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進步嗎？”
“進步呢原是進步，可借總是替外國人銷貨色。從前的草紙、紅紙，不消說是中國貨，現在的牛皮紙、收音機是外國貨。
良鄉栗子已著洋裝了！你想，我們今天吃兩毛錢的良鄉栗子，要給外國賺幾個錢去？外國人對於良鄉栗子一項，每年可銷多少牛皮紙？多少收音機？還有印刷紙袋用的油墨、機器？……”
“這是一段很好的提倡國貨演說啊！去年是國貨年，今年是婦女國貨年，明年大概是小孩國貨年了吧。有機會時你去上台演說倒好！”
“可惜沒人要我去演說，演說了其實也沒有用。中國的軍備、交通、衛生、文化、教育、工藝，那一件不是直接間接替外國人推銷貨色的玩意兒？”
“唉！——還是吃良鄉栗子吧。——這是‘良鄉栗子大王’，你看，紙袋上就印著這幾個字。”
“這也是和從前不同的一點，從前是叫‘良鄉名栗’，‘良鄉奎栗’的，現在改稱‘大王’了。
外國有的是‘鋼鐵大王’，‘煤油大王’，‘汽車大王’，我們中國有的是‘瓜子大王’，‘花生米大王’，‘栗子大王’，再過幾天‘湖蟹大王’又要來了。什麼都是‘大王’，好多的‘大王’嗬！”
“還有哩！‘鴉片大王’，‘馬將大王’，‘牛皮大王’……”
“現在不但大王多，皇後也多。什麼‘東宮皇後’咧，‘西宮皇後’咧，名目很多，至於‘電影皇後’，‘跳舞皇後’，更不計其數。”
“這是很自然的，自古說‘一陰一陽之為道’，有這許多‘大王’，當然要有這許多‘皇後’才相稱。否則還成世界嗎？”
“哈哈！”兩個家
“呀，你幾時出來的？夫人和孩子們也都來了嗎？前星期我打電話到公司去找你，才知道你因老太太的病，忽然變卦，又趕回去了，隔了一日，就接到你寄來的報喪條子。你今年總算夠受苦了，從五月初上你老太太生病起，匆匆地回去，匆匆地出來，據我所知道的，就有四五次，這樣大旱的天氣，而且又帶了家眷和小孩，光隻川費一項也就可觀了吧。”
“唉，真是一言難盡！這回趕得著送老太太的終，幾次奔波還算是有意義的。”
“現在老太太的後事，想大致舒齊了吧。”
“那裏！到了鄉間，就有鄉間的排場，回神咧，二七咧，五七咧，七七咧，都非有舉動不可，我想不舉動，親戚本家都不答應。這次頭七出殯，間壁的二伯父就不以為然，說不該如是草草。家裏事情正多哩，公司裏好幾次寫快信來催，我隻好把家眷留在家裏，獨自先來，隔幾天再趕回去。”
“那末還要奔波好幾趟呢。唉！像我們這樣在故鄉有老家的人，不好吃都市飯，最好是回去捏鋤頭。我們現在都有兩個家，一個家在都市裏，是亭子間或是客堂樓，廂房間，住著的是自己夫婦和男女。一個家在故鄉，是幾開間幾進的房子，住著的是年老的祖父，祖母，父母和未成年弟妹。因為家有兩個的緣故，就有許多無謂的苦痛要受到。像你這回的奔波，就是其中之一啊。”
“奔波還是小事，我心裏最不安的，是沒有好好地盡過服侍的責任。老太太病了這幾個月，我在她床邊的日子合計起來，不滿一個星期。在公司裏每日盼望家信，也何嚐不刻刻把心放在她身上，可是於她有什麼用呢。”
“這就是家有兩個的矛盾了。我們日常不知可因此發生多少的矛盾，譬如說：我和你是親戚，照禮，老太太病了，我應該去探望，故了，應該去送殮送殯，可是我都無法去盡這種禮。又譬如說：上墳掃墓是我們中國的牢不可破的舊禮法。一個墳頭，如果每年沒有子孫去祭掃，就連墳頭要被人看不起的。我已有好幾年不去掃墓了，去年也曾想去，終於因為離不開身，沒有去成。我把家眷搬到都市裏，已十多年了，最初搬家的原因是因為沒有飯吃，辦事的地方沒有屋住，當時我父母還在世，也讚同我把妻兒帶在身邊住。不過背後卻不免有‘養兒子是假的’的歎息。我也曾屢次想接老父老母出來同居，一則因為都市裏房價太貴，負擔不起，而且都市的房子也不適宜於老年人居住。二則因為家裏有許多房子和東西，也不好棄了不管，終於沒有實行。遷延複遷延，過了幾年，本來有子有孫的老父老母先後都在寂寞的鄉居生活中故世了。你現在的情形，和我當日一樣。”
