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與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義堅持每個人的天賦自由，也即是承認每個人起碼的平等。它不隻是一種政治哲學，更是一種對人生的基本態度：公平，理性，尊重大眾，容納舍己。因崇尚自由也就反對個性的壓迫，不能容忍任何方式的獨裁。這樣，它也就需要民主政治的另一個標誌--言論自由。蕭乾把言論自由比做民主製度的試金石，民主政治的基石。他當然清楚世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但相對自由一旦失了客觀水準，一旦全憑了某個人的情緒意誌來定，那相對自由也就沒了意義，等於不自由。獨裁與民主國家的分水嶺，正在前者輿論屬公，後者絕對民營。文明國便是其國內必容許反對分子或集團存在的國家。蔣介石獨裁政府扼殺輿論，限製言論自由，舍本逐末，勢必自取滅亡。言論自由，正如任何自由，既不能由政府頒給，也不能靠國際會議的一紙決定。言論的不自由，大凡不出四種原因：上麵有專橫的政府，下麵有懦弱怕事的人民，周圍有蠻不講理的社會，而新聞記者本身又有怯懦分子，而時常這四種原因同時存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腐敗，政治獨裁，人民膽小怕事，新聞記者缺乏發表自由的勇氣。而共產黨政治開明，解放區人民都當家做了主人，新聞記者暢所欲言。
其實，重慶《新華日報》早在1944年9月1日就在以《祝記者節》為題的社評中，對蕭乾稱讚戰時英國仍堅持新聞自由給以肯定，並認為美國之所以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之所以能雪敦刻爾克之辱，而走向勝利，最重要的關鍵是政治上的民主，而言論自由又是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共產黨極為認同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它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它來保持永久和平。針對國民黨的獨裁專製，共產黨呼籲國內新聞界同仁，要隨時隨地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言論自由與新聞事業是血肉相連的，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也就是說，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盟邦最後取得了二戰的勝利，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共產黨最終也取得了國內戰爭的勝利，奪取了政權。所以，國民黨失敗的根源在於，“中國的確還沒有民主政治，然而中國又何嚐有民主的社會。”
思想改造的煉獄
由蕭乾1950年9月向黨組織遞交的思想彙報（即《我的自傳》）看，他從1948年春就開始清算自己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了，然後，在《大公報》同事、中共地下黨李純青的幫助下，“除了看文件，主要的學習是社會發展史。”他說，到1950年6月，他的“向上爬”的念頭，“已被主觀努力及客觀環境壓製住了--把它消滅幹淨還需要進一步的學習。文藝上，還寄存些技巧觀點的殘餘，需要由情感上與工農兵結合來徹底克服。《大公報》的關係不但斷了，而且也清算了報恩觀點。一方麵明了該報過去在革命中反人民的罪惡，一方麵也清算了它對我的不良影響。”他決心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組織下，建立革命的人生觀，使自己在人類大同這個最崇高的理想及事業上，“能發生一個螺絲釘的作用。”為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走共產主義路的馬列主義者，他遂向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
這當然是蕭乾思想認識上的進步，但同時，我由此對我在上文中所作出的1946年到1948年的蕭乾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這個結論產生質疑。因為首先他清楚，信奉自由主義這一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另外，他也很清楚：一個政黨的確需要信徒，聚徒眾而形成組織。鐵的組織，鋼的紀律，愈堅固緊嚴，其取得政權或維護政權的機會愈大。為求組織紀律的鋼鐵化，隻有犧牲個人自由，一切由黨魁或少數寡頭指揮。換言之，一個主義一旦組織化了，勢必就得寡頭化。而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因受不了嚴苛的紀律，就可能站在政黨之外，保持其獨立的立場，保持其個人發言權。當然這要單看一個自由主義的氣質與立場了。需要集體行動的政黨，本質上並不適合真正自由主義者的口味。另外，自由主義者並沒有什麼綱領性的文獻，也沒有固定的書本。“由盧梭、康德，以至羅素、杜威；由傑弗遜、林肯，以至倡四大自由的羅斯福，都用墨水和行動寫下了自由主義的界說。所有政黨都有短期的集中訓練所，自由主義的訓練所卻須由搖籃以至幼稚園開始。這訓練不假借黑板粉筆或風雨操場，而是散播在大氣中，沁入心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蕭乾後來在批判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時，把他個人的發展說成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一個具體例證，這倒從反麵說清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即是他中自由主義毒害的來源：一是他自小在教會學校受教育，前後有二十年之久，所有課目都滲滿了改良主義的毒素。二是一出大學校門，就進入了高舉改良主義旗幟的《大公報》，堅持的是：人家倒，我不倒；人家先倒，我後倒（胡霖語）的典型而徹底的機會主義者的立場。三是在改良主義大本營的英國又住了七年之久，使其改良主義更係統化起來。所以他才會在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勸青年們多看些佛經、語錄；才會成為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小罵大幫忙的民間疾苦的搜集家，專寫民間疾苦卻從不問疾苦的由來和如何解除疾苦；才會在《人生采訪》裏把瑞士描寫成一座天府；才會在1946到1948兩年的社評中鼓吹中間路線、自由主義等；才會在《紅毛長談》裏來推銷他從拉斯基，從工黨英國販來的一批毒素；才會主動請纓，去做《新路》的研究員。
