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舒乙開始了老舍研究。他首先關注的是老舍作為一個人的研究，這離不開生平和傳記，而這部分卻有很大的空白點。1924年以前是老舍由幼年、童年而青年的成長期，關於這一段的經曆，最詳盡的《老舍年譜》上也僅有三行字。第二段空白是1924年到1929年的英國五年和到新加坡之後的半年。第三段空白是1946至1949年底老舍在美國。對老舍這樣一個大師級作家，六十六年的生命裏竟有三十五年的空白，傳記根本無法去寫。而這三個階段又是那麼的重要，童年到青年可謂一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時期，由不定型到定型，英國五年是老舍開始文學生涯的階段，《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都是在英國寫成的。赴美時，老舍已是一位著名的成熟作家。缺了這三段的老舍傳記會是什麼樣子可想而知。舒乙從1978年開始，以老舍之子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投入到這項填補父親生平空白的工作。他做了大量調查，搜集資料，走訪了一百多位知情者，現在他們中大半已去世。1980年，舒乙寫的《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報》連載，每期由丁聰配圖。丁聰先生稱得上是老舍的插圖專家，《四世同堂》、《牛天賜傳》、《駱駝祥子》等，都是丁聰插圖。這樣，舒乙耗時十年，編撰出老舍童年期的編年譜，英國、美國兩段也基本搞清，為老舍研究者和讀者提供了新鮮、詳細、可靠的傳記材料。
在搞史料工作的同時，舒乙寫了一些極有價值和見地的學術論文。他的第一篇論文叫《老舍著作和北京城》。因為他在讀老舍作品時發現，其中提及的240多個地名，有95％都是真的。他為父親的現實主義創作在地名上細節到真實感到驚異，老舍研究專家宋永毅先生稱這算得上“文學地理學”。細心的舒乙尋著父親在北京的足跡，把這些地名一一找到。每到一處，老舍作品中的細節就浮現在眼前，那裏的人俗物事好像剛剛發生過一般，一切全成了立體的。舒乙感到，父親寫小說的高明也在於他把生活的真實和藝術虛構模糊得那麼巧妙，以致你分不清哪是真實的虛構，哪又是虛構的真實，反正是作品裏的人物命運牽著你跟他一起在同一脈搏裏跳動。
舒乙得意自己在老舍作品中挖掘出濃鬱的滿族氣質。1949年以前，老舍極少提及自己是滿族人，創作中也從未注明哪個人物是滿人。舒乙通過細致的閱讀和縝密的分析，驚奇地品出了老舍作品裏濃濃的滿族氣質，他把這一“專利發明”寫成論文《隱式滿族文學》，發表在很少有人看到的《滿族研究》上，為老舍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以至他在耶魯大學講這個課題研究時，許多美國同行驚呼這可以做出不少博士論文。
舒乙研究老舍的另一個層麵，是特別留心老舍文學世界裏的特殊現象，比如巡警現象。舒乙研究發現，老舍筆下的巡警人物形象全都是好人，他們雖不失狡猾，卻一律是勞動者，同情下層百姓，最典型莫過於《我這一輩子》中的那個巡警，而這與社會慣常認為的巡警沒好人形成很大的衝突。舒乙又把這一奇特的學術發現寫成了專門論文。他還對老舍作品呈現出的獨特的“食文化”感興趣，因為“食文化”是北京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麵。時間一長，舒乙自己也成了“食文化”的專家，以至如果你要尋覓正宗的老北京食文化，找舒乙絕對是條捷徑。
舒乙對老舍之死的研究成果令人欽佩，他不僅以兒子的角度、身份寫了像《父親的最後兩天》那樣飽含深情、催人淚下的長篇抒情散文，更多的是具有學術眼光的理性分析。他得出結論，父親的投湖是必然。第一，老舍作品中好人自殺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這肯定融進了老舍的第六感，如果有的話。第二，1941年日本人圍逼重慶時，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他寫給王冶秋的信為證。他說：“我看不出能再向哪裏跑，而且跑也沒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沒蓋兒。”第三，老舍在寫於1943年的散文《詩人》裏，透露出自己的生死觀。老舍形容詩人平常狂放不羈，不修邊幅，嘻嘻哈哈，但一遇到大悲痛、大禍患時，他會“投水、殉難，身諫”。這無疑是給老舍之死做的最好注解。第四，現已過逝，中國伊斯蘭教的領袖，老舍的生前好友馬鬆亭老人在接受舒乙訪問時告訴他，老人曾在1966年8月23日“文廟大火”前幾天，在什刹海邊遇到老舍獨自一人拄著拐杖逡巡，他清楚地記得老舍說：“我苦悶極了”，“想不通”，“我要走”，“馬大哥，咱們怕是再也見不著了。”舒乙由此推論，那是父親在為自己尋找自殺之所了。第五，“823”前幾日，父親對舒乙說，歐洲曆史上的“文化革命”實際上是對文化和文物的大破壞。他預感到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並提到兩位在前幾次運動中不堪汙辱一頭紮進什刹海的例子。在“文革”剛處在發起階段就對它持否定態度的文人非常少，老舍是一位。他已在為自己設計“舍予”式的結局了。令舒乙深感痛心，抱憾終生的是，他當時竟沒有留意父親的話外音，哪怕能說上一半句開導的話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