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以實用實利為標準，結果愈無利可得，無用可言。因為對於一切的要求太低，當然不會發生較高的欲望來。例如中國人娶妻的目的在生子，那麼就隻要有生殖機關的女子就不妨作妻了！社會上實際情形確是如此。你看這要求何等和平客氣，真是所謂“所欲不奢”了！
中國人因為幾千年抱實利實用主義的緣故，一切都不進化。無純粹的曆史，無純粹的宗教，無純粹的藝術，無純粹的文學，並且竟至於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沒有了！國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許多都要仰給外人，金錢也流到外人的手裏去！
幾千年來抱著實利實用主義的中國人啊！你們的“用”在哪裏？你們的“利”在哪裏？讀書與瞑想
如果說山是宗教的，那麼湖可以說是藝術的、神秘的，海可以說是革命的了。
梅戴林克的作品近於湖，易卜生的作品近於海。湖大概在山間，有一定數目的鱗介做它的住民，深度性狀也不比海的容易不一定。幽邃寂寥，易使人起神秘的妖魔的聯想。古來神妖的傳說多與湖有關係：《楚辭》中洞庭的湘君，是比較古的神話材料。西湖的白蛇，是婦孺皆知的民眾傳說。此外如巢湖的神姥（劉後村《詩話》：薑白石有《平調滿江紅》詞，自序雲：“《滿江紅》舊詞用仄韻，多不協律……予欲以平韻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夕風，當以《平韻滿江紅》為迎送神曲。’言訖，風與筆俱駛，頃刻而成”）、芙蓉湖的赤鯉（《南徐州記》：“子英於芙蓉湖捕得一赤鯉，養之一年生兩翅。魚雲：‘我來迎汝。’子英騎之，即乘風雨騰而上天，每經數載，來歸見妻子，魚複來迎”）、小湖的魚（《水經注》：“穀水出吳小湖，徑由卷縣故城下。”《神異傳》曰：“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又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為穀矣）、白馬湖的白馬（《水經注》：“白馬潭深無底。傳雲：創湖之始，邊塘屢崩，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又，《上虞縣誌》：晉縣令周鵬舉治上虞有聲，相傳乘白馬入湖仙去）等都是適當的例證。湖以外的地象，如山、江、海等，雖也各有關聯的傳說，但恐沒有象湖的傳說的來得神秘的和妖魔的了，可以說湖是地象中有魔性的東西。
將自己的東西給與別人，還是容易的事，要將不是自己的東西當作自己的所有來享樂，卻是一件大大的難事。“雖他鄉之洵美兮，非吾土之可懷”，就是這心情的流露。每遊公園名勝等公共地方的時候，每逢借用公共圖書的時候，我就起同樣的心情，覺得公物雖好，不及私有的能使我完全享樂，心地的窄隘，真真愧殺。這種窄隘的心情，完全是私有財產製度養成的。私有財產製度一麵使人能占有所有，一麵卻使人把所有的範圍減小，使擁有萬象的人生變為可憐的窮措大了。
熟於辦這事的曰老手，曰熟手，殺人犯曰凶手，運動員曰選手，精於棋或醫的人曰國手，相助理事曰幫手，供差遣者曰人手，對於這事負責任的曰經手，處理船務的曰水手……手在人類社會的功用真不小啊。
人類的進化可以說全然是手的恩賜。一切機械就是手的延長。動物雖有四足，因為無手的緣故，進步遂不及人類。
近來時常作夢，有兒時的夢，有遇難的夢，有遇亡人的夢。一般皆認夢為虛幻，其實由某種意義看，夢確是人生的一部分，並且有時比現實生活還要真實。白日的秘密，往往在夢囈中如實暴露。在悠然度日的人們，突然遇著死亡疾病災禍等人世的實相的時候，也都驚異的說：“這不是夢嗎？”“好比做了一場夢！”
夢是個人行為和社會狀況的反光鏡。正直者不會有竊物的夢，理想社會的人們不會有遇盜劫受兵災的夢。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東西都有大的涵義。或者可以竟說平的就是大的。
人生不單因了少數的英雄聖賢而表現，實因了蚩蚩平凡的民眾而表現的。啊，平凡的偉大啊。
莎翁戲曲中的男性幾乎沒有一個完全的人。《阿賽洛》中的阿賽洛，《敘利·西柴》中的西柴等，都是有缺點的英雄；《哈姆列脫》中的哈姆列脫，是空想的神經質的人物，《洛彌阿與敘列葉》中的洛彌阿是性急的少年。
但是，他的作品中的女性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聰明賢淑，完全無疵的人。《利亞王》中的可萊利亞，《阿賽洛》中底代斯代馬那，《威尼斯商人》中的樸爾謝等，都是女性的最高的典型（據拉斯京的《女王的花園》）。
莎翁將人世悲哀的原因歸諸人性的缺陷，這性格的缺陷又偏單使男性負擔。在莎翁劇中，悲劇是由男性發生，女性則常居於救濟者或犧牲者的地位。
教師對於學生所應取的手段，隻有教育與教訓二種：教育是積極的輔助，教訓是消極的防製。這兩種作用，普通皆依了教師的口舌而行。要想用口舌去改造學生，感化學生，原是一件太不自量的事，特別地在教訓一方麵，效率尤小。可是教師除了這笨拙的口舌，已沒有別的具體的工具了。不用說，理想的教師應當把真心裝到口舌中去，但無論口舌中有否籠著真心，口舌總不過是口舌，這裏麵有著教師的悲哀。
