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還有一章，楊義特別指出中國傳統評點家在敘事研究中建立的不可磨滅的功績，並果敢地借用伽達默爾的話“沒有偏見，一無所見”，肯定了評點家不成功的嚐試亦有珍貴的曆史貢獻。
《中國敘事學》讀起來並不讓人感覺畏途岩，楊義以他擅長的文學史研究的筆法，巧妙地將高屋建瓴、闡幽發微式的學術探討，遊刃有餘地穿行於豐富的原始資料之間，溝通古今，解析作為獨特存在形態不同於西方的中國敘事學的文化密碼，初步建立起我國自己的敘事學原理。
這本書耐人尋味，還在於它新見迭出。這是楊義的本事，他總能在涉足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時，以新的學術視角和方法，在研究既成學術成果的同時，有所突破，有所創新。如他指出中國語言的表達形態是“永遠現在時”；中國人表達時間的順序為年-月-日，不同於西方的日-月-年，這反映出中西時間觀的不同，中國是整體性的，西方是分析性的；中國女媧捏土造人，泥捏一片，關注的是“群體性”，而西方上帝造人，亞當、夏娃，有名字，關注的是具體性和個人性；等等。由此不難看出楊義學術思維的活躍、敏銳和深刻，所以他才能在敘事與曆史相結合的源起梳理中，發掘出中國敘事智慧的特征。
最後，有一點與楊義商榷。所謂“學”，儼然是在肯定了其學科獨立性之後才能給予命名的。對研究者來說，“學科的獨立性”必要有嚴謹紮實的理論基礎，方能建立起一套有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批評方法，對後人的啟示也會更大一些。《中國敘事學》在突破舊有評點形式上，以及嚐試與西方敘事理論接軌中都有開創意義，但在理論體係的建構上似乎薄弱了一些。
換言之，如果把敘事學喻為一幢房子，那麼楊義全方位品賞這房子建築美質的本領，比論證其合理性和科學性的能力要強。我想，兩相融合，是楊義下一步要做的。
(原載《中華讀書報》1998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