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於11月30日上午11點30分鍾由曼徹斯特乘火車動身，下午2點10分鍾到利物浦。市麵蕭條，較曼徹斯特露骨得多。在利物浦大學地理學院肄業的朋友塗長望君(《生活》的讀者)到車站來照拂，並承他陪伴了兩天，誠摯可感。記者此次出國最感愉快的是藉著《生活》的媒介，遇著許多有誌的青年朋友，塗君也是其一。我們雖未曾謀麵過，但卻是一見如故，快慰平生，因為我們在精神上都早成了好友。塗君說利物浦大學地理學院教授(兼院長)羅士培(ProfPercy MRoxby)對中國非常表同情，叫我去談談。當天下午4時左右便同往，將近該校和進了該校的時候，陸陸續續看見男女同學迎笑著對塗君打招呼，態度都很親熱。據塗君告我，該校因羅士培教授對中國異常表同情，每討論到遠東問題，總是幫中國，所以造成風氣。他所主持的地理學院的男女生近百人，都是對中國特具好感的。我才恍然於許多男女生對中國人的親熱態度。
羅士培教授十年來曾三次到過中國，對於中國文化及地理問題的著作頗多，對於中國學生的事情非常肯熱心幫忙，遇著有演說機會的時候，總是替中國說話。中國的好壞，自有本身的事實存在，我們原不必聽見有人說好話便色然而喜，但是肯表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卻也值得我們的介紹。
英國人把下午四五點鍾的那頓茶點看得很重，有人說他們晚飯不吃還不打緊，下午那頓茶點是萬不可少的。我們到了地理學院裏的時候，正遇著羅士培和幾個同事在樓上一個小房間裏吃茶點，便邀塗君和我一同加入。羅士培教授說他剛接到一位倫敦朋友的信，知道我來，正盼望著晤談。他今年五十三歲了，還是一個獨身，住在學生寄宿舍裏，和學生混在一起，衣服看上去也很隨便，大有一個書呆子的模樣，大概他的注意力都用在地理學上去了。在這天的茶點席上，卻有他的一位妙齡秀美的女秘書奧德姆女士(Miss Oldham)擔任“女主人”的職務，很殷勤和藹地招呼客人的茶點。此外還有該學院的講師史密斯君(WSmith)。我們五個人圍桌而坐，我們當然很容易談到中國問題。我忽見他(羅士培)瑟瑟縮縮從衣袋裏一個日記簿上，取出幾張剛從報上剪裁下的關於中國的新聞。有一張是一個英國“死硬派”素有“中國通”之名的某甲寫給《泰晤士報》的信，大意說，日本占據滿洲，雖經國聯認為不合理，但現在已成事實，時勢不同，如仍根據國聯意見，不注意事實，徒然妨礙世界和平雲雲。這幾位英國的男女朋友——羅士培、史密斯和奧德姆——都憤憤不平，我暗中覺得我們自己不長進，旁人反代為不平，徒然增加我們自己的慚愧而已!我們約談半小時後告辭握別。
羅士培教授有個習慣頗好笑，他談話時，仰著頭，眼睛好像總是望著天花板。倘若不是他的誠懇，簡直有人疑他旁若無人。我出來後對塗君說句笑話，說羅士培的眼睛總是好像望著天花板，他大概從未知道同事裏麵有個那樣秀美的奧德姆女士吧!
記者在利物浦時參觀了利物浦大學(建築學最著名)，大規模的船塢(有許多輪船都閑空著)，利物浦的貧民窟(所謂“slum”，該處是在英國最大的貧民窟之一，衣服襤褸，房屋破爛，觸目皆是)。此外在建築上比較特別的是利物浦的“浮碼頭”，他們稱為“landing stage”，因為在那海岸旁的潮水漲落的很厲害，最高時漲到三十四，低時十一，所以為搬貨及搭客上下的便利，不得不有浮著的活碼頭。該碼頭長二千五百三十四，平均闊八十，高出水麵六到八，用鐵鏈係在岸旁，價值二三十萬鎊，工程殊為宏大，走上去簡直是陸地，不覺得是在什麼碼頭上。不愧為帝國主義對外實行經濟侵略的大本營的規模!
還有個尚在繼續建造中的大建築物是利物浦大教堂(LiverpooI Cathedral)。世界第一宏偉的大教堂是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高四百十八，利物浦這個才造好一部分的大教堂也有三百零八高，欲搶得第二把交椅。自1940四年開始建築以來，建築了近三十年，尚未完工，其工程浩大可想。記者去瞻仰時，不得不驚歎該處大貧窟裏的許多貧命集合起來，哪比得上這個上帝的福命啊!聽說對此事捐款最踴躍的是該處的資本家。帝國主義最歡迎的是“聖經”(見《海上零拾》)，資本家所歡迎的又是大教堂!
