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但檢查新聞，言論同樣地要受檢查。有些報紙上的社論被他們完全抽去，因為夜裏遲了，主筆先生走了，沒有第二篇趕去檢查，第二天社論的地位便是一大片雪白，完全開著天窗，這是在別處所未見的。有一天看見某報社論的內容根據四個原則，裏麵列舉這四原則，但是在(一)下麵全是接連著的幾行××，在(二)、(三)、(四)各項下麵也都同樣地全是接連著的幾行××!這篇東西雖然登了出來，任何人看了都是莫名其妙的。《生活日報》的社論還算未有過這樣的奇觀。我每晚寫好社論之後，總是要等到檢查稿送回才離開報館。有一夜因檢查擱置太遲，我想內容沒有什麼“毛病”，先行回家，不料一到家，踏進門口，就得到報館電話說社論被刪去了一半!我趕緊猛轉身奔出門，叫部汽車趕回報館，飛快地寫過半篇送去再試一下，幸得通過，第二天才得免開一大塊天窗。其實我所要說的意思還是被我說了出來，不過寫的技術更巧妙些罷了。不論他們刪除得怎樣沒有道理，你都無法和他們爭辯，都無法挽回。有一次我做了一篇《民眾歌詠會前途無量》，結語是：“我們希望民眾歌詠會普遍到全中國，我們願聽到十萬百萬的同胞集體的‘反抗的呼聲’!”這末了五個字是我引著香港青年會發起這歌詠會的小冊子中的話，但是他們硬把“反抗的呼聲”這幾個字刪去，成為“×××××”，我看了非常的氣，尤其是因為檢查處的人也都是中國人，但氣有什麼用?
有時因為檢查員沒有看懂，有的話語也可以溜過去。據說某報有一次用了“布爾喬亞”這個名詞，檢查員看不懂，立刻打電話給那個報館的主筆，查間這究竟是個什麼家夥，答語說是“有錢的人”!有錢的人應該是大家敬重的，於是便被通過了!
廣告雖不必檢查，但報館要依檢查處的禁例，自己注意。例如登載白濁廣告，“濁”字要用□的符號來代替，和生殖器或性交等等有關係的字樣都要用□的符號來代替。據說他們的理由是：凡是你不可以和自己的姊妹說的，就不可以登出來。這理由可說是很別致的!說來失敬，帝國主義和白濁竟被等量齊觀，因為在各報的廣告上(大都是屬於書籍的廣告)，也隻可以用□□來代替“帝國”兩個字。
(原載1936年9月20日上海《生活星期刊》
第1卷第16號)船上的民族意識
記者前天(21日)上午寫《到新加坡》那篇通訊時，不是一開始就說了一段平風浪靜的境界嗎!昨天起開始渡過印度洋，風浪大起來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縱地向前邁進，坐在吸煙室裏就好像天翻地覆似的，忍不住了，跑到甲板上躺在藤椅裏不敢動，一上一下地好像騰雲駕霧，頭部腦部都在作怪，昨天全日隻吃了麵包半塊，做了一天的廢人，苦不堪言。今天上午風浪仍大，中午好了一些，我勉強吃了一部分的中餐，下午吸煙室裏仍不能坐。寫此文的時候，是靠在甲板上的藤椅裏，把皮包放在腿上當桌子用，在狂濤怒浪中緩緩地寫著，因明日到科倫坡待寄，而且聽說地中海的風浪還要大，也許到那時，通訊不得不暫擱一下。
船自新加坡開行後，搭客中的中國人就隻剩了七個。黑色的朋友上來了十幾個(印度人)，他們裏麵的婦女們手上戴了許多金鐲，身上掛了不少金鏈，還要在鼻孔外麵的凹處嵌上一粒金製的裝飾品。此外都是黃毛的碧眼兒。有一個嫁給中國人的荷蘭女子，對於中國人表示特別好感，特別喜歡和中國人攀談。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帶有一個帆布的靠椅，預備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寫明了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標誌。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麵，忽然來個大塊頭外國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趕開，說這個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寫明的姓名給她看，她不肯服，說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寫上自己的姓名!於是引起幾個中國人的公憤，我們裏麵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憤激，說“中國人都是做賊的嗎?這樣的欺侮中國人，我們都不必在國外做人了!這還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齒怒目的神氣，好像就要打人似的。還有一位乙君持極端相反的意見，他說：“中國人出門就準備著吃虧的，”又說：“自己不行(指中國)，有何話說!”他主張不必認真計較。當時我剛在吸煙室裏寫文章，他們都倉皇地跑進來告訴我，我說老太婆如不講理，可將情形告訴船上的管事人，倘若她自己也帶了一張椅子，因找不到而誤認的話，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來，便明白了。後來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對李君道歉，而且覺得很難為情。聽說她原有幾分神經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說不管有沒有神經病，總是欺侮中國人，於是他仍就狠狠地熱血沸騰地對著這個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訓，並在背後憤憤地大說乙君的閑話。
