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裏，他們發現了美的理想，看到了一個純潔的世界；那裏的人自然而又和諧，並且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們崇尚古希臘並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實現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理想。
出於這樣的認識，歌德讓他的主人公離開了封建的德國來到了古希臘的神話世界。為了強調古希臘的神話世界及其代表海倫是進步人類追求的理想，作者特地寫了一個饒有風趣的插曲。
在化裝舞會上，皇帝出於享樂的目的要浮士德召來巴妮斯和海倫這兩個美人。浮士德要靡非斯特幫忙，靡非斯特表示無能為力，他說：“你以為海倫是容易召來，象紙幣妖魔一樣？”並且承認自己與海倫“實在無緣”。這個剛才還在皇宮裏大顯神通的魔鬼，現在又變得如此無能，說明他與海倫的精神水火不容。
巴妮斯和海倫的幻影出現之後，宮廷裏的人出於各自的動機，對他倆有的讚賞，有的挑剔。但不管是誰，都把巴妮斯和海倫幻影的出現僅僅看作是一種慣常的遊戲。至於巴妮斯和海倫的美和他們所代表的精神，這些宮廷裏的高官顯貴和皇妃貴婦是不願也不能理解的。隻有浮士德才真正懂得海倫的美和她的偉大精神。他一見海倫的幻影，就不顧一切地要捉住她。他感到，隻是在這時他才找到了立定腳跟的現實，於是他喊出：
她原在遠處，今已在咫尺，
我要救她，她雙倍地成為我的。
誰認識了她，誰就不能同她分離。
浮士德要捉住海倫的幻影非但沒有成功，反而招來了一場災禍。但已經失去知覺的浮士德心中隻有一個念頭，就是要見到真正的海倫。何蒙古魯土洞察浮士德的心思，於是在純屬虛構的古典瓦普幾司之夜帶領浮士德和靡非斯特來到古希臘的神話世界。
浮士德一落地，就“象安泰觸地而生新力一樣”。在這裏，他“預感到未來的福祉”，而且終於找到他久已向往的海倫。作者借浮士德與海倫的結合表明，那已經從中世紀解放出來的進步人類能夠掌握希臘古典藝術。再聯係到海倫在此以前一再遭受“苦難的厄運”，還說明古希臘的藝術隻有被進步人類掌握才能獲得新生。浮士德與海倫結合的直接結果是歐富良的出生。
根據大多數《浮士德》研究者的意見，歐富良指的是英國著名詩人拜倫，這是完全正確的。歌德確實很推崇拜倫，並且在《浮士德》裏為他建立了一座豐碑。但是，歌德塑造歐富良並非僅僅是為了紀念拜倫這位偉大詩人，更主要的是要表達他的理想，體現一種精神。歌德在1829年12月20日同愛克曼談到趕車童子時說：“這就是歐富良！”愛克曼十分奇怪，為什麼在第2部第1幕就出場的趕車童子，竟與第3幕才出生的歐富良是一個人呢？歌德解釋道：“歐富良不是一個人，僅僅是一種比喻。……同一種精神後來可以是歐富良，現在則是趕車童子。這種精神象幽靈似的，無所不在，可以隨時出現。”
那麼歐富良所代表的是一種什麼精神呢？歌德讓他豪邁地
那麼讓我跳，
那麼讓我飛，
無論任何高處，
我都要衝上，
這是我的憧憬。
他覺得他不能受任何限製，而且為了自由必須戰鬥；
祖國所產生的人們，
在危險裏進進出出，
自由的勇氣無限，
自己的血白流也心甘；
神聖的意誌，
屬於不屈服的人，
一切的勝利，
歸諸戰鬥的人。
擺脫一切束縛，求得絕對自由，實現人的真正解放，並且為了實現自由必須勇敢無畏地戰鬥，這就是歐富良的精神。歌德正是在偉大詩人拜倫身上發現了這種精神，並且以拜倫為素材創造了歐富良這個藝術典型。歌德說過：“他既不是古典時代的，也不是浪漫時代的，他體現的是現時代。我所要求的就是他這種人。他具有一種永遠感不到滿足的性格和愛好鬥爭的傾向，……因此用在我的《海倫後》裏很合適。”
在歌德筆下，歐富良是古典美與浪漫精神相結合的產物，他的出現標誌著舊時代的結束、新時代的開始。當歐富良在音樂聲中登場時，福爾基亞斯說：“聽那些悅耳的聲音，把古話趕快忘記幹淨；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請拋掉那班古老的神。”這個新時代已經不是以複興古代藝術為中心的那個時代，而是隨之而來的蓬勃興起的資本主義時代。
如果說希臘神話世界的光芒驅散了中世紀鬼怪世界的陰雲，那麼現在人的現實世界又代替了希臘神話中的夢幻世界。這一切都是歌德人道主義思想的體現，同時也說明歌德熱情歌頌古希臘的“美”僅僅是為了人的更高發展。
