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原載1937年4月上海生活書店《經曆》)波動
七八年來，我的腦際總縈回著一個願望，要創辦一種合於大眾需要的日報。在距今四年前，由於多數讀者的鼓勵和若幹熱心新聞事業的朋友的讚助，已公開招股籌辦，於幾個月的短時期內招到了十五萬元的股本，正在準備出版，不幸以迫於環境，中途作罷，股款連同利息，完全歸還。這事的經過，是讀者諸友所知道的。但是要創辦一種合於大眾需要的日報，這個願望仍繼續地占據了我的心坎，一遇著似乎有實現這件事的可能性的機會，即又引起我的這個潛伏著的願望的波動。
有一位老友在香港住過幾個月，去年年底到上海，順便來訪問我，無意中談起香港報界的情形；據說在那個地方辦報，隻須不直接觸犯英國人的利益，講抗敵救國是很有自由的，而且因為該地是個自由港，紙張免稅，在那裏辦報可從紙張上賺些餘利來幫助維持費，比別處日報全靠廣告費的收入，有著它的特點的優點。這位老友不過因談到香港的狀況而順便提及香港報界的一些情形，他雖言之無意，我卻聽之有心，潛伏在我心坎裏多時的那個願望又起了一次波動。
今年(1936年——編者)的3月間，我便帶著這樣暗示的憧憬到香港去看看。我先找些當地新聞界的朋友談談。我們雖然是初次見麵，但是因為在文字上久已成了神交，所以很承蒙他們熱誠指教，認為可以辦。
於是我便想到經費。我堅決地認為大眾的日報不應該是一兩個大老板出錢辦的，所以我無意懇求一兩個大老板的援助；又堅決地認為大眾的日報應該要完完全全立於大眾的立場，也不該由任何一黨一派出錢辦的，所以我也無意容納任何黨派的援助。結果當然想到公開招股的辦法。但是公開招股無論怎樣迅速，不是在很短的時期內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因為要顧到入股大眾的利益和創辦者的信用起見，我們決定在公司創立還未開幕以前，對已收到的股款不應先有絲毫的動用。要印日報，非自備印刷機不可，因為找不到相當的印刷所來承印。辦報自備印刷機，是一項很大的開支，這是又一個難題!
但是事有湊巧，不久有一個印刷公司因為要承印一家日報，從德國買到了一個1935年式的最新印刷機，每小時能印日報一萬九千份。那家報的每日印數隻有一萬份，所以這部印刷機很有充分的時間餘下來再承印另一家報。這個意外的機會使我興奮起來，因為印刷機無須自備，這至少在短時期內使我們在經濟上輕鬆了許多，至於此外的開辦費和暫時的維持費，那是有設法的可能的。
這樣，我才開始籌備。我在上麵已經說過，已收到的股款，在公司創立還未開幕以前，不應先有絲毫的動用，我當然要嚴守這個原則。但是要先把《生活日報》試辦起來，是不能不用錢的。我便和在上海的幾位熱心文化事業的好友商量，由我們幾個人輾轉湊借了一筆款子，經過一個多月的特別快的籌備苦工，到6月7日那一天，七八年來夢寐縈懷的《生活日報》居然呱呱墮地了!其實在香港的讀者和它第一次見麵雖在6月7日的早晨，而這個孩子的產生卻在6日的深夜。那天夜裏我一夜沒有睡，自己跑到印刷所裏的工場上去。我親眼看著鑄版完畢，看著鑄版裝上卷筒機，看著發動機發動，聽著機聲隆隆——怎樣震動我的心弦的機聲嗬!第一份《生活日報》剛在印機房的接報機上溜下來的時候，我趕緊跑過去接受下來，獨自拿著微笑。那時的心境，說不出的快慰的心境，不是這枝禿筆所能追述的!這意思並不是說我對於這個“處女報”的格式和內容已覺得滿意——不，其實還有著許多的不滿意——但是我和我的苦幹著的朋友們的心血竟得到具體化，竟在艱苦困難中成為事實，這在當時的我實不禁暗中喜出了眼淚的!我知道這未免有些孩子氣，有些“生惕門陀”(Sentimental)，但是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我也就毫不隱飾地很老實地報告出來。
我們因為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呆子勉強湊借而成的，為數當然很有限，所以報館是設在貧民窟裏，經過了不少的困難和苦鬥。如今追想前塵影事，雖覺不免辛酸，但事後說來，也頗有趣，下次再談吧。