中國人到國外易於被人淩辱，卻是一件無可為諱的事實。理由很簡單，無非是國內軍閥官僚們鬧得太不像樣，國際上處處給人輕視，不但大事吃虧，就是關於在國外的個人的瑣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響。例如船上備有浴室，如遇著是中國人正在裏麵洗浴，來了一個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門很急，逼著速讓，那種無理取鬧的舉動，雖限於少數的“死硬”派，無非含有輕視中國人的意味。
不過有的時候也有自己錯了而出於神經過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國經商的)說話的聲音特別的響亮，極平常的話，他都要於大庭廣眾前大聲疾呼。除登台演說外，和一兩人或少數人談話原不必那樣賣力，但是這位仁兄不知怎樣成了習慣，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非雷鳴不可。這當然易於惹人厭惡，我曾於無人處很和婉地提醒他，請他注意，他“願安承教”了，但過了一天，故態複萌，有一夜他在房裏又嘩拉嘩拉起來，被對房睡了覺爬起來的一個德國人跑過來辦交涉，他事後憤然地說，在自己房裏說說話有什麼犯法，他覺得這又是選定中國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國暴露了許多逃官逃將以來，雖有馬占山部及十九路軍的曇花一現的暫時的振作，西報上遇有關於中國的漫畫，不是畫著一個顢頇大漢匍匐呻吟於雄赳赳的日軍閥槍刺之下，便是畫著前麵有一個拖著辮子的中國人拚命狂奔，後麵一個日本兵拿著槍大踏步趕著，這樣的印象，怎能引起什麼人的敬重?至於外國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說了。這都是“和外”的妙策遺下的好現象!
到國外每遇著僑胞談話，他們深痛於祖國的不振作，在外隨時隨地受著他族的淩辱蹂躪，呼籲無門，所表示的民族意識也特別的堅強，就是屢在國外旅行的雷賓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時候和記者長談，也對此點再三的注意，可見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說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國主義加速崩潰的一件事，不過一個民族中的帝國主義的附屬物不鏟除，為虎作倀者肆無忌憚，民族解放又何從說起呢?這卻成為一個先決問題了。
1933年7月23日，佛爾第號船上，自科倫坡發海上零拾
記者自7月14日上船迄今兩星期了，在這汪洋大海的孤舟上，對於國內時事消息完全隔離，直等於一個瞎子或聾子。同行中有某君說過幾句頗妙的話，他說出國旅行於健康上很有好處，這句話聽去似很平常，但是他再解釋下去的話卻頗特別，他說在國內最損害健康的事情莫過於每天的看報!所看到的關於國事的種種新聞，無論是關於外交，或是關於內政，總是使你看了不免“發昏章第十一”；如在飯後看了，便有害於你的消化，如在睡前看了，往往使你發生失眠症，這都和你的健康有害；出國之後，好了，什麼都不看見，什麼都不知道，吃飯也容易消化，睡覺也容易舒暢。這位朋友從前是到過外國留學的，他說在外國看報，最怕的是看到關於中國的新聞，因為偶而遇著，不是某軍閥和某軍閥又打起仗來了，便是什麼地方又發生了綁票案子，使你看著白白地生了一頓氣，別無結果。某君的這些話似乎都能言之成理，照他這樣說，記者現在是再快樂沒有的了。但事實上卻不然，因為你盡管耳不聞目不見，糟糕的國事和淒慘狀況仍然存在，並不因此而消滅，而且一出國門，置身異地，夾在別國人裏麵，想念到自己國內的烏煙瘴氣，所感到的苦痛隻有愈益深刻。所以在途中所感到的苦悶，和在國內每日看著嘔氣的報紙並沒有兩樣。
船將要離開孟買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氣人的事情。船停泊在碼頭，時有印人拿著一大堆西文的各種雜誌到船上兜售。我正坐在甲板上一個藤椅裏靜悄悄地閑看著，忽然從吸煙室裏走出一對英籍夫婦，後麵跟著他們的一個十六七歲袒胸露臂的女兒。那個英國婦人氣憤地詢問著誰曾看見一個售賣畫報的印度人，說他曾在船上無人處碰了她的女兒；正在這個當兒，剛巧有一個售畫報的印度人走過，便被那英國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舉起手就打，那印度人抱頭而逃。其實上船售賣畫報的印度人有好幾個，挨打的是否就是“碰”的那一個，就是“碰”了，是怎樣“碰”的，是否出於有意，都不可知，隻因為他既不抵抗，隻知道逃，也就穩得了他的罪名了!
