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過境遷，當袁世凱後來攀上高枝時，卻反過來打小報告說吳長慶的壞話。而對張謇的態度更是每況愈下，書信往來不稱老師，而稱“季直先生”。後又改口稱“某翁”，最後幹脆稱“季兄”。張謇目見這種小人變態，給袁世凱寫了一封長信說：“謇今昔就是一人耳，而老師、先生、某翁、某兄之稱，愈變愈奇，不解何故？”從此兩人１０年不通音訊，袁之為人，即此可睹一斑。
“兵諫亭”是怎麼得名的
在西安遊覽驪山名勝時，可以見到在驪山半腰西繡嶺“虎斑石”處的“兵諫亭”。這“兵諫亭”是怎麼得名的呢？
１９３６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張學良所部東北軍和楊虎城所部十七路軍要求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張、楊曾先後在西安、洛陽、臨潼多次向蔣介石痛切陳詞，都遭到蔣的斷然拒絕。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淩晨，東北軍包圍了華清池，迅速解除了華清池附近的憲兵和蔣介石衛隊的武裝，蔣介石聞槍聲由住處五間廳倉皇出走，匿藏於虎斑石隙中，被搜山部隊發現捉住，扶掖下山，送往西安。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１０年後，１９４６年３月，胡宗南等人發起，在這裏修建起高４米、寬２５米的鋼筋水泥亭子，美其名曰“正氣亭”。這顯然是對蔣介石的吹捧，是對中華民族浩然正氣的褻瀆。解放後，該亭更名為“捉蔣亭”。這是對曆史的真實寫照，人民把顛倒的曆史顛倒過來了。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７日，在紀念西安事變５０周年前夕，又易名為“兵諫亭”，並用藍田美玉製成“兵諫亭”匾額懸於其上。這既尊重了曆史，又考慮到統一祖國的大局。
他為何有“炸彈大王”之稱
在黃花崗起義中，有一位胸前掛著滿筐炸彈，奮勇衝殺在前的獨臂英雄，他的名字叫喻培倫，人稱“炸彈大王”。他用右手投擲炸彈，炸開總督衙門的後牆，帶人衝進大堂；他用炸彈猛炸趕來的大隊敵人，炸得敵人“哇哇”慘叫。當敵人的子彈打中了他的臉後，他仍然堅持戰鬥，終因彈盡力竭，身受重傷，被清軍俘虜後英勇就義，年僅２６歲。
喻培倫是四川省內江縣人。１９０５年，１９歲的他懷著學習西方、拯救中華的願望，去日本留學，在日本，他加入了同盟會，決心投身於推翻腐朽清王朝的戰鬥。為了暗殺清朝反動官吏，他和幾個革命黨人一起研究製造炸彈。有次不慎藥瓶爆炸，左手被炸成殘廢。喻培倫見原有炸藥製造炸彈不安全，就全力以赴研究安全炸藥。不久，一種既安全又威力大的炸彈製造成功了。同誌們高興地稱他是“炸彈大王”，還把他製造炸彈的方法稱為“喻氏法”。
１９１０年，孫中山決定在廣東發動大規模起義。喻培倫積極響應。他不顧身殘體弱，夜以繼日地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製造了１０００多顆炸彈。起義前夕，大家考慮到他一條臂已殘廢，他的技術專長還要留著後用，勸他不要參加起義了，但他堅決不同意，並抱定了為革命犧牲自己生命的決心。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下午，廣州起義爆發。喻培倫作為一名敢死隊員參加起義，用自己製造的炸彈與敵人展開殊死戰鬥。
喻培倫犧牲後，他的遺體與其他死難烈士共７２人，合葬於廣東郊外的黃花崗。１９１２年２月，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追認喻培倫為“大將軍”，並在他的家鄉修建“喻大將軍祠”，供後人瞻仰悼念。
你知道“中華第一金碑”嗎
地處雪山草地邊緣地帶的四川省鬆潘縣元寶山上，高高聳立著一座紅軍長征紀念碑——“團結勝利紀念碑”，氣勢恢宏，堪稱中華第一金碑。
紅軍長征紀念碑由主碑和大型群雕等組成。整個碑園占地麵積２００多畝，碑總高４１３米，碑頂立一身高１４８米、重６噸的紅軍戰士銅像，雙手高舉成“Ｖ”字形，一手持步槍，一手持花束，象征紅軍長征的勝利；三角立柱體碑身高２６５米，每麵鑲嵌一顆紅星，象征一、二、四方麵軍三大主力紅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緊密團結，堅不可摧，故名為“團結勝利碑”。碑座用潔白晶瑩的漢白玉環繞貼麵，碑基鋪墊綠色地坪，寓意“雪山草地樹金碑”。碑體采用亞金銅貼麵，在夕陽餘暉的映照下，碑身金光閃爍，宛如擎天火柱，背襯滿天紅霞，景象蔚為壯觀。
碑園中心台地是一組巍峨磅礴的《艱苦曆程》大型群雕，高１２５米，長７２米，寬８米，用１１６０立方米，１４４０塊紅花崗石精雕細刻組合而成，是當前我國規模最大的現代群雕。遠看像迎風招展的紅旗，如拔地而起的群峰，有千軍呐喊之威，呈萬馬奔騰之勢；近看，紅軍風采、英姿猶在，重現了紅軍長征的悲壯史詩。著意刻畫的九組雕塑——“開路先鋒”、“勇往直前”、“團結北上”、“山間小憩”、“草地情深”、“征途葬禮”、“前仆後繼”、“回顧思考”、“英靈會聚”，充分展現了三大主力紅軍曆盡萬水千山團結北上抗日的悲壯曆程。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宣傳隊”。紅軍長征紀念碑這部生動形象的革命傳統教材，將永遠在億萬人民心中樹起一座豐碑，鼓舞著我們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而奮勇前進!