(原載1936年8月23日上海《生活星期刊》
第1卷第12號)貧民窟裏的報館
我在上次和諸君談過，我們在香港的報館因為試辦的經費是由幾個書呆子勉強湊借而成的，為數很有限，所以是設在貧民窟裏。但是說來好笑，我正在香港貧民窟裏籌辦報館的時候，香港有一家報紙登出一段很肯定的新聞，說我被廣西的當局請到南寧去，擔任廣西省府的高等顧問，同時兼任南寧《民國日報》總主筆和廣西大學教授，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雲雲。你看這多麼闊!不但“顧問”，而且是“高等”；不但兼了“總主筆”，而且還兼著“大學教授”!一身兼這樣的要職三個，依我們所知道的一般情形看來，每月收入僅僅在六百元以上，似乎還未免過於菲薄的。但是在我這樣的一個窮小子看來，確覺得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而且老實說，確也有些垂涎欲滴!因為我自從結束苦學生的生活，在社會裏混了十多年以來，從來沒有賺過這樣大的薪水。自從在十年前因《生活》周刊業務發達，我不得不擺脫其他一切兼職——要附帶聲明的是這裏沒有什麼“高”，沒有什麼“總”，也沒有什麼“大”，隻是有著夜校教員之類的苦工——用全副精神來辦這個刊物，計算起來，每月收入總數還少去十塊大洋，十年來一直是這樣。我有大家族的重累，有小家庭的負擔，人口日增，死病無常，隻靠著一些版稅的收入貼補貼補；因為出國視察借了一筆款子，有好幾本著作的版稅已不是我自己的，除把版稅抵消一部分，還欠著朋友們幾千塊錢，一時無法償還；不久以前一個弟弟死了，辦喪事要舉債；最近有一個庶母死了，辦喪事又要舉債。好了，不嚕蘇了，在這樣嚴重的國難裏麵幾乎人人都有“家難”的時代，我知道諸君裏麵有著同樣痛苦或更厲害的痛苦的一定不少，我不該多說關於個人的訴苦的話，我隻是說像我們這樣的窮小子，“每月收入在六百元以上”並不是用不著，但是我們為保全在社會上的事業的信用，我們絕不能無條件地拿錢，而且我們知道僅僅孜孜於在各個人的圈子裏謀解決，也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話越說越遠，我不得不請諸君原諒，現在再回轉頭來談談在香港貧民窟裏辦報的事情吧。我在香港隻是在貧民窟裏辦報，從未到過廣西，所以誰做了廣西政府的“高等顧問”等等，我不得而知，所知道的隻是在香港的貧民窟裏所辦的那個報館。
香港的市麵和大多數的居民是在山麓，這是諸君所知道的。在這裏你要看看豪華區域和貧苦區域的對比，比在任何處來得便當，因為你隻要跑到山上的高處俯瞰一下，便看得見好像汪洋一大片的所謂西營盤和它的附近地方，都是些狹隘齷齪的街巷和破爛不堪的房屋，像蟻窟似的呈現在你的眼前。但是除了這樣整批的貧民窟之外，在熱鬧的市麵，於廣闊的熱鬧街道的中間，也夾有貧民窟，這可說是零星的貧民窟。我們的報館一麵要遷就熱鬧市麵的附近，一麵又出不起那昂貴的屋租，所以便選定了一個零星貧民窟裏的一條小街上的一所小屋——就是也許已為諸君所耳熟的利源東街二十號。
這一條短短的小街雖在貧民窟裏，雖然汽車貨車不許進去，地勢卻很好，夾在最熱鬧的德鋪道和皇後大道的中間，和印刷所也很近。這屋子號稱三層樓，似乎和“高等顧問”有同樣闊綽的姿態，但是每層隻有一個長方形的小房間，房間的後麵有一個很小的廚房，前麵臨街有一個窄得隻夠立一個人的露台。至於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貧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為怪。天花板當然是沒有的，你仰頭一望，便可看得見屋頂的瓦片。上樓是由最下層的鋪麵旁邊一個窄小的樓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時候，如不湊巧有一個人剛從上麵下來，你隻得緊緊地把身體貼在牆上，讓他唯我獨尊地先下來；這好像在蘇州狹隘的街上兩輛黃包車相碰著，有著那樣擁擠不堪的滑稽相。屋子當然是髒得不堪，但是因為包括鋪麵的關係，每月卻要租一百塊錢。我承蒙一位能說廣東話的熱心朋友陪著到經租賬房那裏去，往返商量了好幾趟，在大熱天的炎日下出了好幾次大汗，總算很幸運地把每月屋租減到九十塊錢。
