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好比一粒種子，它最適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裏發芽成長。強權政治和集權專製是自由主義的兩大瘟神。
“理想國”的遙遠夢影
蕭乾雖出生於宣統元年，但從懂事起就一直是共和國的公民了。以他最起碼的政治常識，帝製與共和的區別首先在於：前者是一個人或其王朝說了算，而共和則是每個公民都應有發言權。
然而從20年代軍閥混戰到30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是張作霖、吳佩孚說了算，就是蔣介石說了算。遇有不同的聲音，輕則失蹤判刑，重則“飲彈龍華”。邵飄萍因言論而遭軍閥槍殺，蕭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紀因參加共青團而被關進張作霖的偵緝隊，要不是被他就讀的教會學校的洋校長保釋出去，也難保不丟命，因那是個可以不審就隨便槍斃人的地方。所以他說，1939年他不是從一個共和國，而是從一個實質上是帝製的國家前往英國的。看到人家的領導靠選票上台，不稱職的可以罷免或下次不選；看到即便在戰時，那裏的人民也言者無罪，對不適當、不合時宜甚至不順眼的事，即便對首相指名道姓地痛斥，也不至關監獄，更不會失蹤，自然好生羨慕。
叫他更難以理解的是，不但民間可以暢談國事，甚至正當英國獨自在對德、意法西斯作著民族存亡殊死戰的時刻，倫敦居然還在公開發行著兩家反戰的報紙：一份是從宗教上反戰的《和平新聞》，另一份是擁護納粹盟友--蘇聯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當時蘇聯與納粹簽了友好協定。）丘吉爾首相還迫於輿論的壓力，曾向一個因在言論上與政府唱了反調而受處罰的老人賠禮道歉。換個地方，這兩份報紙即便政府不禁，民眾也會把它搗毀。
蕭乾看到二戰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優劣。在他心目中，言與行是很難分的。大敵當前，除了奮起抗敵的主流之外，竟然還有唱反調的，國家處在生死關頭，卻出版反戰報紙，鼓吹和平，還不構成叛國行為？然而不，那自然會為正義之聲所壓倒。德軍飛機來襲，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電，即便出於疏忽，也輕饒不了，會處以重刑。而出版反戰報紙，仍屬言論，隻能容忍。
由40年代蕭乾從英國發回的通訊特寫看，對民主、法製的肯定和對言論自由的提倡是貫穿始終的主題，其中尤以《輿論廣播宣傳》和《瑞士之行》為最。
瑞士在當時可說是歐洲最穩定而團結的國家，然而它卻是由三四個不同民族，且各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組成。蕭乾甚至覺得，同文同種也並非一個國家團結統一的首要條件。他感到是瑞士堅固的民族製度，把不同民族的人擰成一團。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誰也不是發號施令的主子，誰也不是奴才。社會上，政壇上，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經過激烈的辯論，最終達到一致。《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他對這種民主自由氣氛的羨慕。但很快，他就認識到，他對瑞士的民主吹捧過了頭。
《輿論廣播宣傳》則更以許多實例來說明，越是國難當頭，越要講求民主。越是同集權的納粹作殊死戰，自家的民主傳統越不可丟。否則，這戰爭就沒有了意義。這表明，越講求民主，人民就會越擁護政府，因而國力就會更強大。
但作為一個東方人，蕭乾直到晚年仍不認為我們應把民主自由的尺度放那麼寬。我們像40年代的反納粹戰爭一樣，許多地方仍在同貧窮、愚昧、野蠻和落後作著殊死戰。絕對自由是太奢侈了，但在共同目標下，不同的聲音還應是被允許的。為統一口徑而堵塞言路，得不償失。
不難看出，晚年蕭乾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已經打了折扣，而他在1946年到1948年那段，確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從他這兩年間寫成的以《紅毛長談》為代表的雜文和為《大公報》所寫的上百篇社評能證明，他當時真的是把自由主義當成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
