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
《懺悔錄》是法國作家盧梭的自傳作品，寫於1778年。
《懺悔錄》，回憶了從他出生到1766年被迫離開聖彼得島之間50多年的生活經曆。
這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在封建專製壓迫麵前維護自己的人權和尊嚴的作品，是對統治階級迫害和汙蔑的反擊。盧梭自信他比那些攻擊和迫害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來得高尚純潔、誠實自然，因而，一開始他就悲憤地向他的時代社會問道：“把和我同類的人群召集在我身邊，讓他們聽我的懺悔……讓他們每個人都象我這樣坦率地把自己的內心袒露出來，有誰敢說：‘我比這個人更好？’”
在《懺悔錄》裏，盧梭講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環境充滿柔情，古代曆史人物給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續續下去，當然會決定我一生的性格”。但是，社會環境的惡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也使他受到了沾染。他偷過東西、撒過謊，做過損人利己的事。他想以這樣的敘述說明他著名的人性論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惡的社會環境卻使人變壞。
在這裏，盧梭曆數了他兒童時代寄人籬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入世後所遭遇的虐待，以及他耳聞目睹的種種不平。他憤怒地揭露那個社會的“弱肉強食”、“強權即公理”。這部自傳名為“懺悔”，實則“控訴”，另一方麵，它對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卑賤者，也傾注了深切的同情。
《懺悔錄》是以一種坦率的風格寫出來的，盧梭這樣說：“我以同樣的坦率講述我的美德與罪過，我沒有掩飾半點壞處，也沒有添加絲毫德行……我完全按本來麵目把自己表現出來，或可鄙、可惡，或善良、慷慨、高尚，都一一按當時的真實情況來講述”。盧梭企圖以這種坦然的作風，表明自己高於當時虛偽的封建道德。而且，他是站在人性論的立場上，把自己作為“人”的一個標本來進行剖析、對自我進行熱烈的讚賞的。“但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盧梭所描繪的自我的個性，同樣是受非常具體的階級關係所決定的。他為了和宗教的“神道”對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為人的自然要求，如愛情自由的要求；但同時也把自己某些資產階級性當作正當的“人性”加以肯定。
他以感情豐富自詡，把感情視為個人行動的動力，把理智視為個人衡量一切，評判一切的標準，肯定自我的活動是獨立自主的，以反對宗教對人的精神奴役。但同時，他又把自己一些低劣的衝動和趣味美化為符合“人性”的動因。他提倡個性自由，反對宗教信條和封建道德的束縛，他傲視一切地宣稱：“這個時代的習俗、禮教和偏見不值一顧”，並把自己描繪成這樣一個典型，但同時，他又把這些思想推向極端，宣揚他以個人為中心、以個人的意誌和興趣為出發點的“一任興之所至”的個人主義人生態度。他把個性自由、人格獨立、個人尊嚴作為基本人權來加以捍衛，要求社會以品德才能作為衡量人的標準，反對等級偏見，在他看來，心地純潔的妓女，要比王公貴族高尚得多。他認為完美的品德應該是熱愛“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同時他自己卻並不以這些德行來要求自己，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止一次偷過東西、誣賴過無辜者，從不負責撫養他的兒女等等。他特別強調人的感情，主張感情的袒露和表現，以他自己這個特點自豪，但他同時又加以絕對化，走向了個人主義的感情放縱。
總之《懺悔錄》所表現出來的盧梭的個性，就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個性，這部自傳是盧梭人生觀的自白，是他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思想體係的集中體現，是一部個性解放的宣傳書，它既表現出反封建反宗教的積極意義，又暴露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本質。
盧梭在回憶自己生平經曆的時候，對當時的社會生活和各階層人物也作了廣泛的描述，給他的時代提供了一幅真實的素描。他在第2卷裏描寫宗教收容所黑暗得象監獄，在第4卷裏，寫農民在苛捐雜稅的盤剝下，在貪官汙吏的騷亂下不得安寧的生活，在其他一些章節裏暴露貴族男女的腐化墮落、教士神甫的醜惡虛偽，其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當時的統治階級，觸及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懺悔錄》裏，盧梭常抒寫他對大自然的感情。他在那個惡濁的社會裏，總是感到厭惡和苦惱，隻要他一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他就感到心胸開闊，精神爽朗。如有一次，他在裏昂城郊外過著饑餐露宿的流浪生活，麵對著優美的夜景，完全忘記了他的貧困無助，竟然自得其樂，充滿了樂觀的情緒。
盧梭通過這些敘述，提出了回到大自然去的口號。他這種對大自然的熱愛，使他作品中有不少詩情畫意的篇章。
《懺悔錄》雖然是一部自傳，但它思想內容豐富，人物形象鮮明，對社會生活有廣泛的描寫，情節生動真實，完全象一部小說，是盧梭文學創作中最為重要的作品。
陰謀與愛情
《陰謀與愛情》是德國詩人、劇作家席勒的著名悲劇作品，寫於1784年。
那時正是法國大革命前夕，曆史即將麵臨偉大的曆史轉折。但是德國仍舊四分五裂，封建割據，邦國林立，封建勢力根深蒂固。德國新興資產階級開始以民主思想為武器同封建貴族展開鬥爭。但是德國資產階級政治上十分軟弱，仍然處於對封建貴族的依附地位。
這部悲劇充分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專製、腐朽和殘暴，顯示了市民階級的覺悟，反映了他們的願望和追求，洋溢著向整個德國社會挑戰的叛逆精神，被恩格斯譽為“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性的戲劇”。
劇本通過琴師的女兒和宰相的兒子的愛情悲劇揭示市民階級同封建勢力之間的對立。露易絲是市民階級的代表，她“蔑視流行的成見”，對於自己的美貌和出身她都“不大注意”。她渴望打破差別的界限，剝掉“可惡的身份的外殼”，追求“人就是人”的獨立人格。但是她清醒地看得到麵前有個深淵，門第、等級“像一把短劍”，懸在她和斐迪南的頭上。
斐迪南是封建貴族階級的叛逆者，他越過階級和門第的藩籬，與平民姑娘真心相愛，把同露易絲的愛情看得比他的貴族紋章還珍貴，決心“打碎偏見的一切鋼鐵的鎖鏈”，去爭取自己的幸福。他不為金錢地位和權勢所動，麵對惡勢力他充滿戰鬥豪情：“惡毒命運的風暴隻會更加鼓起我的熱情。”他曾策劃同露易絲一起逃走的行動。對封建貴族的麵目他看得很清楚，他多次指責父親卑鄙、罪惡的發跡史，指出他父親那份“造孽的家當”全是“祖國的血汗錢”，譴責父親是殺害兒子和露易絲的“凶手”。
這一切都表明，當時德國的封建關係在平民力量的衝擊下開始動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