這樣髒得不堪的房子，當然需要一番徹底的粉刷，否則我實在不好意思請同事踏進去；並不是嫌難看，要努力辦事不得不顧到相當的健康環境。可是那裏的粉牆經過粉刷了五次，才有白的顏色顯露出來。泥水匠大叫倒黴，因為他接受這樁生意的時候，並未曾想到要粉刷到五次才看得見白色。我不好意思難為他，答應他等到完全弄好之後，加他一些小費。那個窄小的樓梯，是跑二樓和三樓必經之路，樓梯上的木板因年久失修，原來平麵的竟變成了凹麵的了，有的還向下斜，好像山坡似的，於是不得不修的修，換的換，這也是和房東辦了許多交涉而勉強得到的。
談起來似乎瑣屑，在當時卻也很費經營，那是小便的地方。在那貧民窟的屋子裏，一般人的習慣，廚房裏倒水的小溝(樓上也有，由水管通到下麵去)，同時就是小便的所在，所以廚房和樓下的屋後小弄，便是臭氣薰蒸的區域。報館裏辦事的人比較的多，需要小便的人無法使它減少，如沿用一般人的辦法，大家恐怕要薰得頭痛，無法辦公了。說的話已多，這事怎樣解決，隻得且聽下回分解吧。
(原載1936年8月30日《生活星期刊》
第1卷第13號)慘淡經營之後
在貧民窟裏辦報館，布置起來確是一件怪麻煩的事情!我曾經說過，我們的報館所在地的利源東街，是夾在兩條最熱鬧的街道的中間。在那兩條最熱鬧的街道上，各店鋪裏的衛生設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在地下都裝成現成的溝筒，他們都可以裝設抽水馬桶和有自來水衝的白瓷小便鬥。但是利源東街離這兩條大街雖不過幾步遠，情形便大不同了。因為那條街上的住戶根本沒有力量享受衛生的設備，所以地下根本就沒有什麼衛生設備適用的溝筒。你獨家要裝設也可以，不過先要就馬路的下麵裝設溝筒，從大街的地下溝筒接到屋裏的地下來才行。這項工程至少要花掉一千多塊港幣，合華弊要近兩千塊大洋，這當然不是我們這樣的窮報館所出得起的，隻得想都不去想它。那幾天我常常到報館裏去視察修理工程的進行，屢次有“苦力”模樣的不速之客跑來盤問，他講的是廣東話，我一竅不通，但是他卻“鍥而不舍”，找個懂廣東話的朋友來翻譯一番，才知道他為的是馬桶問題。原來在那個貧民窟裏倒馬桶的生意，也有好幾個人要像競爭國選那樣地熱烈，爭取著“倒權”!他們的這種重要的任務，卻也很辛苦，每夜1點鍾的時候，就要出來到各戶去執行“倒權”的；在取得“倒權”以前，還要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在我們呢?馬桶問題倒不及他們那樣著急，因為我們把第二層的後間那個小廚房粉刷一番，叫木匠師傅用木板來隔成兩個小間，買兩個白瓷馬桶，加些臭藥水，還勉強過得去。所要設法解決的是小便所問題，我原想買個白瓷小便鬥，裝在自來水龍頭下麵，鬥底下裝一個管子，通到下層地下深處的泥裏去；這樣可以不必以後弄為尾閭，稍稍顧到公眾的衛生。主意打定之後，便和一位能講廣東話的朋友同跑到一家專賣白瓷抽水馬桶和白瓷小便鬥的公司裏去接洽。那公司裏的執事先生們聽說是個報館裏要裝白瓷小便鬥，以為是一件很闊的生意經，很殷勤地特派一位“裝設工程師”到我們的報館裏來設計，我們覺得卻之不恭，隻好讓他勞駕。那位“裝設工程師”一踏進我們的小廚房便搖頭，他說在這裏要裝設白瓷小便鬥，先要打樣繪圖呈請香港政府核準，領取執照，否則便是違法的行為，幹不得!我問他，在那條街上一般住戶都是在廚房的水溝裏隨意小便，使廚房和後弄都臭氣薰蒸，是否也要呈請香港政府核準呢?他知道這是開玩笑的話，彼此付之一笑。但是小便所問題還是未得解決。最後隻得雇泥水匠，用白瓷磚就水溝的洞口砌成一個方形的大鬥，下麵挖洞，每日由茶房負責倒水衝幾次，由那裏還是要流到後弄去，那也就無可如何的了。這在該處的泥水匠是一個新式的“工程”，做得不對，以致做了又拆，拆了又做，經過幾次的麻煩，才算勉強完事。