“老太太在日，我每年總要帶了妻兒回去一次，她見我們回去，就非常快樂，足見我們不在她身邊的時候，是寂寞不快的。現在老太太死了，我越想越覺得難過。”
“像我們這種人，原不是孝子，即使想做孝子，也不能夠。如果用了‘晨昏定省’‘湯藥親嚐’等等的形式規矩來責備，我們都是犯了不孝之罪的。豈但孝呢，悌也無法實行。我常想，中國從前的一切習慣製度，都是農業社會的產物，我們生活在近代工商社會的人，要如法奉行，是很困難的。大家以農為業，父母子女兄弟天天在一處過活，對父母可以晨昏定省，可以湯藥親嚐，對兄弟可以出入必同行，對長者可以有事服其勞，掃墓不必化川資，向公司告假，如果是士大夫，那末有一定的年俸，父母死了，還可以三年不做事，一心住在家裏讀禮守製。可是我們已經不能一一照做。一方麵這種農業社會的習慣製度，還遺存著勢力，如果不照做，別人可以責備，自己有時也覺得過不去。矛盾，苦痛，就從此發生了。”
“你說得對！我們現在有兩個家，在都市裏的家，是工商社會性質的，在故鄉的家，是農業社會性質的。我在故鄉的家還是新屋，是父親去世前一年造的。父親自己是個商人，我出了學校他又不叫我學種田，不知為什麼要花了許多錢在鄉間造那麼大的房子。如果當時造在都市裏，那末就是小小的一二間也好，至少我可以和老太太住在一處，不必再住那樣狹隘的客堂樓了。”
“我家裏的房子，是祖父造的，祖父也不曾種田。——過去的事，有什麼可說的呢？現在不是還有許多人從都市裏發了財，在故鄉造大房子嗎？由社會的矛盾而來的苦痛，是各方麵都受到的。並非一方受了苦痛，一方會得什麼利益。你因覺得到對老太太未曾盡孝養之道，心裏不安，老太太病中見了你因她的病，幾次奔波回去，心裏也不會爽快吧。你住在都市中的客堂樓上嫌憎不舒服，而老太太死後，那所巨大的空房子，恐也處置很困難吧。這都是社會的矛盾，我們生在這過渡時代，恰如處在夾牆之中，到處都免不掉要碰壁的。”
“老太太死後，我一時頗想把房子出賣。一則恐怕鄉間沒有人會承受，凡是買得起這樣房子的人，自己本有房子，而且也是空著在那裏的。一則對於上代也覺得過意不去，父親造這房子頗費了心血，老太太才故世，我就來把它賣了，似乎於心不忍。”
“這就是所謂矛盾了。要賣房子，沒有人會買；想賣，又覺得於心不忍，這不是矛盾的是什麼？”
“那末你以為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你知道我自己也不曾把故鄉的房子賣去，我隻說這是矛盾而已。感到這種矛盾的苦痛的人，恐不止你我吧。”鋼鐵假山
案頭有一座鋼鐵的假山，得之不費一錢，可是在我室內的器物裏麵，要算是最有重要意味的東西。
它的成為假山，原由於我的利用，本身隻是一塊粗糙的鋼鐵片，非但不是什麼“吉金樂石”片，說出來一定會叫人發指，是一二八之役日人所擲的炸彈的裂塊。
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日軍才退出，我到江灣立達學園去視察被害的實況，在滿目淒愴的環境中徘徊了幾小時，歸途拾得這片鋼鐵塊回來。這種鋼鐵片，據說就是炸彈的裂塊，有大有小，那時在立達學園附近觸目皆是，我所拾的隻是小小的一塊。闊約六寸，高約三寸，厚約二寸，重約一斤。一麵還大體保存著圓筒式的弧形，從弧線的圓度推測起來，原來的直徑應有一尺光景，不知是多少磅重的炸彈了。另一麵是破裂麵，皮削凹凸，有些部分像峭壁，有些部分像危岩，鋒棱銳利得同刀口一樣。
江灣一帶曾因戰事炸毀過許多房子，炸殺過許多人。僅就立達學園一處說，校舍被毀的過半數，那次我去時瓦礫場上還見到未被收斂的死屍。這小小的一塊炸彈裂片，當然參與過殘暴的工作，和劊子手所用的刀一樣，有著血腥氣的。論到證據的性質，這確是“鐵證”了。
