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寫這篇東西我沒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寫，也不能叫我按他的意思寫，大主意還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四十年來閃展騰挪，東遛西竄，無意中竟跟黃氏五傑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黃宗洛沒有接觸，可還是先後同事——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人藝搭過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團來了個新戰士黃宗江。聽說是紅極一時的明星，周遊世界的水手，《賣藝人家》的作者，《大團圓》的編劇。他怎麼來當起小兵拉子呢？聽到過傳說，說法有幾種，我也沒考證哪一說最可靠。一說是於伶先生建議他參軍的，一說是沈西蒙主動求賢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說是白文把他轉讓來的——白文當時正任特縱的文工團長，到上海招新兵，黃宗江到他那兒報名，白文覺得自己廟小，供不下這個大菩薩，就把他推薦到了軍區文工團。
所以有此一說，因為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師和上級，我在他手下當過差，他是戲劇股長，我是他股裏的小兵。他到解放區前是上海“苦幹劇團”大台柱，《視察專員》演縣長，《秋海棠》演副官，《大馬戲團》裏演慕容老頭，紅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鋒頭也更鍵，人們把他和石揮並列，連白文都承認演技上頗受宗江啟發。上海人把石揮捧為“話劇皇帝”，在評議中認為惟一有資格與他較量的就是黃宗江！可宗江聲明不參與競選。既如此，隻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話劇丞相”的烏紗非他莫屬。白文也少不了弄個“尚書”之類頭銜。不料這兩顆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後失蹤了。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聞，人們做過各種猜測，可誰也沒猜準。因為連他們倆對自己的“下一步”都沒猜準！原來白文本是中共地下黨員，以演員身分作掩護進行抗日活動。正在一順百順之際，有人把個什麼名單弄丟了，情況緊急，後果難料，組織上命令名單上的人立即轉移，他就連夜帶著老娘去了解放區。到解放區後就分到文工團當了我的頂頭上司；宗江是報國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領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後方去了，到了那繼續演戲（這倒是他自己計劃好的）。可演著演著從舞台上一跳，跳到軍艦上當水兵去了。
我聽馮二哥（亦代）說過這件事。他說當年在重慶，有一天他上劇場後台聊天。看見位蕭灑小生坐在化妝台上看書，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書，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這裏的愛國劇人他都熟識，這位卻從沒見過。聽說上海來了個黃宗江，他估計八成就是他。便客氣地問道：“您大概就是黃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禮，操一口京片子說：“不才是我，敢問您的台甫？”亦代指指書上原有的簽名說：“在下就是馮亦代。請多指教。”兩人臉對臉看了一會，都大笑了起來，馬上就成了朋友。從此後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親戚同屋休息，那親戚正準備投考海軍，和宗江也一見如故，關上門他倆又接著聊。聊些什麼不知道，總之天亮後再見宗江，他就宣布“投戲從戎”，說完跟那親戚一塊去報名去了。隨後就換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訓，在英美扮演了個風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頭奔向兩個方向，誰也沒想到何時再見麵。等白文穿著軍裝帶著手槍回到上海時，宗江又重登上劇壇了。原來海軍訓練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著軍艦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轉一陣後，一回到上海就又來個“投戎從戲”。白文替特縱文工團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時確也說過：“我要報名參軍。”於是以訛傳訛，就說成宗江參軍是由白文去引薦，其實宗江是有更大的來頭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們小字輩震動。像他這樣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團結的氣氛下，到哪兒也少不了他一個位置，一份尊重，要參軍也會得到照顧。身邊例子很多，有位並不出色的什麼家，一進門就享受團級待遇，也還過不慣，呆不住，幹了幾天又走掉。可黃宗江卻堅持要從小兵當起，不要任何優待。我估計很少人知道黃宗江離休時的軍階，硬是按著班排連營團師的台階一級不落爬上來的。他頭一炮就來個錘震四平山！
當年像我這樣行伍出身的文藝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對新兵看不慣的時候多。新出校門的學生文化水平比我們高，可在藝術上不如我們有經驗；名家藝術成就比我們高，按革命資曆又沒我資格老。對誰我也敢說三道四，惟獨對宗江卻隻有服氣。人家放著現成的統戰對象、明星班頭不當，自願從最低級的文藝兵幹起，沒點真格的行嗎？這就叫革命性，事業心，不服你來呀！
他對名利既然不屑一顧，也就不故作深沉狀，對上級、下屬、同伴都一視同仁。隨隨便便，坦率真誠。連對我這年齡、成就上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輕視。見麵小鄧長小鄧短總要扯幾句。我剛學寫作跟他打聽點學問，有問必答。既不擺架子也不講客套。平等中透著親切，指導時不失尊重。那時剛進城，生活還相當艱苦，紀律約束也嚴，可他咬著牙適應，決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謙虛把大家征服了，熱誠和懇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們中間能互相交心的一員。其實他總還有點知識分子的生活痕跡，在別人身上就會受到挑剔，對他卻沒人計較。比如：軍裝穿在他身上總比我們的板正幹淨，他自己買的皮鞋也比我們發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還自己帶點肉鬆之類小菜來，我們不光不說他特殊化，還湊上去挾一筷子。（對這點他堅決予以否認，說我誣陷他。我在此鄭重把他的抗議注上。也同時補充一個細節：我還記得吃肉鬆的地點，是南京國民黨最高法院二層樓的陽台。）
宗江參軍後頭一個任務是籌備開國大慶的演出。他和當時在南京的老藝術家戴涯、路翎等現編了一個戲，叫《國民黨一團糟》。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一在天安門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們就開始在玄武湖公園義務演出。這是出鬧劇，與解放大軍渡江後國民黨一批要人的狼狽情景，劇中妙語驚人，洋相百出，逗得觀眾前仰後合。宗江演一位穿長袍的國民黨元老，至今我還記得他神經質地高喊：“報告大家個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了！”據白文說他那“聲音化裝”的本事就是從宗江這裏學來的。這次是我親耳聽到他的“化裝聲”，覺得他挺有本事。但這次演出給人主要的印象還是那股歡樂和團結的氣氛。宗江回憶這件事時也說：“要是後來我們始終保持那樣的大團結該有多好！”
二
1949年冬天，我調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會從此中斷，有點遺撼。
我到北京文聯報到，副秘書長王鬆聲叫我隨一位年輕同誌先去熟悉環境，安排住處。那位同誌搶過我的背包說：“來，你就跟我住一間屋好了。咱們文聯的團員也都編在一個小組，我是小組長，名叫黃真，原名黃宗淮。”我笑道：“黃宗淮！有意思，我有個同誌叫黃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倆。”他說：“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這一來我倒跟宗江的關係更近了點。他來看黃真也跟我親切地聊一陣。過了兩年他也調到北京來了，還新結了婚，娶的竟是我們文工團的元老，榮任前線話劇團副團長的阮若珊。由於曆史原因，我對阮若珊和對茹誌鵑一樣，始終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關係更近一步。當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著檔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團的資曆來壯膽，可在若珊麵前我永遠是新兵，甚至還是孩子，我想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過，宗江還是叫我小鄧。隻在寫文章時後邊加個注：“叫友梅的那個小老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