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浮士德要求打破中世紀的思想枷鎖，衝出封建經院思想的牢籠，去探求新生活的道路，瓦格納則竭力維護這個過時的思想體係，決心繼續沿著現成的道路爬行。浮士德和瓦格納的對立反映了文藝複興時期兩種勢力的鬥爭。浮士德代表了覺醒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感情、思想和要求，而瓦格納則代表了落後、保守、反動的封建勢力。浮士德站在曆史前進的一邊，瓦格納站在反動的一邊。
這兩個曾是誌同道合的老師和學生，由於對曆史發展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而分道揚鑣。瓦格納隨著曆史的前進而銷聲匿跡，浮士德則跟著曆史的步伐愈來愈放射出燦爛的光輝。
外出散步回來，浮士德又走進他長期國居的書齋。接觸人民，重返自然，固然使他深為快慰，但是他心中的煩惱並沒有因此消除。他苦苦思索他那渴求的欲望得不到滿足的原因。
為了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他拿出希伯來文的古本《新約聖經》，打算把它譯成德文。頭一句話就是：“泰初有道”。浮士德認為這句話不能照譯，因為對“道”不能估價太高。他想到幾種譯法，都不能表達他的真實感情。經過反複考慮，終於找到了一種說法，於是欣然落筆，譯成“泰初有行”。“泰初有道”，還是“泰初有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說法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我們知道，中世紀的教會和世俗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捏造了一整套所謂“理論”，並且把這些理論教條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永恒真理。他們強迫人們隻準對這些“理論”作煩瑣的推論，而不準人們從事有礙於這些理論的實踐。新興資產階級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須打破教條的統治，同時為了建立自己的事業，就必須行動，因此實踐對他們來說便成了一條重要原則。浮士德的這一改動，不僅表明了浮士德思想上的一個重大突破，而且也揭示了16世紀新興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在思想領域中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
當然這也說明歌德本人對於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有深刻理解。在這方麵他發表過許多精辟的言論，例如靡非斯特說的“灰色是一切理論，隻有生活的金樹長春”這句話已經成了人們的座右銘。
從“泰初有道”過渡到“泰初有行”，這是浮士德思想上的一個偉大飛躍。現在他要“跳進時代的奔波，躍身進事變的車輪，不管痛苦和歡樂，失敗和成功相互變換，大丈夫隻是不停地行動”。他決心走向生活，通過行動來滿足他的追求。這樣，他與魔鬼的訂約就是勢在必行。
正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說的那樣，“假如追求著的浮士德不再進行純精神的苦鬥而轉向‘實際生活’，他就不得不與魔鬼結盟。”這是為什麼呢？生活本身充滿了矛盾，它有許多陷阱；而任何一項行動的結局都有兩種可能：成功或者失敗，它所產生的後果也有兩種：積極的或者消極的。這樣，浮士德要享受人生，從事實踐，就給專門作惡的靡非斯特提供了施展其影響的可能。
關於靡非斯特和浮士德的關係，我們還須進一步加以分析。靡非斯特打算讓浮士德充分地享受人生，得到生活中的一切樂趣。這對長期過著枯燥無味書齋生活的浮士德來說不僅必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的要求。
所以，就這個意義來講，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是統一的。但是這種統一隻是他們關係中的一個方麵，而且是非本質的方麵。對立才是他們之間關係的實質。
浮士德所理解的生活並不是庫非斯特所認為的那種低級庸俗的，隻是為了滿足感官的要求，浮士德把生活看作是他從事實踐的場所。另外，更為重要的是，浮士德並不象靡非斯特所認為的那樣，把生活享受當作目的，而且把它僅僅看作是一種手段，看作是發展自己個性和認識現實的一種手段。正是在這些本質的方麵，浮士德與靡非斯特是根本對立的。所以我們說，他們是對立的統一，他們訂約是事物發展的必然，但他們又各有各的打算。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他們兩個訂約是由於浮士德在求死未成、求生不能時給魔鬼鑽了空子。更不能說，浮士德這麼做是把自己出賣給魔鬼。歌德是完全從積極意義上去寫浮士德與魔鬼訂約的。
在歌德看來，人類是在同各種惡勢力的鬥爭中發展的，人類曆史是在不斷克服矛盾中前進的。浮士德離開了靡非斯特就不會有任何作為，沒有靡非斯特，他也就沒有了促使他前進的對立麵。浮士德無論在“小世界”享受人生還是在“大世界”從事社會活動，靡非斯特都跟他影息相隨，他的任何一項行動都離不開靡非斯特的幫助，即使象與海倫相會和改造自然這樣的偉大行動也不例外。