我把這鐵證放在案頭上作種種的聯想，因為鋒棱又銳利擺不平穩，每一轉動，桌上就起擦損的痕跡。最初就想配了架子當作假山來擺。繼而覺得把慘痛的曆史的證物，變裝為骨董性的東西，是不應該的。一向傳來的骨董品中，有許多原是曆史的遺跡，可是一經穿上了骨董的衣服，就減少了曆史的刺激性，隻當作骨董品被人玩耍了。這塊粗糙的鋼鐵，不久就被我從案頭收起，藏在別處，憶起時才取出來看。新近搬家整理物件時被家人棄置在雜屑簍裏，找尋了許久才發見。為永久保藏起見，頗費過些思量。擺在案頭吧，不平穩，而且要擦傷桌麵。藏在衣箱裏吧，防鐵鏽沾惹壞衣服，並且拿取也不便。想來想去，還是去配了架子當作假山來擺在案頭好。於是就托人到城隍廟一帶紅木鋪去配架子。
現在，這塊鋼鐵片，已安放在小小的紅木架上當作假山擺在我的案頭了。時間經過三年之久，全體蓋滿了黃褐色的鐵鏽，凹入處鏽得更濃。碎裂的整塊的，像沈石田的峭壁，細雜的一部分像黃子久的皴法，峰岡起伏的輪廓有些像倪雲林。客人初見到這座假山的，都稱讚它有畫意，問我從什麼地方獲得。家裏的人對它也重視起來，不會再投入雜屑簍裏去了。
這塊鋼鐵片現在總算已得到了一個處置和保存的方法了，可是同時卻不幸地著上了一件骨董的衣裳，為減少骨董性顯出曆史性起見，我想寫些文字上去，使它在人的眼中不僅是富有畫意的假山。
寫些什麼文字呢？詩歌或銘嗎？我不願在這嚴重的史跡上弄輕薄的文字遊戲，寧願老老實實地寫幾句記實的話。用什麼來寫呢？墨色在鐵上是顯不出的，照理該用血來寫，必不得已，就用血色的朱漆吧。今天已是二十四年的一月十日了，再過十八日，就是今年的“一二八”，我打算在“一二八”那天來寫。坪內逍遙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文化界現出長足的進步，這進步不能不歸功於幾個特誌的先驅者。就文藝方麵說，近代日本文藝史上，如果沒有了高山樗牛、正岡子規、國木田獨步、二葉亭四迷、坪內逍遙、夏日漱石、森鷗外等幾個，日本的新文藝決沒有今日的成果是可以斷言的。這幾個人在各方麵給與青年以新刺激，樹立了文藝上的各種新基礎，可以說是日本文藝界的恩人。
在這幾個人裏麵，坪內逍遙是死得最後的一個。他名雄藏，號逍遙，又號小羊；生於安政六年（一八五九），本年二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近八十歲。他原是一個政治科的大學生；因為平日多與小說接近，遂把趣味傾向到文學上去。日本當時離維新不久，各方麵都有崇尚歐化的傾向，這時代的青年，尤其是大學生，皆以新文化的建設者自待，坪內氏是文藝革新的先驅者。
坪內氏的功績，第一步是對於小說界的貢獻。明治初期的日本小說有著兩種傾向，一是封建時代殘餘下來的勸善懲惡的主旨，二是政治主張的宣傳，即所謂政治小說。前者是他們模仿漢學的遺影，後者是以當時維新的政治上變革的影響。坪內氏於學生時代耽讀司各德、莎士比亞等的西洋作品，一壁試行寫作，於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發表《當世書生氣質》。這是模仿了西洋小說寫成的東西，和從來的日本小說大異其趣。裏麵所寫的是八個求學的青年在首都東京過著奔放生活的情形，以維新後的新空氣做著背景。這小說現在早已沒人讀了，技巧上也未脫舊小說的窠臼，可是在那時是劃時代的作品。日本的寫實風的小說，第一部就是這《當世書生氣質》。
《當世書生氣質》一時頗引起文壇的議論，同年，坪內氏又發表了一本《小說神髓》，主張小說的主眼在人情的描寫，排斥從來勸善懲惡政治宣傳的主義，並論及小說的起源、變遷及批評等等。這部書一方麵是《當世書生氣質》的解釋，一方麵又是指導小說的原理的東西。給後來的日本文壇，開了一條先路，在文學史上很是有名的。坪內氏在《當世書生氣質》以後，也曾寫過好幾篇小說，可是都不曾出名。把他的《小說神髓》裏的主張應用在小說上而成功的，是二葉亭四迷。二葉亭四迷的《浮雲》，出世比《小說神髓》稍後，是至今還有人喜讀的小說，全體用現代語寫，技巧遠在《當世書生氣質》以上。坪內氏見了《浮雲》，就斷念於小說的創作。他說：“有了二葉亭，我不必再從事於這方麵了。”真可謂有自知之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