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陝北地區的革命鬥爭也有了很大發展。1933年夏，以馬明方、崔田夫為首的中共陝北特委，決定擴大陝北遊擊隊第1支隊，創建第2、第3等支隊，開辟安定、綏德、神府三個遊擊區，開展遊擊戰爭。1933年底，謝子長回到陝北，由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任命為西北軍事特派員。在陝北特委和謝子長的領導下，陝北遊擊戰爭迅猛發展。1934年7月25日，謝子長等帶領陝北遊擊隊來到陝甘邊根據地，28日參加了中共陝甘邊特委與中共陝北特委在閻家窪子召開的紅26軍和陝北遊擊隊幹部聯席會議。會議宣讀了上海臨時中央局、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的兩封信。因受當時“左”傾錯誤的影響，指示信不顧客觀事實，否定紅26軍開創陝甘邊根據地艱苦卓絕的鬥爭，也有個別人對紅26軍不負責任地進行指責。但劉誌丹忍辱負重，考慮到敵人“圍剿”陝北根據地的大局，沒有爭辯。會議決定紅42師3團北上陝北，配合陝北遊擊隊粉碎國民黨陝北當局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並推舉謝子長為紅26軍42師政委。會後，在中共陝甘邊特委和劉誌丹的熱情支持下，撥給陝北遊擊隊100支槍和數百枚銀元。不日，謝子長率領紅26軍3團返回陝北，先後在安定、綏德、清澗、橫山等地連打勝仗，粉碎了井嶽秀部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不幸的是，8月26日，謝子長在清澗河口戰鬥中中彈負傷，於次年2月21日逝世。遵照中央駐北方代表的指示，1935年1月30日，陝北各路遊擊隊正式改編為紅27軍84師。1935年1月，經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巡視員黃翰建議，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惠子俊、軍委主席劉誌丹等率紅42師第2團北上，到陝北根據地赤源縣（原安定縣，今子長縣）水晶溝燈盞灣看望了正在養傷的謝子長，就建立陝甘邊和陝北兩塊蘇區的黨政軍的統一領導機構，以及組織第二次反“圍剿”等問題進行了研究，達成共識。2月5日，劉誌丹參加了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嶮舉行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正式統一了兩地區黨和軍隊的領導，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軍事委員會。劉誌丹當選為西北工委委員和西北軍委主席，工委書記惠子俊（未到職前由崔田夫代理）。會議還討論通過了劉誌丹、謝子長提出的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戰略方案，為進一步擴大西北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建立，標誌著陝甘邊、陝北兩塊蘇區的統一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從此，在中共西北工委和劉誌丹的領導下，西北根據地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建立西北根據地
1935年2月，西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以及中央紅軍向西部轉移，使蔣介石極度不安，急調駐河南的高桂滋部84師及陝、甘、寧、晉四省軍閥部隊，總兵力約4萬人，對西北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圍剿”。此時，根據地武裝雖有極大發展，但紅26軍和紅27軍主力還隻有4000人左右，遊擊隊也不過3000多人。麵對這種形勢，如何粉碎敵人的進攻？當時紅軍和西北工委領導人有兩種不同意見：以劉誌丹為代表的一種意見，主張向南發展，進攻延長、延川、保安、安塞，使陝北蘇區與陝甘蘇區打通；另一種意見主張攻打國民黨統治力量較強的據點綏德、米脂、葭縣（今佳縣）、吳堡，以與神府蘇區（陝北蘇區之一部）打通。大多數同誌同意劉誌丹的意見。劉誌丹即據此和周家嶮會議精神，親自為西北軍委起草了粉碎國民黨當局第二次“圍剿”的動員令。動員令分析了敵我形勢，要求首先打擊雖深入根據地但對陝北人地生疏，又與陝北軍閥井嶽秀互有戒備的高桂滋部，爾後向南、向西發展，使陝甘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為了保證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動員令要求紅軍、遊擊隊、赤衛軍、少先隊實行嚴格的軍事化，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反對散漫習氣和無組織無紀律狀態。動員令下達後，根據地黨政軍民立即投入戰鬥，紅軍所到之處，赤衛軍站崗放哨，群眾緊密配合，帶路送信，婦女補衣做鞋、看護傷員，整個根據地森嚴壁壘，眾誌成城。
