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楊延虎
center（延安大學）
劉誌丹是全黨公認的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稱他為“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為他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在黨的曆史上，對一位資曆並不算深的地方領導人給予如此高度的肯定和讚譽，是極為罕見的。其中的道理，應該也隻能是從中國革命生死關頭和轉折關頭的曆史高度，來評價劉誌丹及其領導創建的陝甘革命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突出貢獻。否則，我們很難做出公正而客觀的評價。
一、張聞天：“誌丹同誌的路線是我黨領袖毛澤東同誌的路線，是我黨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是真正的中國馬列主義路線。”
探索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中前期的主要內容，也是劉誌丹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活動。劉誌丹的探索，首先是從武裝鬥爭和建立一支革命武裝隊伍開始的。1926年，劉誌丹從黃埔軍校畢業後回西北在國民軍馮玉祥部、馬鴻逵部搞政治工作。從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劉誌丹認識到：“我們沒有槍杆子，結果人家一翻臉，我們就隻有滾蛋！”“抓革命的槍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裝，是一條革命的真理。”1928年5月，初次嚐試建立革命武裝的渭華暴動失敗後，劉誌丹結合陝北、隴東的實際情況認為，“槍杆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現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主要形式分“白、灰、紅三種，白是派黨團員到國民黨部隊中去工作，灰是做土匪工作，紅是搞自己的武裝力量”。1928年夏秋之後的兩年多時間，劉誌丹以主要精力從事兵運活動，努力建立一支由黨領導的革命武裝。
各種民間武裝是劉誌丹搞兵運活動主要對象之一。這部分武裝的情況非常複雜，既有亂世保家的“哥老會”，也有嘯聚山林的“山大王”，還有各地的地方民團。對這些人，劉誌丹一方麵認為“能團結的就要主動去工作，爭取它們，團結它們。這樣我們才能有基礎，站住腳。”經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這些人有的與劉誌丹保持著長期的友好合作關係，有的參加了革命，成為創建陝甘紅軍和根據地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麵，他也說：“哥老會裏的壞事多著哩，基本上是一群狐朋狗黨，應付是要應付一番，但要靠他們是成不了事的，甚至還要壞事。”
國民黨軍隊是劉誌丹搞兵運活動的又一個主要對象。他先後打入甘肅軍閥譚世霖部及騎兵第4師蘇雨生部和甘軍新編13師陳珪璋部，少則數月，多則一年。在這些軍隊中搞兵運，劉誌丹說：“一定要爭取帶兵，千萬不要作細腿子（指文職人員）。”他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說：“我本來可以在北伐軍中帶一整個營或一個團，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不容許，隻當了一個政治處長。結果‘武漢事變’一發生，便被趕了出來。如果我那時帶兵，本來是可以起義的。”有了這樣清醒的認識，劉誌丹利用國民黨部隊的名義，要番號、抓兵權，積極發展革命武裝，這符合武裝鬥爭這一中國革命的最大特點，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原則，但並不是根本的辦法。在屢起屢伏之中，劉誌丹逐漸認識到“利用軍閥是暫時的，搞紅軍單靠軍閥的名義是搞不成的，準備好了條件，我們就單獨去搞”，表明他對結合實際建立革命武裝的認識日漸成熟。1931年秋與陳珪璋的合作失敗後，劉誌丹和在兵運拉出來的同誌組織窮苦人成立了一支二三百人的南梁遊擊隊，活動於深山老林中，為創建紅軍和陝甘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劉誌丹的兵運活動，像萬花筒一樣充滿了失敗、沮喪、冒險和死裏逃生，也正是這種傳奇式的經曆，使他對建立革命根據地有了明確而堅定的認識。習仲勳曾兩次說到這樣一件事：1932年7月間，我第一次見到劉誌丹，他就說“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來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誌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的局麵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地”。“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毫無疑問，是劉誌丹探索中國革命道路認識的飛躍。這個認識的獲得，當然有井岡山道路榜樣的影響，劉誌丹多次說過：“我們一定要像毛澤東、朱德那樣建立根據地，搞武裝割據，開展遊擊戰爭”，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實踐經驗的總結。在遠離中央、消息閉塞而黨內連續發生“左”的錯誤的情況下，井岡山道路對劉誌丹的影響畢竟是有限的、模糊的，甚至是極其抽象的。
