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可舉個具體的例子。英國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一般人民對於英皇還不得不有虔敬的態度，各戲院裏末了時還都須唱著“上帝佑我皇”的歌調。去年11月22日“巴立門”舉行開幕典禮，訓辭中提到經濟恐慌和失業問題，有“我的人民繼續情願忍受犧牲”之語，共產黨機關報之《工人日報》在第二日的報上，不但在言論裏極盡揶揄，並且登一個惡作劇的插圖。把英皇畫成一個矮子，手上捧著一大張“皇上演辭”，下麵注著上麵所引的那句話。英皇後麵，一個高大的警察和首相麥克唐納扶持著一個“失業新律”，是準備在議會通過以壓迫工人的，再後麵便是一大堆工人群眾示威高呼“一致摧毀‘全家總收入調查法，”及“打倒造成饑餓和戰爭的政府!”等口號。這種實際情形和“繼續情願忍受犧牲”的“皇上演辭”，適成相反的對照!尤其是把“皇上”畫成那副尊容!但是“工人日報”照常公開發行，並沒聽見它得到了什麼大不敬的罪狀。“皇上”的威風比我國的任何軍閥官僚都差得遠了!所以我說，“紙上自由”可算是發揮到淋漓盡致了。
英國“巴立門”裏的“嘴巴上的自由”，記者在“巴立門的母親”一文裏已略為提起。上麵所談的最近“巴立門”開幕的那一天，還有一個件事情頗有記述的價值。那天舉行開幕典禮的時候，英皇在貴族院裏剛才把演辭說完，聽見有一人大聲問道：“關於取消‘全家總收入調查法’和失業救濟費折扣兩事，究竟怎麼樣?”大膽這樣向英皇問著的是獨立工黨議員麥閣溫(JMcGovern)。他接著喊道：
“你們是一群懶惰好閑的寄生蟲，靠著別人所創造的財富過活。外麵人民是正在挨著餓，你們應該覺得自己羞恥吧。”
當時與會的許多貴族們和議員老爺們都相顧驚愕，麥閣溫大喊之後，從容步出會場，典禮也隨在靜默中收場。後來這位獨立工黨的議員還是繼續做他的議員，沒有聽見他得到什麼大不敬的罪名。這種新聞，如在我們貴國，早給檢查新聞的老爺們扣留，不許刊登，但在英國，各報仍在第二天照事實登出，《曼徹斯特導報》並在社論中警告政府，謂麥閣溫的行為雖鹵莽，但人民的困苦，實其背景雲雲。所以我說，“嘴巴上的自由”可算是發揮到淋漓盡致了。
這當然是處身軍閥官僚橫行的國家裏麵的人民所垂涎三尺的權利，因為在這樣的人民，隻有受壓迫剝削的份兒，連呻吟呼冤都是犯罪的行為!
但是進一步講，終究還僅是“紙上自由”!在行動上，統治階級的爪牙——警察、偵探等……也就防範得厲害。有位朋友在倫敦某處演講，演畢後，有位共產黨員順便開著一輛破舊的自備汽車送他回家，就有警察暗隨在後，把他的住址抄下，第二天便向他的房東盤問得很詳細。又如在倫敦專售共產主義書報的工人書店，外麵就常有便衣暗探注意買書的人的行蹤。有一次我和倫敦報界某西友在某菜館裏午餐談話，我們所談的是關於英國新聞事業的情形，但因為他是共產黨員，不久就有侍者偷偷地來關照，說外麵有警察注意著。他們簡直好像布滿著天羅地網似的!
1934年1月25日，倫敦大規模的貧民窟
倫敦不能不算是世界上一個大規模的城市，麵積近七百方裏之廣，人口在七百五十萬人左右；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都集中在倫敦。在這樣大規模集中的情況之下，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形色色，這種社會的內在的矛盾之尖銳化，都可以很明顯地從中看出來。在這樣大規模的繁華的城市裏，同時卻也有了大規模的貧民窟，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矛盾的現象。
英國各大城市，都各有其貧民窟，而以東倫敦的規模為最大。西倫敦(他們叫做“West End”)是最繁華闊綽的地方。最奢華的店鋪、皇族貴人的宮邸、布爾喬亞享樂的俱樂部，博物院、戲院、官署、公園、議會、西冥寺以及最豪華的住宅區，都在這裏。所以在倫敦有人叫你開地址的時候，如你所開的地址是在“West End”，他們便認為你這個人多少是過得去的。南倫敦和北倫敦的屬於工人住宅區的地方，也有貧民窟，但都不及東倫敦的規模宏大!