反“圍剿”戰鬥開始後，紅27軍84師按劉誌丹命令率先和敵人接觸，3月初，在清澗殲滅國民黨軍一個連。4月22日，紅26軍主力北上，在橫山寺兒畔首戰告捷，殲滅井嶽秀一個精銳連。5月1日，紅26軍、27軍在赤源縣白廟岔勝利會師，當日舉行了盛大的聯歡會，劉誌丹和兩支紅軍的代表都在會上講了話，會場洋溢著兄弟部隊親密團結的氣氛。會後又進一步進行了戰鬥動員，士氣更加旺盛。為統一兩軍作戰，西北軍委成立前敵總指揮部，劉誌丹兼任總指揮。接著兩軍在劉誌丹統一指揮下，根據地群眾武裝協同作戰，連戰皆捷。先在安定吳家寨、馬家坪殲高桂滋部兩個營又一個連，迫使駐安定縣城守敵撤至瓦窯堡，10日安定縣城解放。這是西北革命根據地解放的第一座縣城。根據地軍民乘勝再戰，又在清澗無定河邊，殲敵一個連。接著，再以聲東擊西的奔襲戰術，製造假象，揚言要打清澗和綏德縣城，給敵人造成錯覺，主力則兼程南下，隱蔽運動到延長城下。30日淩晨，劉誌丹親自指揮攻城，全殲守敵400餘人，嚇得附近甘穀驛民團自動投誠，延長守敵棄城而逃，延長縣城遂告解放。6月1日，國民黨延川守軍懼怕紅軍攻城，星夜逃遁清澗，延川縣城順利解放。延長和延川相繼解放後，前敵總指揮部決定乘勝拔除陝甘邊與陝北根據地之間的敵人據點，以便打通兩根據地的聯係。為此，劉誌丹製定了先奪甘泉，孤立延安，然後再打安塞的作戰計劃。6月4日，紅軍晝夜兼程，南下奔襲甘泉，但因意圖暴露，敵人戒備增強，未能得手。劉誌丹遂改變計劃，在甘泉虛晃一槍，率主力沿洛河兩岸西上，在延安高橋擊潰國民黨軍一個連，擊斃延安縣民團團長李漢華。接著，紅軍重重包圍了安塞縣政府所在地興隆寨，在政治爭取無效後，挖地道爆破寨牆，於6月13日強攻占領山寨，殲敵200餘人，俘虜了安塞縣新舊兩任縣長，解放了安塞縣城。安塞縣境的地主武裝、反動民團被相繼掃光，使陝甘邊與陝北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6月28日，劉誌丹又率紅軍主力揮師北上，奔襲靖邊縣城——鎮靖城。該城西山寨是個製高點，火力足以控製全城，地形對紅軍不利，敵人負隅頑抗，戰鬥十分激烈。由於主力紅軍與赤衛隊緊密配合，經過反複強攻，終於全殲了守軍一個營，擊斃營長屈子鵬，勝利攻下鎮靖城。靖邊縣城解放，保安隨之孤立，使“圍剿”根據地的國民黨軍大為震驚，保安守敵不戰而逃，紅軍不費一槍一彈解放了保安縣城。接著，劉誌丹又令賀晉年率紅1團乘敵人外出搶劫之際，在綏德老君殿全殲高桂滋部一個營，擊潰兩個營，擊斃團長艾捷三。至此，敵人第二次“圍剿”被徹底粉碎。此次反“圍剿”中，紅軍殲敵正規軍2200餘人，反動民團及地主武裝3000餘人，繳獲長槍3000餘支、輕重機槍200餘挺，俘敵約2000人，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塞、安定、靖邊、保安6座縣城，使陝北、陝甘邊兩根據地完全連成一片。在20多個縣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遊擊區擴大到30多個縣，根據地範圍擴大到北起長城、南到淳耀、西接環縣、東臨黃河的廣大地區，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人左右，遊擊隊也發展到4000人，形勢一片大好。
第二次反“圍剿”連打了幾個漂亮仗，取得了很大勝利，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主力紅軍和遊擊隊緊密配合，並在人民群眾大力支持下取得的結果；同時也集中體現了劉誌丹的戰略戰術思想和軍事指揮才能。他在指揮作戰中，善於審時度勢，捕捉戰機，常常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劣勢對優勢而戰勝敵人。在接連取勝的形勢下，他仍十分注意總結經驗，一再告誡部隊戒驕戒躁，因而能夠帶領全軍，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第二次反“圍剿”接連取勝之際，正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快要到達陝北的時候。蔣介石為了使中央紅軍無立足之地，於7月間又發動了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妄圖一舉摧毀這塊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唯一保存下來的革命根據地。正因為這樣，蔣介石對這次“圍剿”下的本錢更大，在西安設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張學良任副總司令。除調集陝、甘、寧、晉、綏五省軍閥軍隊外，還調集駐陝西的東北軍主力和國民黨中央軍一部分，共十多萬人，超過紅軍十餘倍。劉誌丹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製定了集中主力紅軍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針，趁敵部署尚未就緒之時，先發製人。8月下旬，在東線的吳堡、綏德一帶，劉誌丹指揮紅軍首先在定仙墕殲滅閻錫山部一個團，其中俘敵1800餘名，擊落敵機一架迫使閻軍退回山西。接著又集中兵力進攻北線敵人。西北根據地的發展和紅軍的強大，牽製了十多萬國民黨軍隊，減輕了長征路上各路紅軍的壓力。正在這時，徐海東、程子華等率領紅25軍，由鄂豫陝蘇區西征北上到達陝北。劉誌丹親自起草了《為歡迎紅25軍給各級黨部的緊急通知》，並派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前往保安瓦子川熱情迎接。9月中旬，紅25軍和紅26、紅27軍在延川永坪鎮勝利會師。同時成立了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朱理治任書記。