二等艙中有葉葆亨君，福建莆田人，係爪哇僑商，親送他的一個十八歲的兒子赴德學習化學工程和一個十九歲的女兒赴德學習醫科，聽說記者也在船上，特來晤談。據說爪哇大宗商業都在華僑掌握中，對祖國原極熱心，淞滬抗日之戰，以三十萬人僑胞所在的爪哇一處，捐款達八百餘萬元，其踴躍輸捐，可以想見，但現在僑胞對國事卻已覺得心灰意冷了!
葉君對國內的教育，尤為沉痛的批評，他說荷蘭人對於青年的科學知識，異常認真，尤其是算學、理化等科，教授非常嚴格，在小學中對這類基本自然科學還沒有充分合格，即不許入中學，中學升大學亦然。他去年回福州一趟，見號稱大學的某校，其所用課本的程度僅及荷人所辦的初中，如此徒鶩虛名，不求實際，他歎為徒然誤人子弟。葉君所慨歎的事實，記者雖不知其詳，但我國教育之徒鶩表麵，關於基本知識之馬虎，使學者缺乏縝密切實的科學訓練，實屬無可為諱的現象，不過記者老實告訴他，這也不是局部的問題。現在的國事弄得這樣糟，青年們觸目驚心，時時受到悲痛的刺激，怎樣能使他們安心於什麼實學?其次，在現在的狀況下，就是有了真才實學，用到什麼地方去?有哪一件真屬建設的事業容納得了若幹人材?況且封建勢力的遺毒彌滿於各處——尤其是和政治有多少牽連的事業，有了狐親狗戚的靠山，阿貓阿狗都得彈冠相慶，否則什麼都無從說起!實際的環境如此，要想用空言勸告青年如此這般，豈不等於石沉大海，於事實上哪有絲毫的效用?
同行中有位出聲如雷鳴的旅伴，記者曾在通訊裏提過他，因為關於他的故事不無幽默的意味，所以還是把他當作無名姓妥當。這位“雷鳴”先生，在漫漫長途中倒供給我們以不少的有趣的談資。他除有“大太太”外，還有一位“二太太”，他的“大太太”，聽他的口氣，大概是個土老兒，“二太太”卻是個千嬌百媚的女學生，因留在家裏，使他懷念不置，動不動就想到“二太太”，大家也常常提起“二太太”和他說笑。這裏卻有個小小的難題，他的“大太太”無論如何不願正式離婚，此事未辦妥，“二太太”總覺得在名義上不稱心，於是這位“雷鳴”先生天天感到心神不寧，三番五次的和我商量，一定要我替他想個辦法。我說依現行法律，女子一嫁就有法律上的保障，除她和你同意辦到協議離婚外，你倘無法律上認可的充分理由，實想不出什麼辦法。他氣極了，悻悻地說：“好!我就算多養一隻狗就是了!”他這句話雖近乎戲語，但卻使我得到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呆板的法律所能為婦女——在經濟上不能自立的婦女——保障的，至多是物質生活的勉強維持，無法救濟精神上的裂痕。
7月31日上午，佛爾第號船上，8月3日到
蘇彝士付寄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我們原定辦法，由意輪船公司招待搭客往埃及首都開羅遊覽，願去的每人繳費六鎊半，汽車、火車及午晚餐食等在內，3日上午由蘇彝士城出發，可於當晚10點鍾到塞得港(Port Said)上原船繼續前行。六鎊半合華幣在百圓左右，為數不能算小，但同行的好幾位都覺得機會難得 ，不願錯過；我也覺得在小學時讀曆史，就看到書本上畫著埃及金字塔和人首獅身“Sphinx”的像，雖行囊慳澀，到此也硬著頭皮隨眾報名繳費。滿心以為四千年的勝跡即在目前，不料2日下午得到取消的消息，雖省了百圓，卻感到無限的失望和惆悵，也許此生就永遠沒有第二次的機會，因為我回國時想走陸路。
8月3日下午6點鍾，船到蘇彝士城，僅停1小時，不靠岸，有幾隻送客登輪的小火輪和幾隻小船泊在佛爾第號的船旁，十幾個阿拉伯人爬上來兜售報紙、畫片及其他雜物，搭客都擁聚在甲板上購買，我也買了兩打關於開羅名勝及蘇彝士河的景物相片，寄給本刊。
