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曆史自然是人類自身寫就的。曆史由人來寫，人性的弱點是否會不經意或者甚至是刻意地滲透進曆史？也就是說，人寫的曆史是否會成為帶上了人性弱點的曆史？這是近來一直困擾我的一個問題。
人類社會的曆史自然是人類自身寫就的。曆史由人來寫，人性的弱點是否會不經意或者甚至是刻意地滲透進曆史？也就是說，人寫的曆史是否會成為帶上了人性弱點的曆史？這是近來一直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最近讀到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9月版）和鄭實采寫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傳》（華藝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我又同時思考著另一個問題：曆史的敘述者與曆史的記錄者之間，存在著曆史的“真空”嗎？
先說《人有病，天知否》。陳徒手所做的這個費了他近十年心神，極具曆史文化價值的采訪、記錄和撰寫工作本身，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對1949年後中國文壇曆史“真空”的填補。我甚至想說，他是一隻不知疲倦地銜著曆史的原始材料往曆史的“真空”裏“填海”的“精衛鳥”。他謙稱自己“隻是這批中國文壇幾十年風雨的親曆者口述的記錄人，隻是文學史料的一位整理者”，但曆史的“真空”會因為他筆下一個個曆史的敘述者、見證者而有了“真實”的活氣，而有了“真實”的空間。無論是“舊時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在團波窪的秋天裏思索的郭小川，“文革”政治渦流中的浩然，還是太平湖裏絕命的老舍，都在曆史的帷幕下真切了起來，實在了起來。這當然是曆史的幸事。
其實，從他所挖掘出的這些原生態的曆史原料看，已經是為曆史研究者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埋下了一塊堅實的柱基。我當然希望陳徒手自己既是這個研究領域的奠基培土者之一，也成為深入下去的研究者之一。曆史研究絕非僅是曆史學家的專利。因為它既是曆史文化，同時也是文化曆史，應該是每一位有良知、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人終身思索的精神課題。也隻有這樣，才能夠始終以曆史學家的廣袤視野和警醒頭腦，區分開哪個是“勝利者的宣傳”，哪個是真實的史實。
《人有病，天知否》書中所呈現的不啻是擺放在曆史案頭的原材料，這足以見出陳徒手的大本事，是個出色的“紅案”。但睿智的學者還得像那高妙的大廚，能將這些原材料放到曆史研究的炒鍋裏煎炒烹炸，讓那紮實的學術成果如同火候精當的菜肴色香味俱佳。這是在為曆史留痕，這是在為曆史刻下真實的記憶。
再來說《我的人生》。采寫者鄭實與陳徒手一樣，所做均已屬有水準的“紅案”，“銜”來的原材料也是那麼的考究。但比起陳徒手，限於書的“口述自傳”的體例，她在采寫浩然時，隻能是個曆史的記錄者。但重要的是，她在忠實記錄浩然的曆史敘述時，清醒地意識到了，曆史的當事人和“過來人”並不意味著就是完整曆史最佳的詮釋者。她在附於書後的“采寫手記”中寫到，關鍵在於浩然“是否真誠地、毫無保留地講述曆史”。我們所走過的一段特殊曆史時期，浩然的人生也是其中一個特別的個案。他的所見所聞、彷徨與追問、幸福與辛酸已不僅僅屬於他個人，也是對時代的“回眸聚焦”。就是說，這本書有多大價值關鍵看浩然在多大程度上還原了曆史真實。
那麼，浩然有沒有給曆史留下“真空”呢？他真像書的封底廣告詞中所說，“將自己一生的痛苦與歡樂、愧疚與自豪、內心的苦楚與靈魂的叩問，坦白給世人”了嗎？他確實在書中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曆史“內幕”，如與江清的瓜葛等。他還把“文革”結束後不久，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文聯恢複大會上所做的思想檢查《我的教訓》全文收入書中。這些都是一個曆史當事人所留下的彌足珍貴的史料，也可看出他是在努力、真誠地麵對自己、麵對曆史。但也許是因為兩次患腦血栓，心力和精神不濟，或還有其他什麼原因，對寫作《豔陽天》、《金光大道》和“文革”中的情形，說得有點簡略，讓人讀著不覺過足了“癮”。他當然不是為讓沒有經曆過那段曆史的後來者“過癮”才來敘述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