榮的。但是這不過就一般說，講到我個人的實際情形，一向並未曾想到這個帽子問題；再直截了當地說一句，我向來並未加入任何黨派，我現在還是這樣。我說這句話，並不含有褒貶任何黨派的意味，隻是說出一件關於我個人的事實。但是同時卻不是說我沒有立場，也不是說我沒有主張。我服務於言論界者十幾年，當然有我的立場和主張。我的立場是中國大眾的立場；我的主張是自信必能有益於中國大眾的主張。我心目中沒有任何黨派，這並不是輕視任何黨派，隻是何黨何派不是我所注意的；隻須所行的政策在事實上果能不違背中國大眾的需求和公意，我都肯擁護；否則我都反對。我自己向來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因為我這樣看法：我的立場既是大眾的立場，不管任何黨派，隻要它真能站在大眾的立場努力，真能實行有益大眾的改革，那就無異於我已加入了這個黨了，因為我在實際上所努力的也就是這個黨所要努力的。
我雖有明確的立場和主張，但是因為有著這樣的看法，所以向來未曾加入任何黨派。現在呢?現在是整個民族生死存亡萬分急迫的時候，除少數漢奸外，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在掙紮著避免淪入亡國奴的慘劫。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積極提倡民族統一陣線來搶救我們的國家，要全國團結禦侮，一致對外，我更無須加入任何黨派，隻須盡我的全力促進民族統一陣線的實現，因為這是抗敵救亡的惟一有效的途徑。民族統一陣線或稱聯合陣線，或稱民族陣線，名詞上的差異沒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徹底了解這陣線的意義和它對於抗敵救亡的關係。所謂民族統一陣線是：全國人民，無論什麼階級，無論什麼職業，無論什麼黨派，無論有什麼信仰的人們，都須在抗敵救亡這個大目標下，團結起來，一致對付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在這個民族陣線之下，全國的一切人力、財力、物力 ，都須集中於抗敵救亡。為保障民族陣線的最後勝利，凡是可以增加全國力量的種種方麵，都須千方百計地聯合起來；凡是可以減少或分散全國力量的種種方麵，都須千方百計地消滅或抑製下去。無論任何個人和個人，任何集體和集團，縱然在已往有過什麼深仇宿怨，到了國家民族危亡之禍迫於眉睫的時候，都應該把這深仇宿怨拋棄不顧，聯合彼此的力量來搶救這個垂危瀕亡的國家民族。
這不是空論；這是中國在當前危迫時期內的大眾在主觀方麵的急迫要求，也是侵略國的嚴重壓迫和殘酷進攻在客觀方麵所造成的需要。這是現階段中國前途的大勢所趨，我們隻須本著這個認識，以國民的立場，各就各的力量，從種種方麵促其實現，前途是有絕對勝利的把握的。如有逆著這個大勢而自掘墳墓的，必然要自趨滅亡，絕對不能阻礙這個大勢的推進。我們所要努力的是在積極方麵促進這個偉大運動的實現。
再就具體一些說，民族統一陣線的第一個條件是必須停止一切內戰，全國團結起來，槍口一致對外。武力雖非抗敵救亡的惟一工具，但無疑地是最重要的一種工具。外患如此急迫，中國人如以僅有的武力消耗於內戰，即是減少對外的力量，即是間接增強侵略國加速淪亡中國的力量。為增強整個中國抗敵救亡的實力計，停止一切內戰是有絕對的必要。第二個條件是要解放民眾救國運動。軍力必須和民力配合起來，才有動員全國力量一致對外的可能。所以關於民眾救國的組織和救國言論的自由，必須有切實的開放和保障。
關於民族統一陣線的研究，我在所著的《坦白集》裏已有較詳的討論，在這裏隻提出尤其重要的話來說一下。這是我就大眾的立場，根據大眾的利益，斷然認為是當前抗敵救亡的最重要的主張。隻須能盡我的微薄的力量，推進或促成這個主張的實現，任何個人的艱險，是在所不辭的。
當然，我們對於國事的主張是要根據當前的現實，我在這裏所提出的，隻是專就抗敵救亡的現階段的中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