記者此次雖很失望地未曾到開羅去遊覽，但3日夜裏經過蘇彝士河的情形，卻給我以悠然意遠的印象。此時一輪明月高懸，蔚藍的青天淨潔得沒有絲毫的渣滓，清風吹來，爽人心脾，搭客們多聚在船頭特高的甲板上遠矚縱覽。隻見船的兩邊都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右為亞洲，左為非洲，離船大都不過十幾尺或幾尺。船頭前排著兩盞好像巨眼的大電燈，射出耀目的光線，使前麵若幹距離內的河身好像一片晶瑩潔白的玉田。在狹隘的運河中特別顯得龐大的船身徐徐地向前移進，假如不看前麵而僅望左右，又恍若一輛奇大無比的汽車在廣闊無垠的沙漠上緩緩前駛似的。這夜記者在甲板上憑欄靜眺，直看到12點鍾，才進到臥室裏去睡覺，在睡夢中還好像明月清風，隨我左右。
溝通紅海和地中海，縮短歐亞海行路線的這條蘇彝士運河，經法人勒賽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和無數工人十四年的辛勤勞力，中間戰勝過無數次的破壞和種種困難，才於1869年11月17日正式開幕，距記者於月夜靜寂中通過此河的今日，已六十四年了。這條運河長八十八裏，闊從一百碼至一百七十五碼，原來估價需二萬萬法郎，後來用到四萬萬法郎，約等於一千四百萬金鎊，合現價在二萬萬圓以上了。一半資本在法國募得，其他一半幾全為當時埃及總督塞氏(Mohommed Said)所買，後來他把股子賣給英國政府，於是英政府在管理上便握有大權了。(當時塞氏讚助勒賽普斯的計劃甚力，現在蘇彝士河盡頭的塞得港，意即“塞氏港”，就是為紀念他而取名的。)
說到起意要建造蘇彝士運河的，頗有趣的是要輪到法國一世之雄的拿破侖。他在1798年進攻埃及時，忽想到要造一條運河通紅海，便任命一個工程師名叫勒伯爾(Monsieur Lepere)的視察並報告研究的結果。這個工程師奉命執行了，他的報告雖承認這個計劃有種種的利益，但是宣言紅海和地中海的水麵不平等，要在地中海沿岸築海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於是作罷。不料這就隱隱中種了今日蘇彝士河的種子。在此37年後(1836年)勒賽普斯被任為亞曆山大的代理領事，到該埠時，所乘的船因查疫停頓，搭客不得即行上岸，他於無聊中展閱朋友送給他的幾本書，裏麵有一本是勒伯爾的筆記，竟引起他對建造這條運河的濃厚興趣，終靠他百折不回的努力，造成在亞歐航行上開辟新紀元的蘇彝士運河。
8月4日晨走完了蘇彝士河而達到塞得港。有半天的停泊，雖不靠岸，但意輪公司有小火輪運送搭客上岸及回船，也很便利。記者便和同行的張、周、郭、李諸君同上岸一遊。道路很平坦廣闊，房屋雖屬洋房式子，而且一來就是五六層，但在前麵總是用木料造成突出的一部分，好像露台似的，圍滿著各種花樣的窗戶。街上遇著的都是穿著長袍戴著和土耳其人一樣的帽子的男子，婦女除極少數穿西裝的以外，大多數是頭披黑紗，鼻以下部分也用黑紗圍著，額前還掛著一個黃色木製像小塔的裝飾品垂到鼻上。這也可見該處婦女解放還在什麼程度了。
我們參觀了一個回教教堂，裏麵地上用草席鋪著，正殿用絨毯鋪著地，到門口時須在鞋上套著草包似的套鞋，才得進去。聽說一般人民每天須到各教堂洗手洗腳禱告五次。該教堂裏有個引導參觀的人，對我們大講教義，引到裏麵一個狹弄裏的時候，向我們要錢，給一個先令，不肯休，加一個，才了事。我們都覺得雖聽他講了一些教義，卻被他敲了一個竹杠!在教堂裏最注目的，是那班禱告者跪在地上高舉兩手，用足勁兒向下拜的那副神氣。我們出門時望望腳上所套著的那雙草包式的套鞋，倒也覺得奇特，便用所帶的攝影機拍了兩張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