不難看出，蕭乾的自我批判和清算是真誠的，深刻的。他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認識到整個改良主義的反動性，認識到它不是什麼超階級超政治的，而真正是資產階級的幫凶，其意圖和作用就是延續反動統治的壽命。經過思想改造的蕭乾，已經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視為是惟一造福人類造福中國的真理，同時他也承認，“距離把那真理請到我的腦袋裏當主人還很遠，把改良主義的毒菌由我的血管中排除尚需時日。”
世紀末的輪回
正因為蕭乾腦子裏始終有這塊自由主義的自留地，或稱改良主義的毒菌沒從血管中滌除幹淨，他才會在1957年的“鳴放”中，寫了那篇使他獲罪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他援引西方一句豪邁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利。”來希望黨內減少革命世故，個人與組織間不存芥蒂，上下團結，讓大家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毫無忌憚地發出肺腑之言。他重申“民主精神應該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歡的人，容忍你不喜歡的話。可惜我們目前還不能進一步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寫作的自由了。”
天真的蕭乾，感情上已受了好幾年的壓抑，終於在1957年初夏“引蛇出洞”的氣候裏，在中央的撐腰下，得到一抒己見的機會。心情豁然開朗了幾天，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便很快像上次清算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一樣，做起了更深層次的思想檢查。他稱《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暴露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猙獰麵孔，對黨和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而且情節格外惡劣。他懂得給自己上綱上線了，如幹脆把《大公報》說成是反蘇反共的，把自己說成是帝國主義豢養的洋奴，說自己以前理解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容忍異己，而忽略了最起碼的要求應該是做自己的主人，即民族自決。他還深刻檢討了思想上與章伯鈞、羅隆基所產生的共鳴，他表示一方麵接受組織上的徹底審查，一方麵堅決把自己思想裏與章、羅共同的東西挖個幹淨，使此生再也不可能對類似章、羅那樣的思想或行動起共鳴。不論自己買辦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奴化的教育有多麼根深蒂固，他有決心要清除掉，跟大家一起死心塌地走社會主義道路。
再回眸蕭乾1979年平反複出，重新寫作，到1999年去世這整整二十年的時間裏所寫的大量散文作品，我感到他又回到“自由主義”的車轍上來了。從他寫的《唉，我這意識流》一文中可以想見，即便是在那浩劫歲月，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意識流一天也沒有斷過。也就是說，自由主義的思想種子始終深埋在他頭腦中的那塊自留地裏萌芽著，等待外部世界陽光土壤的適合，就可茁長起來。但這時他已稱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了。就他半個世紀作為自由主義者的命運輪回來看，他絕不是挺立在斷頭台上依然抱定自由主義信念的那種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從1946年到1999年他重複經曆的放言、批判、再放言、再批判直到晚年又放言三個階段可以判斷，他倒真的有點像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中提到的那種人。
如果說蕭乾1946年到1948年是個在觀念上徹底的自由主義者，那1948年以後，他便是帶上“機會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者了。對這一點，他在1951年清算自己時有了更清醒的認識，他認為改良主義、中間路線、自由主義以及費邊主義基本上都是一個東西。毛主席在《反對自由主義》裏已經精辟地指出，自由主義就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表現，是和馬列主義根本衝突的；它的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當脆弱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在堅強的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時候，政治上便必然會發生“岔子”。依此說，1946到1948年，作為“徹底自由主義”的蕭乾，是出了“岔子”；1957年鳴放時“機會主義”的蕭乾又出了“岔子”；1979年以後的晚年蕭乾，還時不時在出“岔子”。
自由主義好比一粒種子，它最適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裏發芽成長。強權政治和集權專製是自由主義的兩大瘟神。對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民主國家和獨裁統治，就好比前者是沙發，後者是斷頭台。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下，中國人正享有著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中國的人權及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也是前所未有的好。我們正在大步邁進新世紀，我堅信在以江澤民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中國在新世紀的未來前程似錦。
這裏所收蕭乾的雜文和社評，多是蕭乾五十年前的自由主義言說，這些曾給他帶來“麻煩”，他也曾把這稱為自己在政治上“發生的一種岔子”。我當然相信，今天的讀者一定會舒服地躺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沙發”上，捧讀這部頗具思想史料價值和品格的書，而絕不信有誰會因與書中的自由主義思想產生共鳴而被送上斷頭台。
（此篇原為《解讀蕭乾》前言，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