會師後，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在永坪鎮召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陝省委聯席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作委員會和鄂豫陝省委，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並改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聶洪鈞。同時，為統一紅軍指揮，確定紅25、26、27軍合編為紅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誌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下轄3個師，75師（紅25軍改編）、78師（紅26軍改編）、81師（紅27軍改編）。紅15軍團成立後，徐海東、劉誌丹即率部南下。10月1日，在延安以南的勞山地區全殲東北軍110師兩個團和師直屬隊，擊斃師長何立中。勞山戰役的勝利給國民黨當局以極大震動，瓦窯堡守敵84師所部連夜棄城逃往綏德，紅軍乘勝追擊，拔除了瓦窯堡周圍敵人的全部據點。5日，根據地首府遷駐瓦窯堡。這時，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已進至甘肅通渭、靜寧地區，國民黨“西北剿總”一麵急調大軍阻擊，一麵電令董英斌、王以哲、孫楚等部，立即在陝北“聚殲”劉誌丹、徐海東部，“不準與毛、周靠攏”，反“圍剿”鬥爭進入緊張階段。
@@黨中央來了晴了天
正當反“圍剿”鬥爭勝利進行的緊要關頭，王明“左”傾錯誤卻在西北根據地惡性發展。早在1934年夏，中共陝甘邊特委執行正確路線的同誌就被無端指責為“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的執行者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和中共陝甘晉省委又決定“開展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和“肅反”。這次他們先是利用永坪聯席會議組織上的變動，不公正地將劉誌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軍委領導之外，同時安插“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擔任要職，接著即以“肅反”為名到處捕人。他們始則攻擊劉誌丹“一貫右傾”，誣陷他是“右派”，“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繼則幹脆戴上“白軍軍官”、“反革命”的帽子。凡是原紅26軍營以上的幹部和原西北軍委機關、陝甘邊區縣委書記及縣蘇維埃主席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被捕，嚴刑逼供，指名要招出劉誌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領”，並殘酷地殺害了一批幹部。許多忠於黨和革命的幹部，經多次嚴刑拷打，寧死不屈，拒不承認他們的誣陷。
當時，劉誌丹正在前線，他們采取欺騙手段，以調往北線指揮作戰為名，於10月初勞山戰役之後將劉誌丹騙離前線。劉誌丹在途經安塞縣真武洞時，恰好碰見從瓦窯堡（中共陝甘晉省委和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所在地）來的通信員，通信員認識劉誌丹，說有一封給紅15軍團的急件，順手交給了他。劉誌丹一看，原來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員的名單。他對這種不顧大局、搞陰謀詭計陷害同誌的卑劣行徑十分憤慨。但他具有極高的黨性，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絲毫不顧個人安危，鎮定地把信交還通信員，說：“你快把信送到軍團部，說我自己去瓦窯堡了。”隨即策馬揚鞭，過家門而不入，毫不猶豫地徑直奔赴瓦窯堡，打算向西北代表團申訴，寧願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線其他指揮員。但他一到瓦窯堡即被投入監獄。“左”傾錯誤的執行者無視劉誌丹這種赤膽忠心和大義凜然的行為，竟然說“劉誌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黨對其信任”，並進一步錯誤地斷定劉誌丹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和根據地的反革命”；誣陷他率領紅軍打開縣城消滅白軍，純係反革命欺騙群眾的“花招”。劉誌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監獄受盡折磨。但他麵對隨時可能被處死的殘酷現實，始終泰然處之。
西北根據地的錯誤“肅反”，製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根據地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麵。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乘機搗亂，根據地一些地區發生了“反水”現象。同時，敵人也增調兵力，完成對根據地新的“圍剿”部署，妄圖從南北兩路夾擊紅軍而消滅之。內遭錯誤路線的破壞，外受強大敵人的包圍，本來形勢大好的革命根據地，一度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嚴重局麵。