因此，浮士德與靡非斯特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又相互鬥爭，歌德正是通過這樣一種關係，全麵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從資產階級興起到資本主義社會初期這個重要曆史階段的複雜的社會矛盾和社會鬥爭。
悲劇第2部是第1部的繼續和發展。它概括了從古希臘到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近3000年的曆史；它的背景從中世紀的德國移到了古希臘的神話世界，又從那裏回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德國。主人公浮士德在第2部裏進行了各種實踐，經曆了意義重大的發展。
悲劇第2部的寫作手法也有不少獨特之處。它沒有一個統一的，結構嚴謹的故事情節，而是由許多形式上互不相關，內容上卻是緊密相連的故事組成。這裏，作者運用了更多的比喻，采用了更多的神話故事，創造了更多的虛構場麵。這樣作者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對各種社會問題表述自己的見解，使這部作品反映出了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
對於悲劇第2部的思想社會意義以及它的藝術價值，不少資產階級學者提出過非議。費希爾武斷地認為《浮士德》第2部是“不能理解的”，並寫了一篇《浮士德悲劇第三部》來諷刺歌德的《浮士德》第2部。德國19世紀文學史家赫特納認為：“《浮士德》第2部的藝術力量和藝術效果遠不及第一部”，而且這主要不是因為作者年齡的關係，而是由於“題材的性質和對它的處理”造成的。按照赫特納的意見，甚至第5幕“藝術上也是微不足道的”。這些論斷是不能使人悅服的。
歌德在《浮士德》第2部裏，不僅生動、具體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製度在德國的衰亡，揭露了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矛盾，而且預見了人類曆史本來的發展。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歌德在描寫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時候，他沒有象資產階級自由派那樣竭力掩飾和美化資本主義的矛盾，把資本主義說成是人類曆史最高的、最完美的發展；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把資本主義的矛盾如實地、赤裸裸地揭示出來，從而證明資本主義並不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更不是人類曆史發展的最後階段。另一方麵，歌德在揭露資本主義的矛盾的時候，並沒有象反動的浪漫派那樣是為封建製度唱挽歌，全麵否定資本主義的進步，企圖退回到封建社會；相反，他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生產在人類曆史發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歌頌。
拿第2部的開頭同第1部相比，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情景。時間不再是深夜，而是旭日東升的清晨；地點不再是令人窒息的書齋，而是令人心曠神怡的原野。主人公浮士德也不再是倚坐桌旁心裏充滿憂慮和煩惱，而是身臥百花叢中逐漸蘇醒。他感到生命的脈搏在跳動，心中產生了一種堅毅的決心：不斷地向更高的存在飛躍。這截然相反的氣氛和完全不同的心情，表明浮士德已經擺脫了中世紀加於他的沉重負擔，他將以新的精神開始新的征程。
作者先把我們帶到了封建德國的皇宮，從這個全國的政治中心，我們看到了德國社會的全貌。這種社會簡直是個邪惡的世界，整個國家四分五裂，皇帝形同虛設，諸侯小邦各自為政。反動統治者隻顧尋歡作樂，揮霍浪費，結果國庫空虛，民不聊生。搶劫和騷亂彌漫全國，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怒不可遏。
歌德在這裏所描繪的德國社會的悲慘景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的腐爛屍骸的力量都沒有。”
在這樣的社會裏，浮士德當然不可能有什麼作為。為了實現他的理想，他就必須擯棄這個社會，走向另外的世界，這就是古希臘的神話世界。
歌德生活的那個時代，雖然歐洲其他國家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但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尚未成熟，加之德國資產階級十分軟弱，所以德國資產階級沒有法國資產階級那種通過奪取政權來實現他們理想的要求，而是象梅林所說的想在“文學裏創造資產階級世界的理想圖像”。於是，他們找到了希臘藝術，希臘神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