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恩來：“劉誌丹同誌對黨忠貞不貳，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
這是一個借話說話的問題。從題目上看，是講劉誌丹的人格品質和黨性原則，而非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然而，這的確是關乎黨中央能否落腳陝北並順利開展工作的大問題。因為，對那場突發的迫害事件，劉誌丹能否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不僅是對他個人黨性的考驗，而且關係到這場危機發展的結局。如果這塊根據地也被搞掉了，真如毛澤東所說“那就不得下地”，黨中央連歇腳的地方也沒得了。
1935年9月、10月間，在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和新成立的陝甘晉省委的主持下，將包括劉誌丹在內的原紅26軍營以上幹部和西北軍委機關、陝甘邊縣委書記和縣蘇維埃主席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逮捕。這場有針對性的錯誤“肅反”事件，是王明“左”傾路線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惡性膨脹的產物。在事件發生和處理過程中，劉誌丹光明磊落，顧全大局，把黨和革命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事前曾親手接到逮捕自己的密令，仍隻身前往密令發出機關所在地。許多回憶文章解釋這一舉動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認為自己是無辜的，要向有關領導同誌麵陳理由，希望能製止這場錯誤的“肅反”運動。二是，為了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竭力避免衝突，維護黨的利益和團結。黨中央到達陝北後，迅速製止糾正了這場錯誤“肅反”，並在11月底召開了平反會。會上，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宣布劉誌丹等同誌是無罪的，立即釋放，分配工作。不少受害同誌發言，情緒非常激動。劉誌丹也講了話。關於這個講話的內容，李維漢回憶說：劉誌丹說“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誌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參加會議的楊和亭回憶說劉誌丹講了三點：“一、同誌們受了委屈，現在黨中央正確地處理了這些事情，弄清了問題，大家應該高興；二、中央領導全國，大家都要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我們要擁護黨中央的決定；三、有些同誌現在身體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對這次“肅反”事件，劉誌丹認為“這是在錯誤路線影響下當地黨組織犯的錯誤，應當吸取教訓”。對搞“肅反”的主要負責人，劉誌丹表示“當時中央派來的同誌（指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不了解情況，我對他們本人沒有什麼意見”。對蒙受不白之冤的同誌，劉誌丹告誡大家：“黨內的曆史問題不必性急，要忠誠為黨工作，讓黨在實際行動中鑒定每個黨員”。在當時複雜的情況下，劉誌丹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對劉誌丹來說，如何處理與紅25軍的關係，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一，由於曆史的原因，黨內和紅軍存在“山頭”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毛澤東說：“山頭主義是中國社會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殊情形的產物，應該承認這個東西。”其二，在那場錯誤的“肅反”事件中，紅25軍的個別主要負責同誌的確也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至少客觀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二者從一開始就糾纏在一起並很快地表現出來。1935年9月16日，紅25軍衝破敵人重重封鎖與紅26、27軍勝利會師。這是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第一支部隊。為了歡迎紅25軍的到來，劉誌丹親自起草了《歡迎紅25軍的指令》，並派陝甘邊蘇維埃主席習仲勳、陝甘邊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前往保安豹子川熱情迎接。會師後，在永坪鎮召開了中共西北工作和中共鄂豫陝省委聯席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成立陝甘晉省委，並改組原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這次組織變動，劉誌丹作為一方主要領導人被排斥在新的省委和軍委之外，顯然是不公正的。永坪聯席會議之後，便發生了從小到大、先地方後軍隊的“肅反”事件，直到10月2日勞山戰役之後劉誌丹等一批同誌被投入監獄。這個事件極大地傷害了紅26軍指戰員的感情，也傷害了兩軍的合作與團結。12月31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電彭德懷、徐海東等人，要求“對紅25軍指戰員進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們對地方、對紅26軍、27軍務必發生良好關係，不應以驕傲而輕視的態度批評紅26、27軍；對於紅26、27軍原有幹部之不安與不滿應進行誠懇的解釋，使15軍團全體指戰員團結如一個人一樣。”劉誌丹也教育老部下說：“告訴原26軍的幹部，要尊重紅25軍和中央紅軍來的同誌，他們打仗經驗多，要搞好前後左右的團結，碰到複雜問題，要多動腦子，不要急。”如果說這番話還屬於鼓勵性質的，那麼在東征途中與原紅27軍84師政委張達誌的一番談話，則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深刻看法。劉誌丹說：要說總結經驗的話，不能完全責怪外來的同誌（指紅25軍）。外來的同誌不了解我們西北的革命情況，也不了解我們這些人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是左派，還是右派。要說責怪的話，主要是我們陝西黨內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沒有把我們西北的情況如實地向外來同誌說清楚，並挺身而出製止這場“肅反”運動。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使外來的同誌更多的了解我們，也許不至於造成這樣的惡果。現在問題總算弄清楚了，總算解決了。大家不要再記前仇，應該想大局，想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這回事了。這段話隱含著的發生陝北“肅反”事件的複雜性也許無法搞清楚了，但劉誌丹團結為黨對中國革命奠基西北做出的突出貢獻卻永留青史。
事實上，劉誌丹還遇到一個問題卻是來自黨中央的某些疏漏。黨中央及時果斷製止並糾正了陝北“肅反”事件，使陝甘根據地轉危為安，應該給予充分肯定。但是，1935年《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也有缺點錯誤。李維漢說：“由於‘左’傾錯誤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帶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論述“本地幹部、本地軍事幹部”問題時承擔責任說：“我初到陝北，開頭忽視了這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同誌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陝北人就講閑話。有人說，陝北人隻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出這樣的言論，是由於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不好。”為了幫助支持剛剛落腳陝北的黨中央順利地開展各項工作，劉誌丹與毛澤東、彭德懷聯名發布了《告陝甘蘇區工農勞苦群眾書》，號召陝甘蘇區人民勇敢地當紅軍到前方來，用一切力量來保護我們的土地和自由，保衛我們的蘇維埃政權。陝甘蘇區人民並不知道毛澤東何許人物，但“老劉”的話卻有著特殊的號召力、凝聚力。劉誌丹出獄後服從了中央的組織安排：調離紅26軍，出任剛剛組建的紅28軍軍長。劉誌丹對平反後在黨校任班主任的習仲勳說：向受過整的同誌都說說，……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後方的工作很重要，我們有了鞏固的後方，前方才能打勝仗。綜上所述，劉誌丹的言行對黨中央落腳陝北並能順利開展各項工作，確實發揮了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這樣的特殊作用來源於他相忍為黨、服從大局的崇高精神和黨性原則。在為劉誌丹的眾多題詞中，這是一個重要的主題詞。朱德、陳雲說他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的模範”。周恩來說他很謙遜，是一個非常守紀律的黨員。毛澤東說他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劉誌丹像20世紀50年代的彭德懷，更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正是由於他們在特殊曆史時期和事件麵前，相忍為黨，顧全大局，才保證了黨的團結，保證了黨的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