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把交通燈下的警察比做當權者，他在紛亂交通的喧嚷聲中，佇立在太陽下，也算受盡了辛苦。即使為了那可憐的警察，也希望中國的政治交通加速自動化。蕭乾以一管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柔弱之筆，透過一連串的比喻，剖析了當時中國政治交通的混亂及根源。真正的出路在哪裏？蕭乾的答案是：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顆公道心！但他隨即慨歎：“中國的交通燈製已非局部改革所能為。”他把中國如何改革才能實現真正的自動化交通，即民主的秩序，留給了政治改革家。
“超階級”的困惑
《半夜三更國際夢》是《紅毛長談》中篇幅最長的，它不單記錄了紅毛的一夜三夢，更是對1948年前後中國國內政局，以及世界上幾大強國為在中國獲取巨大利益精打細算，互不相讓表演所做的專論。盡管文中都是夢中囈語，“各電皆係敝毛所杜撰”，但蕭乾“超階級”反內戰的傾向顯而易見。憂國憂民的蕭乾以其超凡的國際事務洞察力，近似荒誕的筆墨，描述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國際舞台上的被動尷尬地位，國共間持久不停的內戰所造成的深重損失和混亂秩序，對未來中國提出了烏托邦式的設計，以此宣泄強烈的反戰情緒。同時，表達出渴望和平、向往民主的自由思想。
“俗語雲：夜長夢多。夫夢者，晝間下意識有所思，而夜眠織成之花樣也。”蕭乾是做夢高手，一夜三更全是洋洋灑灑的國際政治夢。曹雪芹《紅樓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這篇也能算做是滿腹荒誕夢，一片赤誠心。
據說此文發表時，各界反應強烈，積極呼籲早日結束內戰。對於這第三次國內戰爭，蕭乾是純從中性的“超階級”立場出發，對國共雙方不偏不袒，各打五十大板。他不管哪家正義，對他來說，戰爭本身就意味著屠戮。正像他後來深刻檢查的，他秉承的是《大公報》的不黨不派，崇尚自由、民主、和平，反對以任何借口、旗號所進行的戰爭。
蕭乾要表達的有兩層意思，一是對曠日持久的內戰痛心疾首，並一再以反諷的語言暗示，如此下去，內戰所造成的損失隻會比日本人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更大，災難更深。同時，以編造的電文，杜撰的荒誕不經的事例，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假想，指責國共雙方不顧國際輿論，一味打內戰。另外，國共針鋒相對，卻也有相通處：如都認為國共逐鹿純屬內政，不希望別國幹涉；各以不同的方式都欲置對方於死地，奪取政權。
二是要表達民主思想。蕭乾在文末假擬一份國際社由漢城發來的電文，對未來中國提出了天真的設想：封鎖全部中國口岸，速將雙方軍隊繳械等消極方麵當不可取，但方案的積極方麵似還是較為理想的，如“首為成立聯合國代華實行三民主義委員會，以美蘇英法為常務理事。民族組工作為阻止任何外國人員幹涉華事。民權組工作之初步，係嚴格禁止警察無故搜查人民住宅，並認真實行身體自由法。第二步為盡量減少黨報及政府報紙，鼓勵民間報，並保障其言論自由。同時籌備大選。過渡時期，應開放政權，由各黨各派參加。”另外，文中還提出了認真辦理各種稅收及社會保險，發展教育，增進中國人健康的措施。這可以稱得上是蕭乾想象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雛形了，是他的太陽城。
《紅毛長談》接下來的幾篇，《玫瑰好夢》、《神遊大西南》、《二十年後之南京》、《新舊上海》及附錄中的兩篇《中國舞台的歧途》、《中國音樂往哪裏走？》，其出發點都隻有一個，那就是針砭國民黨的獨裁專製，勾勒以英美民主政治為藍本的烏托邦理想國。蕭乾把蔣介石與中世紀權力無邊的羅馬教皇相提並論，把當時冥頑不化的中國喻為一座民主、自由、法治、民生四不像的舞台，政治仍停留在半蒙昧狀態。他還巧妙地以中西音樂之比較來觀照中西政治的差異：一是西洋音樂注重和諧，中國音樂有調無諧；二是歐洲音樂有固定樂譜，而中國音樂則沒有樂譜。
西洋音樂圍繞一個主題，可使不同的樂器發出自己不同的音調和抑揚，使主題更加豐滿突出，聽者能從千百不同腔調中，捕捉到一個總印象。這是西方多元政治的象征。而中國人認為音樂美在乎齊，為了一個主題，樂手們不是像西洋那樣追求曲折錯綜的變化，而是機械地望著獨裁胡琴手的臉。蕭乾以此引申西方社會，可以不受束縛地暢所欲言，而在中國，蔣介石這專橫跋扈的“胡琴手”強奸民意，扼殺輿論，隻許齊，不許異。
歐洲音樂有固定樂譜，意指歐洲政治是依法辦事，一切按即定的樂譜（法律秩序）。“中樂之有調而無諧，造成了中樂無譜的慘痛事實。”就是說中國數千年的君王專製是造成當時無法可依的元凶。更為可悲的是，“今日既有樂譜，也未必去遵循的了。”無法即自由，造反就有理。在粗暴的鼓槌之下，美麗淳樸的國風變成了阿諛帝王的媚語；那歡喜的婚禮，卻變成了殺氣騰天的擂台。中國音樂史上再找不到比這階段更惡劣的了。
自由主義：一朵璀璨的罌粟花
蕭乾的自由主義思想在雜文中還是多以隱式的暗喻來表達，到了社評中，就如山洪決堤般一瀉而下，淋漓酣暢。人類是有理性的，人類所追求的應該是一個充溢著理性、公平、自由、合作、互尊、互愛、和平、富足的世界。