正當碩果僅存的西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陷於嚴重危機的關鍵時刻，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到達西北根據地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喜訊傳來，軍民振奮。毛澤東等同誌是在突破臘子口後，在哈達鋪始從國民黨的報紙上得知陝北有個劉誌丹領導著一支相當數量的紅軍，並創建了一塊不小根據地，十分高興。到達陝北後，了解到根據地正在進行錯誤“肅反”，劉誌丹等已被關押，毛澤東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並派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等代表黨中央，奔赴瓦窯堡接管“左”傾錯誤領導控製的保衛局。經過審查，於11月先後將劉誌丹等受誣被捕人員全部釋放。劉誌丹出獄後，西北根據地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張聞天、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親切地接見了劉誌丹。劉誌丹見到周恩來，親熱地說：“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周恩來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接著周恩來又領他去見毛澤東。他們親切地安慰和鼓勵劉誌丹，說：“你和陝北的同誌受委屈了。”劉誌丹毫無怨言，立即代表全體獲釋幹部感謝黨中央的正確處理，激動地說：“中央來了，今後事情都好辦了。”在黨中央召開的受害同誌座談會上，劉誌丹一再謙虛地表示：我們工作中也有缺點錯誤，強調要“團結起來，在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工作，為完成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奮鬥”。
毛澤東不但及時糾正了西北蘇區“肅反”，並且親自指揮紅軍打擊敵人的進攻。接著，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配合，取得了著名的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當局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紅軍聲威大震，根據地空前發展。在直羅鎮戰役中，劉誌丹指揮地方武裝圍攻延安，牽製敵軍，有力地配合了直羅鎮戰役。之後，黨中央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將西北根據地重新劃分為陝北、陝甘兩個省委和關中、神府、三邊三個特委，並相應地建立了政府機構。同時，又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管轄西北地區的革命武裝，劉誌丹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周恩來兼主任）兼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在此前後，有些受迫害的同誌出自對王明及其“左”傾錯誤執行者的義憤，多次要求劉誌丹向黨中央、毛澤東同誌反映，處理犯錯誤的人。劉誌丹胸懷坦蕩，一再進行解釋說服工作，他一方麵嚴肅批評那些犯錯誤的人是不相信從土地革命中成長起來的紅軍，不相信從長期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幹部，而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與瘋狂病；另一方麵一再勸慰受害同誌，以大局為重，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他常說，黨內曆史問題不必性急，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分清是非，作出正確處理的。但是當時“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工作分配，一般不是公正的”。1936年初，他要習仲勳轉告受迫害的同誌：“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他向部隊講話時，每次都要強調，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顧全大局識大體，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聽從中央的調遣，要向中央紅軍學習，加強團結。在他的影響下，許多受害同誌都不計個人恩怨，忍受政治上未徹底平反（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時才徹底清算了“左”傾錯誤），職務上安排不公的現狀，仍然勤懇為黨工作，西北紅軍和中央紅軍團結得親密無間。周恩來多次讚揚說，劉誌丹同誌對黨忠貞不貳，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共產黨員。198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關於西北黨史問題的28號文件中明確指出：“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