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操教師的被蔑視，似乎在現在也是普通現象。這是有著曆史關係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曆史的人物。三十年前，中國初興學校，學校製度不像現在的完整。我是棄了八股文進學校的，所進的學校，先後有好幾個，程度等於現在的中學。當時學生都是所謂“讀書人”，童生、秀才都有，年齡大的可三十歲，小的可十五六歲，我算是比較年青的一個。那時學校教育雖號稱“德育、智育、體育並重”，可是學生所注重的是“智育”，學校所注重的也是“智育”，“德育”和“體育”隻居附屬的地位。在全校的教師之中，最被重視的是英文教師，次之是算學教師，格致（理化博物之總名）教師，最被蔑視的是修身教師，體操教師。大家把修身教師認作迂腐的道學家，把體操教師認作賣藝打拳的江湖家。修身教師大概是國文教師兼的，體操教師的薪水在教師中最低，往往不及英文教師的半數。
那時學校新設，各科教師都並無一定的資格，不像現在的有大學或專門科畢業生。國文教師，曆史教師，由秀才、舉人中挑選，英文教師大概向上海聘請，聖約翰書院（現在改稱大學，當時也叫梵王渡）出身的曾大出過風頭，算學、格致教師也都是把教會學校的未畢業生拉來充數。論起資格來，實在薄弱得很。尤其是體操教師，他們不是三個月或半年的速成科出身，就是曾經在任何學校住過幾年的三腳貓。那時一麵有學校，一麵還有科舉，大家把學校教育當作科舉的準備。體操一科，對於科舉是全然無關的，又不像現在學校的有競技選手之類的名目，誰也不去加以注重。在體操時間，有的請假，有的立在操場上看教師玩把戲，自己敷衍了事。體操教師對於所教的功課，似乎也並無何等的自信與理論，隻是今日球類，明日棍棒，輪番著變換花樣，想以趣味來維係人心。可是學生老不去睬他。
蔑視體操科，看不起體操教師，是那時的習慣。這習慣在我竟一直延長下去，我敢自己報告，我在以後近十年的學生生活中，不曾用了心操過一次的體操，也不曾對於某一位體操教師抱過尊敬之念。換一句話說，我在學生時代不信“一二三四”等類的動作和習慣會有益於自己後來的健康。我隻覺得“一二三四”等類的動作幹燥無味。朋友之中，有每日早晨在床上作二十分操的，有每日臨睡操八段錦的，據說持久著做，會有效果，勸我也試試。他們的身體確比我好得多，我也已經從種種體驗上知道運動的要義不在趣味而在繼續持久，養成習慣。可是因為一向對於這些上麵厭憎，終於立不住自己的決心，起不成頭，一任身體一日不如一日。
我們所過的是都市的工商生活，房子是鴿籠，業務頭緒紛煩，走路得刻刻留心，應酬上飲食容易過度，感官日夜不絕地受到刺激，睡眠是長年不足的，事業上的憂慮，生活上的煩悶是沒有一刻忘懷的，這樣的生活當然會使人早老早死，除了捏鋤頭的農夫以外，卻無法不營這樣的生活，這是事實，積極的自救法，唯有補充體力，及早預備好了身體來。
“如果我在學生時代不那樣蔑視體操科，對於體操教師不那樣看他們不起，多少聽受他們的教誨，也許……”我每當顧念自己的身體現狀時常這樣暗暗歎息。流彈
蘭芳姑娘跟了我弟婦四太太到上海來，正是我長女吉子將遷柩歸葬的前一個月。她是四太太親戚家的女兒，四太太有時回故鄉小住，常來走動，四太太自己沒有兒女，也歡迎她作伴，因此和我家吉子滿子成了很熟的朋友。尤其是吉子，和她年齡相仿，彼此更莫逆。吉子到上海以後，常常和她通信。她是早沒有父親的，家裏有老祖父、老祖母、母親，還有一個弟弟，一家所靠的就是老祖父。今年她老祖父病故的時候，吉子自己還沒有生病，接到她的報喪信，曾為她歎息：
“蘭芳的祖父死了，蘭芳將怎麼好啊！一家有四五個人吃飯，叫她怎麼負擔得起！”
這次四太太到故鄉去，回來的時候蘭芳就同來了。我在四弟家裏看見她。據她告訴我，打算在上海小住幾日，於冬至前後吉子遷柩的時候跟我們家裏的人回去，順便送吉子的葬。從四太太的談話裏知道她家的窘況，求職業的迫切，看情形，似乎她的母親還托四太太代覓配偶的。“三伯伯，可有法子替蘭芳薦個事情？蘭芳寫寫據說還不差，吉子平日常稱讚她。在你書局裏做校對是很相宜的。”四太太當了蘭芳的麵對我說。
“女子在上海做事情是很不上算的。我們公司裏即使薦得進去，也隻是起碼小職員，二十塊大洋一月，要自己吃飯，自己住房子，還要每天來去的電車錢，結果是賠本。對於蘭芳有什麼益處呢？”我設身處地地說。
“那麼，依你說怎樣？”四太太皺起眉頭來了。“蘭芳已二十歲了吧，請你替她找個對手啊！做了太太，什麼都解決了。哈哈！”我對了蘭芳半打趣地說。“三伯伯還要拿我尋開心。”蘭芳平常也叫我三伯伯。“我的誌願，吉子姐最明白，可惜她現在死去了。我情願辛苦些，自己獨立，隻要有飯吃，什麼工作都願幹，到工場去當女工也不怕。”
“她的親事，我也在替她留意，但這不是一時可以成功的，還是請你替她薦個事情吧。她如果做事情了，食住由我擔任，賠本不賠本，不要你替她擔心。”四太太說。“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從這裏到老三的店裏，電車錢要二十一個銅板，每日來回兩趟，一個月就可觀了；還有一頓中飯要另想法子。——況且商店都在裁員減薪，薦得進薦不進，也還沒有把握。”這次是老四開口了。四太太和蘭芳麵麵相覷，空氣忽然嚴重起來。“且再想法吧，天無絕人之路。”我臨走時雖然這樣說，卻感到沉重的負擔。近年來早不關心了的婦女問題，家庭問題，女子職業問題等等，一齊在我胸中浮上。坐在電車裏，分外留意去看女人，把車中每個女人的生活來源來試加打量，在心裏瞎猜度。
吉子遷葬的前一日，家裏的人正要到會館去作祭，蘭芳跑來說，四太太想過一個熱鬧的年，留她在上海過了年再回去。她明天不預備跟我們家裏的人同回去送葬了，特來通知，順便同到會館裏去祭奠吉子一次，見一見吉子的棺材。
從會館回來，時候已不早，妻留她宿在這裏，第二天，家裏的人要回鄉去料理葬事，隻我和滿子留在上海，滿子怕寂寞，邀她再作伴幾天。她勉強多留了一夜。第三天早晨我起來的時候，已不見她，原來她已冒雨雇車回四太太那裏去了。吃飯桌上擺著一封貼好了郵票的信，據說是因為天雨，又不知道這一帶附近的郵筒在哪裏，所以留著叫滿子代為投入郵筒的。
“在這裏作了一天半的客，也要破工夫來寫信？”我望著信封上娟秀的字跡，不禁這樣想。信是寄到杭州去的，受信人姓張，照名字的字麵看去，似乎是一個男子。隔了一二天，我有事去找老四，一進門，就聽見老四和四太太在談著什麼“電報”的話。桌子上還擺著電報局的發報收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