反諷：一把幽默的手術刀
《紅毛長談》是蕭乾作品中一部極富特色的政論諷刺雜文集，經曆了歐戰風雲的蕭乾從英國一回國，就陷入一種極度矛盾與痛苦的精神狀態中。到上海以後，他便想以洋人文白相雜、似通非通的文字寫個專欄。這樣，既可以隱瞞身份，本身又帶上些滑稽色彩。他當時正處在迷茫時期，旅英七載回來看到上海特務橫行，深惡痛絕。他和第二任妻子謝格溫的家就在深夜無端遭到過特務的騷擾。另外，他當時一心隻反內戰，根本沒什麼階級觀點，隻求不打仗，國人平安過日子。再者，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看到太多不順心的事，因此就在文字中以烏托幫的形式構造起自己的理想國，實際是夢想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
《法治與人治》是《紅毛長談》的開卷首篇，寫於1946年秋。文中暗示國民黨以防亂為名，向共產黨的解放區進攻，挑起內戰，而在宣傳上卻力避使用內戰字眼，以逃避罪責。他譴責國民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為維護自己統治，消滅異己當然是最好的途徑。控製了新聞媒體，欺世瞞人也就來得容易。“中國人向來擇詞謹慎，蓋任何歐西國家，大亂之後，如他國平靜無事，埋首建設，而己國乒乓不息，必坦然承認起了哄，此醜貌，雖紐約五街之美容專家亦難裝飾者也，該國精力亦必傾於消解內哄。而貴國獨與內戰與內亂間作字句之斟酌。此足證貴國人士對文字之敏感，慎重，有分寸也。”另外，“貴國雖為古老文明，而仍不失少年之戰鬥性，此亦研究漢唐文化之歐人所意想不到者也。”對於這種內戰紛擾，每每念上一通可使國家個人種種問題都必迎刃而解的“國父遺囑”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紅毛筆下，上海大世界可真榮光萬分。“每遇紅毛記者，輒稱之為偉大的同情者。滿城懸旗歡迎，小學生列隊呐喊，這當是政府主使所為。而一旦紅毛措辭不恭，便不準其發電報。事實上，紅毛記者之奉命來華，無異於三輪車自外灘而南市，職務所驅使者也。”
紅毛自稱來自歐洲人種文化宗教最複雜的一角，深知中國沒有天主、東正等新、舊教之分，且疆土廣闊，文化同一，應是得天獨厚的。所以內戰起伏，妨礙統一，人為之也。同時，“闊家小姐少爺極盡奢靡，滬埠之流線汽車，大飯店餐館之玉杯象箸，室裝溺器，可與秦阿房宮相比而毫不遜色。”尋常百姓，沒有金條，是住不進亭子間的。難怪紅毛慨歎，中國“精神上所缺者為公德守法，而物質最缺者，厥為屋頂也。”
不難看出，文章挖苦了國民黨用念遺囑代替建設，對洋記者一麵溜須拍馬，一麵又不許報道事實真相。同時，痛斥上海闊家公子小姐的糜爛，以及沒有金條租不到房子等國統區的情況。
蕭乾在文中流露出的反諷技巧常令人欽佩，例如文章最後那段深含哲理的幽默諷刺：紅毛在林中散步，被憑空撲來的一黑白犬在“餘小腿肉厚處狠狠咬了一口。餘忿然質問：汝獸類，奈何憑空噬我一口乎？犬夾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舉足踢我矣！故先發製你。嗚呼，此中之悲劇也。”這段人獸對白，無疑是篇中精華。人無信任，犬無保障，便都會“先噬人以衛己。擁上前去以免落後，社會秩序勢必愈鬧愈亂。思故中國問題之根治，在終止人治，施行法治也。”這自然是蕭乾的善良意向，希望國共雙方避免內戰，化幹戈為玉帛，絕不能狗一般憑空撲咬。“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護下繼行人治則恐尚需時日耳。”
《中古政治》是紅毛的第二篇傑作，它以當時的中國不配法西斯化，反諷中國的政治體製依舊停留在中古時期。其實，蕭乾的用意並非僅限於此，他從多方麵對比了國民黨與德國納粹的異同，從另一個側麵揶揄中國竭力討好、奉承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在歐美大都會華麗旅館請雞尾酒，重資津貼紅毛職業文人寫譽華文字，”試圖在國際社會確立中國如何民主的形象。同時譏誚中國在一些方麵尚不如法西斯。“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機器也。中國生產未機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於中古時代。”