當然，“要有根據地”還不等於說就已經弄明白了如何建立根據地，二者之間還有著相當大的認識距離。毛澤東曾經在1928年分析總結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五個方麵的原因，無疑代表了當時黨內認識的最高水平。而劉誌丹也在探索之中，努力對這個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從大量的回憶材料來看，他主要強調了這樣幾點：第一，“我們要成功，非靠山不可”。他說：“我們不到橋山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據地。”這是劉誌丹最重視、講得最多的一條。其中的理由，劉誌丹認為山裏培養了許多軍閥力量，如陳珪璋、劉寶堂、李培霄等人都是從橋山出來的，這些人能出去，難道我們共產黨人還不如他們嗎？他還認為，“在革命力量暫時還弱小的情況下，根據地隻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橋山山脈就是一個最薄弱的“三不管”山區。第二，根據地必須建立在有群眾基礎的地方。1933年5月，橋山山脈南段的照金根據地受到敵人嚴重包圍，時任紅26軍政委的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力主紅軍南下渭華一帶，創立新的根據地。劉誌丹堅決反對南下說：渭華暴動失敗後，那裏的群眾受到極大的摧殘，有失敗情緒。我們費盡心血，才搞起這一塊根據地，哪能輕易放棄！隻要我們堅持創造和發展陝甘邊蘇區，形勢是會好轉的！這個話雖然是針對具體事情而言，但可以看出劉誌丹已經認識到紅色割據能夠長期存在的地方，應該是受過革命影響、有著比較好的群眾基礎的地方，而陝甘邊經過幾年的革命活動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第三，創建根據地必須要有正式的紅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起幾個互相聯係配合的根據地。紅26軍南下渭華失敗後，1933年11月陝甘特委在包家寨召開會議，劉誌丹明確提出：不能隻建立一個根據地，而應同時在鄰近地區建立幾個根據地，以便紅軍主力有迂回盤旋的餘地，積極協助遊擊隊打擊消滅敵人。據這一設想，會議決定以紅26軍為主力，配合各地遊擊隊，建立以陝北安定、隴東南梁、關中照金為中心的三個根據地，使陝甘邊形勢很快出現新的局麵。
像毛澤東一樣，劉誌丹的主張也受到過“左”傾錯誤的嚴重指責，諸如“梢山主義”、“遊擊主義”、“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等，但事實證明，“誌丹同誌遠離中央，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之普遍真理具體實現於西北”。陝西黨史上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說法，其中的含義有多種解讀，而主要的應當是毛澤東、劉誌丹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共同探索。特別是在整個北方，隻有陝甘根據地異軍突起，獨擎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大旗，更為可貴。當然，探索的水平會有高低差異，但隻要符合實際都會發現那個客觀存在的真理。
二、毛澤東：“陝甘寧邊區的作用非常大，我常說它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這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點。”
這是對劉誌丹革命貢獻又一個客觀的但被長期忽視了的重要評價，其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涵義。
首先，碩果僅存的陝甘根據地是在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之後選擇紅軍長征落腳點的決定性因素。眾所周知，1935年9月27日，榜羅鎮會議根據從國民黨地方報紙上了解到的消息作出了黨中央落腳陝北的決定。談起這件事，人們往往誇大了消息自身的意義，而忽視了它發生作用的特殊曆史背景。事實上，在此之前黨中央對陝甘邊的情況還是有所了解的。1932年4月20日，黨中央就有一個《關於陝甘遊擊隊和創建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其中決定將陝甘遊擊隊改編為紅26軍。1934年1月，賈拓夫代表陝西省參加了六屆五中全會，也應該向黨中央彙報過陝甘根據地的情況。直到1935年8月初，沙窩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6月26日）創造川陝蘇區的決定時，還把“紅25軍、紅26軍等活躍在這一地區”作為有利條件之一。而9月8日黨中央在給張國燾力主北上的電文中仍然指出：“擬從右路軍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紅25軍、紅26軍配合，吸引敵人，以利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麵。”由此可見，黨中央不僅知道紅26軍，而且將其作為配合紅一、四方麵軍聯手創建川陝蘇區的一枚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