蕭乾社評最根本的基調就是反對戰爭，向往世界和平。他痛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夢想者，更害怕美蘇那樣的強國準備戰爭。二戰結束後，誰不渴望永久和平。但日本投降後，國內沒有重建家園，人民幾乎未得到休憩喘息，便重又陷入悲哀。蕭乾“超階級”的反戰思想在《我們要求向前走》中表露無遺，在他眼裏，和平是比任何主義、政黨更崇高的真理。他譴責國共雙方嘴裏都在高喊和平統一，實際上卻真刀真槍，各不相讓。他並不考慮什麼主義才適合於中國，他以為隻要能使人民在和平環境下幸福、自由、民主，那就是好主義。主義在他是個讓“野心家雀躍使民眾寒心的響亮名詞。它好似替代了幫會的堂號標識，同誌也罷，信徒也罷，它的後麵永遠離不開一簇共生共死的盟兄弟，以拚命精神去打天下。一般人因此竟忘記主義的最初意義原是一種對人生的態度，一種基本的信念，政治不過是整個人生的一環。”因此，蕭乾的向前走，就是要讓中國向和平統一的軌道邁進。然而向前的宣言、呼喊、保證，“舊金山、倫敦、巴黎都喊過，南京、延安，甚至戰場上，口口聲聲都不離擁護和平，實行民主。今日世界，是徹底言行相遠的世界。在和平的橄欖葉下，千萬健兒送了命；在民主的神聖保障下，千百刊物被封禁。”中國就如一輛古老的篷車，方向不是向左，就是向右，要糾正到向前走，便需在大的方麵，一要治愈戰爭的創傷，二要抹去政治鬥爭給人們心靈上投下的巨大陰影。
《聖與雄的分水線》則從曆史的角度，以許多叱吒風雲的英雄為例，分析聖與雄本質上的不同。蕭乾認為，中國人的血液裏，流淌的多是率領子弟打天下的項羽式的英雄。而項羽與虞姬的末日同希特勒與夏娃的終局何其相似。他們兩對痛快了一場，但陪葬的千萬平民壯丁何其冤枉！因此，他們隻能屬於陳舊的“雄”，與民主政治勢不兩立，而聖者精神又太新。蕭乾自然是借此希望中國的政治領袖，能少一些項羽式的英雄，甚至霸王思想，多一點甘地那樣的聖者精神。他心目中的聖者應具有悲天憫人的心懷，忠貞不渝的氣節，“不以一己得失用黨術動刀兵，傾個人一切為大眾服務。”他希望未來中國能生出一位淡泊名利、救世活人的聖者，或一位胸襟眼界開闊的聖雄。看來，當時就連毛澤東都不符合蕭乾“聖雄”的標準。聖雄甘地是非暴力主義，而毛主張用革命的暴力來反對反革命的暴力，用武裝鬥爭去爭取和平。
在蕭乾的所有社評中，體現其自由主義思想的約占三分之一強，有些單從題目就能看出來，如《泛論民主與自由》、《論政治與暗殺》、《慨歎人權會議》、《我們要發掘偉大的政治家》、《國際潮流與自由》、《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等。要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史，這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史料。
蕭乾在《泛論民主與自由》中，把自由與民主比成車的雙輪，相輔相成。自由與法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一個民主法治的政府，應執行依照人民意誌製定的法律，政權不能超越法律，對人民的自由權利不能加以法外的幹涉，人民守法，政府也得守法。如果政府為一時便宜行事，施行臨進法令，剝奪人民合法的行動言論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很容易使人民感覺法律與人民的利益分離，而認為它是政府方便行事的工具。
《論政治與暗殺》的副題是“民主傳統比民主製度更重要”。也就是說，民主製度真正實施的前提必須是在民主傳統的真正建立。法治是民主的基礎，而法治的先決條件，是官吏和人民都能守法、明法、行法。官吏必須在法治的基礎上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權利，處處為人民著想，才是國家通往民主與法治的坦途。但法治傘下的人治，會使法治成為泡影。其實任何民主主張，最終都該是為了人民，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然而，蕭乾在《人道與人權》和《慨歎人權會議》裏道出了內心深層的痛苦，他感到不僅當時中國談不到人權，沒有人權基礎，而且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完全獲得自由、平等以及一切基本權利。
信念是哈姆雷特的承諾？
括總來說，蕭乾的自由主義理念與追求是怎樣的呢？《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無疑是篇宣言性質的社評，他稱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也可以換成民主社會主義。在基本信念上，它有五點：一、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二、相信理性與公平，也即是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三、以大多數人的幸福為前提；四、讚成民主的多黨競爭製，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五、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