在英國的華僑，最多的是在倫敦(當另文記之)；其次要算利物浦了，有三百八十人，其中約有一百八十人做輪船上的水手、火夫及極少數的管事人(Steward，類於茶房頭的職務)，現此中失業者已有六十八人，此外有幾家小菜館及小商店，大概隻專做本國人的生意，其餘的大多是洗衣業，也僅靠老主顧勉強維持著。(曼徹斯特也有二十幾個華僑，全是洗衣業，幾全有了英籍的妻子。)他們大多娶了英國女子，冒著險到英國謀食的華僑，教育程度原很低，有許多中西文字都不識，而英國妻子至少受過高小教育，所以大半受妻子的管轄，懼內者居多，因為寫信記賬以及許多事都需要仰仗她們，利物浦也有華人集的中國街(其實叫“peelStreet”)，記者也去“巡閱”一番。當然都是小店，有好幾家關了門，“寄人籬下”，免不得隨人倒黴了!並到該處一家中國菜館裏去吃過兩次飯，看見幾個中英合種的男女小孩，真長得健美可愛，和他們瞎談一陣，覺得他們天真爛漫，性情都很和藹。有個三歲的孩子，隻頭發是黑的，其餘就全似個洋囡囡，可愛極了，我簡直想把他抱回中國來。這家老板是個廣東人，老板娘是個大胖子的英婦，他們有個合種的女兒已十八九歲，具著一副婀娜的美態，一對嫵媚的慧眼，說著一嘴的鶯聲軟語，婉轉動聽，聽說已和一個英國人訂了婚，準備明年出嫁，怎樣的英國人卻不知道。
塗君談起他有個好友趙雲鵬君，在利物浦大學專攻橋梁工程，也是《生活》的讀者，最近因肺病進了醫院，聽見記者來的消息，以不得一見為憾。我說我應該到醫院裏去慰問他，便於12月1日下午買了一些水果，約同塗君和特由倫敦趕來利物浦陪我同赴愛爾蘭的張似旅君，到醫院裏去看他。他住在一個大病室裏，有幾十個病人一排一排的沿著四麵的牆旁榻上躺著，布置得很整潔。他也穿著睡衣躺著，我們三個在病室門口伸著脖子看清了他的榻位，便躡手輕腳地偷移到他的榻旁。經塗君介紹後，我和他很誠懇地握著手，並把水果捧給他。他看見我們來了，歡喜得什麼似的。我們聽見他說，醫生說已可無礙，身重加了兩磅，不過還須療養，也非常替他歡喜。我們除竭誠慰問外，不敢多談，於鄭重道別後，又偷偷躡躡地跑出了病室，已是萬家燈火了。
當夜我便和張君乘輪赴愛爾蘭的首都。
1934年1月4日，倫敦紙上自由
我國俗語有句話叫“紙上談兵”，我覺得英國和法國的“民主政治”倘若比專製的國家有不同的地方，最大的特點可以說人民的確已得到“紙上自由”了。這所謂“紙上自由”，也可以說是“嘴巴上的自由”。
要明白這特點，需要相當的說明。
法國的報紙，無論極左的報或極右的報，對於政府的批評指摘，都盡量地發揮；法國社會黨的機關報和共產黨的機關報，對政府更往往抨擊痛罵得體無完膚，從來沒有因言論開罪當局而有封報館、捕主筆的玩意兒。議員在議院裏當麵斥責政府要人，那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號稱“巴立門的母親”的英國，為歐洲“民主政治”國家的老大哥；關於“紙上自由”或“嘴巴上的自由”，也可算是發揮到淋漓盡致了。盡管聽任你在文學上大發揮，盡管聽任你在嘴巴上大發揮，但在行動上，這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好像銅牆鐵壁似的，卻不許你越雷池一步!
英國自命為“君子人的國家”，有許多報紙上的言論，都是雍容爾雅，委婉曲折的，但是像工黨機關報“每日先驅報”對於現任首相麥克唐納之冷嘲熱諷，甚至瞎尋他的開心，往往有很令人難堪之處。獨立工黨機關報之《新導報》和共產黨機關報之《工人日報》，對於統治階級之嚴厲的評論，明目張膽宣言非打倒現政府，非推翻現統治階級，一切問題都無從解決。這在專製或軍閥官僚橫行的國家，直是大逆不道，老早把“反動”的尊號奉敬，請貴報館關門，請貴主筆大嚐一番鐵窗風味，或甚至非請尊頭和尊軀脫離關係不可!但在英國不但這種報紙盡管繼續不斷地發揮他們的高論宏議，就是研究社會主義的機關，或共產黨的出版機關所編行的書籍，直呼現統治階級為強盜，也得照常發售，從沒有聽見政府當局說他們有反動嫌疑，非搜查沒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