我軍曆史上為什麼沒有紅三方麵軍
１９３０年，中國工農紅軍已發展到１０萬人，５月下旬，黨中央在上海召開蘇區代表會議，６月初，又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上討論了紅軍的編製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準備將活動在贛南、閩西、湘鄂西、湘鄂贛、鄂豫皖等五個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分別編為紅一至紅四共四個軍團。然後再擴編為四個方麵軍。當時，彭德懷同誌任紅三軍團軍團長。
可是，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卻出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紅三軍團沒有單獨擴編，而是和紅一軍團在瀏陽永和會合，擴編成為紅一方麵軍，毛澤東同誌任總政委，朱德同誌任總司令，彭德懷同誌任副總司令。因為紅三軍團的主體（紅五軍）與紅一軍團的主體（紅四軍）早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和１９２９年４月曾有過兩次會師，搞過合編。而且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提議將紅三軍團編入紅一軍團建製之內。
１９３３年秋，中央軍委曾計劃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等四個軍團合編為紅三方麵軍，後來由於一部分紅軍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部分紅軍跟紅一方麵軍參加長征，合編的計劃便沒有能實現，所以沒有紅三方麵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來曆
在１９４９年９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定為新中國的國名。不少人認為此名是張奚若先生在１９４９年６月召開的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的。其實在此之前，任弼時就曾明確提出過將來的新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張奚若先生的意見要早一年零五個月。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任弼時同誌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談到當時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時說：“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導他們，給予適當的教育和改造，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是可以為著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服務的。”在談到１９４７年冬的學生運動時又說，國民黨統治區以學生為主體的第二條戰線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學生“看到了革命的發展，天下將是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全國建立……”
由此觀之，任弼時同誌是最早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名稱的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怎樣通過的
１９４９年，著名畫家徐悲鴻參加了為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製定國旗、國徽、國歌的工作。國徽、國旗都比較順利地通過了。至於國歌，盡管收到了數以千計的投稿，但卻沒有一篇盡如人意。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要召開了，議程中有通過國旗、國徽、國歌的條款，挑選工作不能再延遲。為此，毛澤東親自召集２０多人的討論會，希望共同商議確定。
徐悲鴻去參加討論國歌的會議之前，對夫人廖靜文說：“我準備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廖靜文說：“那怎麼可以呢？歌詞裏麵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不好吧？”徐悲鴻笑著說：“這有什麼不好？人民在勝利中不忘記過去的鬥爭，它能鼓舞人們永遠以昂揚奮起的精神，繼續前進。《義勇軍進行曲》正是這樣。它唱出了人民的意誌，民族的自信，這是鬥爭勝利的標誌。”
在毛澤東召集的討論會上，徐悲鴻提出了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的建議。周恩來立即表示支持。他認為這首歌很雄壯、豪邁，有革命氣概，節奏鮮明。最後，毛澤東綜合大家的意見，表示同意。不久，《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國歌的提議便在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正式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是誰設計的
１９４９年７月，上海解放不久，一天，時年３２歲的曾聯鬆看到新政協籌備會在報上刊登的一則征求國旗方案的啟事，欣喜不已，便用了半個月的時間構思，設計了五星紅旗的方案。
一個月之內，全國應征的國旗圖案多達３０１２幅，最後選定３８幅，曾聯鬆的五星紅旗方案編號為３２。
當時多數人都比較傾向於另一方案。在那個方案中，紅色旗麵的１／３處，加黃色長條，象征中華民族的發祥地黃河，而五角星位於黃色長條的上方。五星紅旗的方案已被否定。最後，田漢等人力主３２號方案，認為還是五星方案好。而黃條方案有把中國分成南北之嫌，如果這個方案確定，以後肯定還要修改的。
在民主的氣氛中，毛澤東從善如流。交全體政協委員審定時，他拿出五星紅旗圖案說：“這個圖案表現我國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最後，經過投票，才選定了五星紅旗的方案。
在設計中，曾聯鬆首先考慮到以大五角星象征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以四顆小星象征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每顆小星的角尖對準大星的中心點，以表示圍繞中心而團結。在原來的方案中，大星中還有鐮刀斧頭，後作了修改。其實，曾聯鬆並不是一位專業設計工作者。長期以來，他兢兢業業地在合作社企業界工作，早年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曾就讀於中央大學經濟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