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蘇區地位的凸現，是在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之後。9月9日，堅持南下的張國燾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毛澤東得此消息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黨中央率紅一、三軍立即北上，脫離了險境。這一變故，使創建陝甘蘇區的計劃化為泡影，下一步行動安排卻迫在眉睫。9月12日召開的俄界會議認為：中央應該繼續堅持北上的戰略方針，而“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遊擊戰爭，……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應該說，這是一個沒底的行動計劃，毛澤東已經有了思想準備。謝覺哉說：“過了大雪山的時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談話說，看來咱們的部隊是要長期無後方地打遊擊。你們年紀大了，在部隊上長期拖下去，會把你們拖死的。到了甘肅以後，你們可以自找掩護關係，到白區去做黨的地下工作，請要予作考慮。”這個話的具體時間不明確，但多方麵分析應該也隻能是在俄界會議之後。值得注意的是，俄界會議確定的基本方針，並沒有像沙窩會議考慮紅26軍的因素。其中的原因還沒材料能做出準確說明，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陝甘蘇區的實際情況究竟咋樣，很不明確。如果它作為戰略配合的一枚棋子，那無妨大局；但要作為安身立命的依托，就是極其危險的。在這種情況下，哈達鋪找到的那張報紙（徐向前說是《山西日報》，謝覺哉說是7月某日的《晉陽日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張報紙說：“陝北劉誌丹赤匪部已占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軍五萬餘人，遊擊隊、赤衛軍、少先隊二十餘萬人，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的危險性。”它明顯地誇大了陝北紅軍的數量，但真實地報道了陝北蘇區6月下旬結束的第二次反“圍剿”的輝煌戰果，讓人相信陝北的確“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對於處在困境之中的中央紅軍來說，這無疑是雪中送炭。毛澤東當即表態：“首先要到陝北去”。7天之後的榜羅鎮會議，“改變俄界會議關於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把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黨中央終於有了一個安身之處，曆時一年的紅軍長征終於有了確定的目的地。更為重要的是，這個落腳點為黨在結束長征後，迅速開創新局麵，贏得了時間和空間。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陝甘蘇區落腳，中國革命就會失敗，但誰又能肯定不會經曆更加曲折艱難的曆程呢！
其次，陝甘根據地對中國革命戰略重心由南方轉移到北方產生了重要影響。近代以來，中國革命長期在南方發展是不爭的事實。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主要都是在南方，包括陝北共產黨人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活動和在此之後創建根據地的鬥爭，實際上都是南方革命風暴中心的漣漪。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戰略重心才轉移到了北方直至共和國的成立，而陝甘根據地就是這個轉移的出發點。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了長征結束以後的第一次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到這裏，成為反革命進攻的中心。……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10月29日，毛澤東以陝甘支隊的名義發布了《告紅25軍、26軍全體指戰員書》，說中央紅軍與紅25軍、26軍會師“是西北革命運動大開展的號炮，它將為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大局麵、赤化全中國打下鞏固的基礎”。11月30日，毛澤東論述直羅鎮戰役的意義指出：這次勝利為在西北建立擴大的、領導全國反日反蔣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戰爭的根據地“算是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毛澤東不僅聯係這些具體事件說明中國革命奠基陝甘的意義，還從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說明了陝甘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黨中央認為：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將開始以中國工農紅軍為主力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新的曆史階段”。為推動這一新的曆史階段，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落腳後的第一個對外宣言——《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11月28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12月10日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布了《對內蒙古人民宣言》，表明了抗日反蔣的政治立場和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政治態度。直羅鎮戰役剛一結束，毛澤東就開始了“三位一體”的統戰工作。11月26日致信東北軍第57軍軍長董英斌，12月5日致信楊虎城和第17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其間還以紅一方麵軍的名義發布《告圍攻陝甘蘇區的各部隊官長與士兵書》，“基本方針是用積極誠懇方法爭取其反日反蔣”。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討論並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完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毫無疑問，瓦窯堡會議是極其重要的。同樣，陝甘根據地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了這塊根據地，中央紅軍在榜羅鎮會議之後的20天時間結束了長征，為黨迅速抓住即將到來的抗日救亡高潮的機遇創造了先機。有了這塊根據地，黨中央能夠集中精力思考推動民族革命戰爭的重大問題，在長征結束之後的67天時間裏，就有了瓦窯堡會議的正確決策。有了這塊根據地，黨能與東北軍和第17路軍麵對麵地對話，促成西北“三位一體”聯合戰線率先建立。試想，如果在此期間黨中央仍然四處漂泊，居無定所，那將會是怎樣一幅情景？總之，陝甘根據地在重大曆史轉折關頭為黨中央研究新情況、決定新政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活動舞台，應是“起承轉合點”的微言大義所在。
最後，陝甘根據地是確定紅軍作戰行動方針和向外發展的依托。紅一、四方麵軍會師之後，黨中央就提出了打通蘇聯和共產國際聯係的設想。俄界會議提出的“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也包含了這個想法。到了陝北後，毛澤東還多次肯定“紅軍靠近外蒙”是一個根本方針，“打通蘇聯”是紅軍1936年的基本任務，而依托陝北蘇區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環節。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紅軍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下一步怎麼辦？先期到達瓦窯堡的張聞天致電前方的毛澤東，提出北上寧夏靠近外蒙的建議。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張聞天認為：“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東討”，並強調“東討利益是很大的”。第二天，毛澤東再次複電張聞天，詳細說明了自己的想法：“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線路問題”。第一，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四個月的時間增加紅軍一萬人。第二，最好是走陝西與綏遠，“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二人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溝通。
此後，中央政治局就戰略問題向軍團領導幹部征求意見。據《聶榮臻回憶錄》載：“林彪在信中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陝南打遊擊，說這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紅軍主要幹部調出，由他帶領到陝南打遊擊。”12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彭德懷並轉林彪指出：“在日本進占華北的形勢下，陝南遊擊戰爭不能把它提到比陝北等處的遊擊戰爭還更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後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遊擊戰爭提到似乎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地位，這樣的提法是不妥當的。”很顯然，毛澤東仍然肯定了陝北蘇區對紅軍向外發展的重要地位。
12月23日，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其中關於行動方針確定了三個步驟：第一步，在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第二步，到山西開辟西部五縣以至十幾個縣的局麵。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由山西轉向綏遠，與蘇聯取得聯係。在此後一年的時間裏，紅一方麵軍依托陝北蘇區，東征西戰，精心作好鞏固和擴大陝甘寧根據地這篇文章，使其成為三路紅軍會師之地，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的出發地，黨領導抗日戰爭的戰略後方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