毫無疑問，歌德對所謂歐富良精神是熱情讚頌、倍加推崇的。但是，他又認為這種精神，這種理想，遠遠超越了現實，因而無法實現。當歐富良覺得“榮名之路已開”，決心衝鋒陷陣時，在幻覺中以為自己長出了翅膀，於是縱身飛躍，結果墜落在地，粉身碎骨而亡。歐富良遭到這樣結局的原因是，他隻求個人的自由離開了集體，他隻是孤軍奮戰脫離了群眾，他隻憑主觀意誌不考慮客觀的可能。那麼，在歌德看來，歐富良的偉大精神，偉大理想，如何才能實現呢？關於這一點，在悲劇第2部的最後部分作者作出了答複。
浮士德在遨遊了古代神話世界之後，駕著海倫的衣裳化成的雲彩又回到了現實的德國社會。從此開始了浮士德實現其理想的新階段。
現在，他不再是在主觀的、藝術的虛幻世界裏努力滿足個人的渴求，而是要在改造客觀的現實生活中，在社會實踐中尋求真理，實現理想；現在激勵他前進的不再是個人主觀的要求，而是造福於他人的偉大事業。這是浮士德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取得的意義深遠的重大進步。當靡非斯特要他當個統治者去過驕奢淫逸的生活時，他斬釘截鐵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並且說：
……在這個地球上
還有餘地做偉大的事業。
驚人的功業應該成就，
我感到我有力量擔任。
浮士德所要完成的偉大事業是什麼呢？那就是：圍海造田，征服自然，發展生產。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麵對腐朽透頂的封建製度，浮士德為什麼不采取政治行動，而把征服自然，發展生產看作是一條理想之路呢？這樣我們就需要簡略地談一談歌德對法國革命和革命暴力的態度。象當時德國大多數進步作家一樣，歌德對法國革命表示了極大的熱情。但正如恩格斯在《德國狀況》一文中指出的那樣，“這種熱情是德國式的，它帶有形而上學的性質，而且隻是對法國革命的理論表示的。”這就是說，這種熱情主要是對法國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理論口號表示的。一旦革命從理論宣傳發展成為革命的行動，成為流血的、暴力的行動，這種德國式的熱情就變成“對革命的瘋狂的憎恨了”。歌德並不反對法國革命本身，他對法國革命的社會和政治內容始終是充分肯定的，完全讚同的；但實現這個革命要用暴力他是反對的。歌德擁護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應是暴力的。歌德不是一個革命者，而是一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歌德的思想中有許多辯證法的因素，但在對待革命，對待暴力的問題上他卻完全陷入形而上學的泥坑。
可見當時德國社會上的那種庸人習氣是多麼的濃厚，連這樣一位偉大人物也擺脫不掉它的影響。
歌德對待革命的基本態度決定了浮士德不可能通過政治行動來實現他的追求。在歌德看來，最理想的道路是，不必進行什麼政治革命，就能實現變革，使社會前進。如果說過去他力圖“在文學裏創造資產階級世界的理想圖像”，那麼現在則希望通過征服自然，發展生產來實現他的理想。
19世紀初資本主義生產蓬勃發展，這使歌德眼界大開，深受鼓舞，他熱情讚頌這一偉大進步。當他得知開鑿巴拿馬運河的計劃時，他認為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全人類都將由此得到無可估量的好處。他很想能看到這條運河的建成，他還希望建立一條連接萊茵河與多瑙河的運河和很快能建成蘇伊士運河。
為了能親眼看見這3件大事，他覺得再活幾個50年也完全值得。從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中，歌德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認為生產力的發展不僅會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物質利益，而且會使許多政治問題獲得解決。例如他曾對愛克曼說過，現有的公路和將要建築的鐵路會使德國統一。歌德對生產發展的歌頌以及他對生產發展所抱的希望，顯然是從他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德國庸俗市民的立場出發的。
在他看來，隻要生產發展了，那就既可實現社會進步又不必實行暴力革命，這種想法是片麵的，也是不現實的。他看不到生產力是在一定生產關係之中發展的。當然，他更不懂得階級鬥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