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需要文化，我的理兒也正在這裏，先了解一點西方文化，至少弄清楚聖誕節是怎麼一回事，您再招呼。
青年人已似乎不大喜歡過自己的傳統節日了，每逢大年三十除夕夜，也越來越沒有耐性與家人一起吃餃子，然後坐下來，嘴裏耗子似的嗑著花生瓜子兒，傻乎乎地看那一成不變，編導們費盡心神也折騰不出新鮮玩藝兒的春節聯歡會。不光這，就連端午節的龍舟、粽子，中秋節的月餅和團月，也叫他們沒了胃口。他們早被花裏胡哨的洋節日奪命鬼似的勾走了魂，對情人節、愚人節、聖誕節情有獨鍾起來。在情人節寒冷的早晨，星羅棋布的京城花店並不冷清，街頭也到處遊蕩著懷抱枝枝玫瑰，受雇推銷愛心花朵的鄉下女孩，小臉凍得通紅，卻極執著地一遍遍向過往的大小男人輕喚道：“先生，買一枝玫瑰花吧。”
好像大男人有了外遇，小男人為討女友歡心，才特別在情人節那天買玫瑰花。不像西方人，愛起來可把每一天都當成情人節。這樣的情調中國人倒還沒學來。中國人學起異邦的新東西，總是先從皮毛開始，有時候是剛嚼幾下，便連骨頭帶肉一起丟掉了。這當然是文化上的問題。您這東施還沒弄清人家文化西施美的內蘊呢，卻先忙著效顰起來，自然叫人覺得不倫不類。
愚人節在中國也碰到同樣的問題。中國人其實根本沒有資格過愚人節，他們骨子裏太缺乏幽默的氣質，仿佛隻能領略那種生硬的抖摟外在噱頭的表演，像現在充斥熒屏的相聲、小品，逗你發笑無異於直接去捅胳肢窩。還有仿效國外的那些肥皂劇，沒什麼可笑的對話、細節，卻配上了自取其樂的畫外笑聲。製作者的滑稽可笑和智商低能恰恰在於他們以為京油子式的耍貧嘴就是智慧的幽默。也正是基於這一點，中國人就把“愚人”鬧過火了，諸如在朋友的呼機上打出親亡友故的字幅，還有報上登出聳人聽聞的假新聞。這在愚人節的故鄉大概也是犯忌的吧。“愚人”仿佛隻應是高智慧高文化素質的產物，到了低能兒的手裏，恐怕要變成“毀人”了。
比起情人節、愚人節的尷尬，聖誕節的日子要好過多了。但當初也許是因為這洋節日是跟著列強的炮艦打進來的，中國人對教堂的鍾聲、救世軍的鼓聲，甚至唱詩班童聲甜潤的歌聲，一點產生不起好感。中國人入教並不是要皈依上帝，而是為混口飯吃。我的導師，現代著名作家蕭乾先生小時候就見多了這樣的吃教者和教會裏假冒偽善者的“法利賽人”。事實上，撇開帝國主義的尖船利炮，基督教本身並沒有半點罪過。即便蕭乾這樣被國外漢學家稱為“反教”的作家，也承認倘若他少時接觸的不是原教旨主義的基督徒，傳教也不用強迫形式，說不定他會信了教。因為那時他一個孤兒，最需要精神上的寄托。聖誕樹上的彩燈，牆間懸掛的五顏六色的紙環，以及在大風琴伴奏下的充滿喜悅的歌聲，都曾給過他莫大的慰藉。他不願意人家強迫下跪，祈禱時硬逼著合眼，但他實在喜歡教堂那高大的拱頂，尖形窗上五彩繽紛的玻璃嵌成的圖案和人物故事，更愛那莊嚴、神聖、肅穆的氣氛。
蕭乾對用板子逼他一章一章地背誦《聖經》十分反感，可他始終喜歡《聖經》的優美文字，以及以《聖經》為題材的文學、繪畫和音樂作品。他喜愛《小城伯利恒》和《三個東方博士》。進大學之後，又逐漸迷上了莫紮特的《安魂曲》、海頓的《創世紀》和每年聖誕節上必聽到的亨德爾的《彌賽亞》。我手頭最早的《彌賽亞》磁帶還是蕭先生送的呢。
提起聖誕節，蕭先生不會忘1928年的那次。他所在教會崇實中學的校長為討好洋校務長，組織住宿生子夜時分冒著嚴寒，跑到校務長的灰色洋樓前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地唱起《聖誕曲》。直到小樓窗口有了燈，洋校務長站在陽台上說了聲“MerryChristmas”，大家才回到宿舍。他更不能忘記的是，當信奉上帝的英國人在上海南京路朝抗議日本廠主槍殺工人顧正紅的遊行學生開了槍，他那學校的美國牧師卻全然站在英國人一邊，禁止遊行。盡管英國人的暴行違背了《聖經》裏宣揚的愛，但他從未聽到美國牧師斥責過英國一句。再加上他這個窮學生是靠媽媽傭工和半工半讀上學，而洋人們總是煮著可可咖啡，吃著香味撲鼻的烤肉，這時他的心底便冒出個疑問：倘若真有上帝，他為什麼這麼不公平？何以白皮膚的過一種生活，黃皮膚的就得過另一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