倫敦分為二十八區(borough)，各區裏麵都有多少貧民窟點綴著，就是在所謂“皇家區”(Royal Borough)裏麵也不免，不過在繁華富麗的地方看不大出。自倫敦中央起，迤東一帶各區，都就可以看見幾於“清一色”的貧民窟生活，也是世界上任何城市裏勞動階級最集中的一個區域。記者曾費了一天的工夫去觀光。電車一開進了這個區域，就看見在西倫敦所沒有的舊式燒煤的汽車在街上跑來跑去，上麵有煙囪，噴出許多黑煙在街道上繞著；電車上的乘客也不同了，都穿著破舊的不整齊的衣服，顧不到什麼“君子人”的排場了；滿街旁的襤褸垢麵的孩子，東奔西竄著。貧民窟裏的住宅，大都是建築於百年前的老屋，地板破爛，牆壁潮濕，破窗裂戶的空隙常有冷風繼續不斷的傳送進來。一所屋裏每住著幾十家，一個小小的房間裏堆滿著許多人。英國是科學發達的國家，電燈應該是很普遍的了，但在這一帶貧人住宅裏，還是用著油燈或點著蠟燭。如所住的是地室，那就終年在黃昏中過日子!
據英國勞工調查所(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這是由勞工團體組織的研究機關，不是政府設立的)所調查的結果，在倫敦全家擁擠在這種地室裏(住在貧民住宅的地上和樓上的還不在內)過暗無天日生活的工人，至少在十萬人以上。據他們最近所調查的情形：“在倫敦貧民窟的地室，裏麵既黑暗而又潮濕，糊在牆上的紙都潮濕著下墜飄搖著；老鼠和虱子非常的多；住在裏麵的人很少和疾病不發生關係的。”
因為擁擠的緣故，常有父母和好幾個成年的子女，甚且加上祖父母，同住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裏。因為這種屋子裏的蟲虱有各種各色的，既繁且多，每到夏季，往往趕著整千的人把他們的床拖到街上來，希望能夠略得些睡眠，但是遇著了警察，又須被趕到門裏去!
倫敦赫克納(Hackney)一區的醫官華雷(DrKing Warry)調查該區貧民窟的擁擠情形，曾有詳細的報告。試就他所報告的事實隨便舉一個例：他說有個家庭共有六人，都住在一個小小的地室裏，這家庭裏麵有十歲和四歲的男孩，十一歲和七歲的女孩，那個母親告訴他說，因為她無法使他們睡開，最大的兩個男女小孩曾經發生過“非禮的行為”。
1933年1月27日《標準夜報》(“Evening Standard”)所載東倫敦貧民窟的情形，裏麵說起有個家庭住在地室裏已十九年了；除父母外，有四個女兒，年齡自十三歲至二十一歲，兩個男孩，年齡一個六歲，一個九歲，都住在一個地室裏，都要常往醫生處看病。
這樣“很少令人和疾病不發生關係的”貧民窟房屋，租錢在工人看來仍然是很貴的，普通每星期常須付到十五先令至二十先令；英國極少數最高工資的工人每星期雖可得到六鎊以上的工資，但普通總在兩鎊左右，所以為著房租差不多便用去了一半(這是世界大戰以後的情形，在以前平均隻用去收入百分之十六至十七為房租)，結果剩下的一些工資不夠顧全家屬的衣食，父母子女往往在半餓狀態中過活。
據各區醫官的統計報告，貧民窟居民的死亡率常比普通的增加一倍至兩倍，嬰孩死亡率更厲害。就是養得大的孩子，也多遺傳著所謂“貧民窟心理”，據說他們長大時的行為都使國家要增加警察和監獄的經費!
記者自去年10月到英國以來，聽他們在內政方麵鬧得最起勁，視為一件大事的，便是消除貧民窟運動，大呼“貧民窟是我們的恥辱!”衛生部大臣楊格爵士(Sir Hilton Young)定了一個消除貧民窟的五年計劃，據說要在五年內消除二十萬所貧民窟的房屋，使一百萬人有新屋住(據各報說貧民窟的房屋遠逾此數，貧民窟的居民亦遠逾此數)，而新屋的建造則仍希望以利潤為前提的私人企業家來辦，並不想到工人租用貧民窟的房屋已嫌其貴，更有何餘力來租用新屋!
其實貧民窟問題也是資本主義製度下的一部分的產物。貧民窟的人民那樣苦楚，而據統計表示，1931年倫敦的土地生意不下一萬萬二千萬金鎊，教會於1930年在倫敦所收到的屋租就達三十八萬金鎊之多。土地的私有專利，房租的高抬，工人的貧窮，都一概不顧，隻想如何如何叫工人從貧民窟裏搬到新屋裏去，便以為這問題可以解決了，這真是在饑荒時代勸人吃肉糜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