蕭乾把當時的國民黨中國比成一個發育不健全，營養不良的畸形兒，“太窮，需仰仗他人扶助，太弱，不敢向舉世挑戰。”她渴望著健壯和剽悍，無奈自身百孔千瘡，不得不靠正常的民主國家救濟和保護，撐起門麵，以求在畸形中繼續畸形地發展，不至淪落消亡。
這當然還隻是中國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根本原因則在“貴國人民之素質。”紅毛憑閱史書和與人接觸，斷言中國人民深入的個人主義氣息，“乃法西化大家最無辦法之事也。”
法西斯化重紀律，尚英雄崇拜，把整個國家幾乎變成一座兵營，人人都有尚武精神。而中國人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飯，拉屎，生兒子，病了吃藥，死了入土；袁世凱可來，張宗昌可去，而中國農民卻最後仍是主人。中國人的這種國民性表明中國不太可能法西斯化，中國人的個人主義是法西斯化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那種傳統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人生哲學在中國人腦中根深蒂固，不管你以什麼主義、什麼思想或任何意識形態相加，他們都會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閉在土生土長的故土家園。
權利是把雙刃劍
很顯然，西方的個性主義與中國的個人主義形成的基礎不一樣，表現出來的方式也迥然不同。個性主義無疑是民主國家的產物，它以人權為基礎，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秩序裏享有充分的個性權利。而個人主義卻是專製集權的衍生物，一個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一個人的權利便是所有人的權利，決不許個性權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換言之，個性主義與個人主義原本是一個東西，在民主國家，人人享有巨大的權利空間，尊重他人自由成為可能，個性主義得以張揚。而在強權獨裁下，個性權利被無端斬於馬下，其自身抗體發生變異，便自然生成了隻講一己私利的個人主義。我不享有權利，誰都別想享有權利。你自私自利，大家便都自私自利。也許人們的靈魂中都有一塊個性主義的自留地，隻有遇到適合的土壤和充足的陽光雨露，才會長出茂盛的莊稼。那便是蕭乾所希望的，把中國的個人主義民主化。
“夫交通燈者，民主政治中之製度化也，而交通燈運到貴國改由警察開，也有如外國總統製運到貴國即變成袁世凱之皇帝一樣也。”蕭乾飽汲中西文化，對中國變換西方民主製的技法頗為了解，他以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比喻來暗示，任何民主的東西到了國民黨手裏都會變樣，交通燈、總統製僅是一兩個方麵。
蕭乾意味深長地指出，交通信號的顏色全是由人來規定，紅色危險，綠色安全，找不出什麼理由，倘若哪個地方硬是規定紅色安全，那綠色便被視為可怕了。總之，這是文明社會的規定，在紅色與綠色中間，還有一過渡的黃色。他把這三種顏色分別比做國民黨、國共之間的無黨派人士和共產黨。國共雙方到底哪邊為紅並不重要，也沒什麼意義。重要的是，黃色的存在本身意義不大，但其作用卻在避免撞車慘禍。無黨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他們雖不能阻止內戰的發生，更不能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卻可以起到緩衝作用。正因為此，“國共雙方才在兩路口皆堵住龐大卡車之今日，盡力爭取黃色為己用。黃色或足以避免血肉飛濺之悲劇也。”而當紅、綠燈交相爭豔，國共重燃內戰烽火時，黃色就沒用了，隻能瞠目而視。所以，“此並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時代之蠻性政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