能知道事物的真價的，是畫家，文人，詩人。凡是藝術，不以表示了事物底形象就算滿足，還要捕捉潛藏在事物背麵或裏麵的生命。近代藝術的所以漸漸帶著象征的傾向，就是為此。
生物學者雖知把物分為生物與無生物，其實世間的一切都是活著的。泥土也是活的，水也是活的，燈火也是活的，花瓶也是活的，都有著力，都有著生命。不過這力和生命，在昏於心眼的人卻是無從看見，無從理會。
學畫蘭花隻要象個蘭花，學畫山水隻要象個山水，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再好，是不容易的了。寫字但求寫得方正象個字，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再好是不容易的了。
真要字畫文章好，非讀書及好好地做人不可，不是僅從字畫文章上學得好的。那麼，有好學問或好人格的人都可以成書畫家文章家了嗎？那卻不然，因為書畫文章在某種意義上是藝術的緣故。學說思想與階級
據說，衣服商作就一種新式花樣的衣服的時候，常雇人穿了去在街上及熱鬧的遊戲場行走，使所作出的花樣成為流行，引人購買，而自己從中取利。帽子的忽平頂忽圓頂，眼鏡的忽大忽小，婦女衣襟的忽直忽圓，以及衣料顏色花樣的忽這麼忽那麼，在遵從者自以為流行時髦，其實這所謂流行時髦，是由製物商操縱而成的。一般趨向流行時髦的人隻是上當罷了。
記得有一年，我在杭州，五月中的一天，天氣很熱，我穿了一件夏市長衫出去，一般講究衣服的朋友們及街路上的人見了都大以為怪。特別是走過綢莊門口的時候，店員都用手指我，好象在那裏批評嘲笑我什麼。其實，那時街上已很多赤膊的人了，綢莊店員自己也有許多赤膊的。夏天早到，穿夏布原是合理的事，有什麼可嗤笑的呢？可以赤膊而不可以穿夏布長衫，這是何等的矛盾？但在那講究衣服的及綢莊店員看來，的確是一件不大佳妙的事。如果一到立夏節以後，大家都穿起夏布來，那麼那漂亮朋友們的什麼紡綢衫、春紗衫、夾紗衫、熟羅衫等將出不來風頭，而綢莊也快要關門了！我常計算中國衣服的種類，自夏布長衫起到大毛袍子止，其間共有三十等光景，各有各的時命，不容差次。夏布是要到大伏天才穿的。這種麻煩的等差，在隻穿一件竹布長衫過四季的窮人原不算什麼，擁護這製度的全是那些漂亮朋友和衣服商人。這情形和夏天暴雨後天氣涼得要穿夾衣的時候，而賣涼粉或西瓜的總是赤著膊大聲叫賣一樣。
即小可以見大，由以上的例看來，可知社會上所流行的存在的一切東西——製度、風俗以及學說思想等等，都有它的根據。別的且不講，今夜隻講學說思想。
學說思想本身的成因有二：一是時代的要求，二是個人的傾向。所謂個人，又是時代的產物，無論如何的豪傑，都逃不掉“時代之兒”一句話。即在成因上說，所謂學說思想已不是純粹不雜的東西。至於一學說一思想成就以後，有的被尊崇，有的被排斥，尊崇與排斥似乎另有標準，與學說思想的本身好壞差不多是無關的。
這標準是什麼？老實點說，就是要看這學說思想對於某種階級有利與否，所謂“各人拜各人的菩薩”。譬如四季隻穿竹布長衫的窮人當然不主張衣服的時節的等差，綢莊主當然要反對五月穿夏布長衫。
不過，階級之中有有權力的階級，也有無權力的階級。被權力階級所擁護的思想學說，當然比無權階級所擁護的要來得優勝。並且事實上，權力階級能支配無權階級，要他怎樣就怎樣，所以結果隻有權力階級能擁護利用思想學說，思想學說也隻有被權力階級擁護利用了以後才能受人尊崇，存在流行。
我並不敢說學者的思想學說都是為替權力階級捧場而發生的。（不用說，為捧場而創學說的盡多。）他們創作一學說，構成一思想，也許心中很純潔，不趨附權勢，但是到了後來，自然會有人利用。這是他們所不料及的。古往今來這種例證盡多，先講中國的吧。
凡是中國人，無論男的女的，讀過書的不讀過書的，都知道尊敬崇拜孔夫子、關夫子、嶽老爺、朱夫子。我們不敢說這幾個聖賢不必崇敬，但所以成一般崇敬的對象，不能不認為別有原因。孔夫子的主張君臣名分，關夫子與嶽老爺的為一姓盡力，朱夫子的在《通鑒綱目》中以蜀為正統，都是配皇帝的胃口的。袁世凱在要做皇帝的前一年，令學校讀經，令人民崇祀關嶽，不是為了這個緣故嗎？孟夫子因為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聞誅一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等類的話，曾被明太祖逐出聖廟。這是很明白的反證。
“天”這一個字，在中國很帶著濃厚的宗教意味。皇帝是“天子”，皇帝的命運叫“天命”，皇帝的殺人叫“天罰天討”，有了這樣的一個“天”字的假設，皇帝就被裝扮得象人以上的東西了。皇帝祭天，叫人民敬天，自己卻在那裏“靠天吃飯”。
此外，如所謂“禮”、“命”、“風水”、“星相”等種種的東西，也逃不了同樣的嫌疑。叔孫通幫漢高帝作朝儀，漢高帝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是他從“禮”得到好處的自己招供。唯其窮人受苦的時候，能自認八字不好，命運不好，祖墳風水不好，貴族和資本家才有安穩飯吃。否則他們的養尊處優就要失了根據及理由，而世界也就或者早已不能如此“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