當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天下事是終要水落石出的。在登記完畢以後，是誰在那裏主辦，終要被香港政府知道的。不過英國人素以“法治”自許，在法定的手續完畢之後，除非你的法律上犯了什麼罪名，他們是不好意思隨隨便便取消你的登記的。最糟的是在登記的時候，他們如果已在疑心生暗鬼，便要幹脆地不準許；在已經準許之後，卻不致隨隨便便取消你的登記。這種“法治”的實質究有幾何，姑且不論，但說來好笑，據說住在香港的一般廣東老，遇著與人吵嘴的時候，他常要這樣地警告對手的人：“你不要這樣亂來，這是個法治的地方嗬!”無論如何，後來香港政府的警務處終於知道那個報是我在那裏主辦的；這不足怪，因為他們有偵探，這種情報當然是可以得到的。
這雖不致就取消我們的登記，但是既受他們的嚴重的注意，就不免要增加許多麻煩。他們要進一步抓到我們的把柄。有一次香港某銀行的經理，因為香港政府禁止青年會民眾歌詠會的事情去見警務司，剛巧我們的報上發表一篇鼓勵這歌詠會的社論，那位警務司便再三向他詰問我為什麼要在香港辦報，並老實說他們無時不在嚴重地注意我。同時有朋友來告訴我，說警務處曾有公文到新聞檢查處(香港政府設的)，叫檢查處每天要把檢查《生活日報》時所抽去的言論和新聞彙送到警務處察閱。他們的意思以為已經檢查過的東西不會有什麼毛病，被檢查抽去的東西便一定要露出馬腳來，一旦被他們捉著可以借口的證據，那就可以開刀了!這可見我們當時所處的環境的緊張。但是事實究竟勝雄辯，他們的偵探，他們的檢查員，費了許多工夫之後，所得到的最後結論卻很妙，他們說：“這隻是幾個讀書人辦的報，沒有什麼政治的背景!”倘若他們所謂“政治的背景”是指有什麼黨派的關係，那我們當然是絲毫沒有，他們的話是完全對的；但是我們卻未嚐沒有我們的背景!我們的背景是什麼?是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眾文化!我們是完全立在民眾的立場辦報，絕對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但是我們辦報卻也有我們的宗旨。我們的宗旨是要喚起民眾，共同奮鬥來抗敵救國。
但是我們總算僥幸得很，在他們的那個“最後結論”之下，我們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我們不但得到警務處的諒解，而且也得到新聞檢查處的諒解。
但是這個意思卻也不是說新聞檢查處就一定沒有麻煩。關於香港的新聞檢查處，有它的很有趣的特別的情形，留待下次再談。
(原載1936年9月6日上海《生活星期刊》
第1卷第14號)新聞檢查
談起香港的新聞檢查，卻有它的饒有趣味的別致的情形，雖則在我們主張言論自由的人們，對於新聞檢查總覺得是一件無法歡迎的東西。
香港原來沒有什麼新聞檢查處，自從受過海員大罷工的重大打擊之後，驚於輿論作用的偉大，害怕得很，才實行新聞檢查，雖明知和英國人所自詡的“法治”精神不合，也顧不得許多了。據我們的經驗，香港新聞檢查處有幾種最通不過的文字，其一便是關於勞工問題，尤其是關於提倡勞工運動的文字。香港的新聞檢查原在吃了工潮苦頭之後才有的，他們最怕的當然是直接或間接和勞工有關係的文字。例如陶行知先生的《一個地方的印刷工人生活》那首詩，說什麼“一家肚子餓，沒有棉衣過冬，破屋呼呼西北風，媽媽病得要死，不能送終!”這些話是他們所最怕聽的!至於那首詩的末段：“罵他他不痛，怨天也無用，也不可做夢。拳頭聯起來，碰!碰!碰!”那更是他們聽了要掩耳逃避的話語!所以這首詩在香港完全被新聞檢查處抽去，後來我們把它帶到上海來，才得和諸君見麵(見《生活星期刊》第12號)。
他們不許用“帝國主義”，所以各報遇著這個名詞，總寫作“××主義”，讀者看得慣了，也就心領意會，知道這“××”是什麼。我們知道，在上海各種日報上還可以把這四個字連在 一起用，這樣看來，香港新聞檢查似乎更嚴厲些；其實也不盡然，例如在上海有許多地方為著“敦睦邦交”，隻寫“抗×救國”；在那裏，這“抗”字下的那個字是可以到處明目張膽寫出來的。中國人在那裏發表抗敵救國的言論倒比上海自由得多。這在我們做中國人的說來雖覺汗顏無地，但卻是事實。《生活日報》開張的第一天，香港的日本領事館就派人到我們的報館裏訂報一份，好像公然來放個炸彈!但是我們後來對於抗敵救國的主張還是很大膽地發表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