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切都已經晚了，賈似道為當年自己的背信棄義付出了血的代價，蒙古兵團再不可能相信一個撕毀盟約的宰相了。
後來，賈似道被謝太後貶謫到循州，押解途中被押解他的差官拖到廁所裏一頓拳腳將其打死。而謝太後抱著一個隻有五歲的皇帝隻好投降。這之後，趙顯九歲的哥哥趙是又即位，兒皇帝與自己的母親楊太後一起繼續向南方逃亡，在逃亡中喪生。接著，大臣們再擁立趙是的弟弟趙丙即位，楊太後、兒皇帝、大臣一起驚慌地向南方逃命。最後，一位十分忠誠的大臣背著這個八歲的皇帝蹈海自殺。在蒙古兵團的追殺中，具有三百二十年曆史的大宋帝國就這樣隨著曆史的戰火中雲消霧散了。
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是什麼？戰爭給人們帶來的隻能是饑餓、疾病、貧窮、顛簸……賈似道當然知道這些。所以在賈似道由宣撫使初升宰相的時候麵對強大的蒙古兵團他選擇了“和解”，而忽必烈也答應了賈似道提出的各種條件。賈似道之所以後來不被伯顏相信、被謝太後流放，被押解的差官打死，原因都來源於他的“違約”。因為他有了第一次違約的記錄，所以他再次想要與蒙古軍團締結條約的時候他被拒絕了，於是就有了賈似道被流放、被打死的結果，於是大宋帝國這幢大廈麵對蒙古軍團的追殺迅速崩潰……當然，大宋帝國的滅亡有其更為深刻的曆史原因，但是賈似道的“違約”似乎起到了導火索的作用。
政府是規則與製度的製定者，政府以及政府的領導者應該成為維護、執行規則與製度的典範。任何人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製度環境下的一種理性行為，這種理性行為可能產生三種結果：
一是既有利於個人也有利於國家、社集體；
二是有利於個人，但是不利於他人或者社會；
三是既不利於個人也不利於國家、社會、集體。
麵對選擇，人們采取怎樣的行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製度環境，人們的素質如何，關鍵取決於製度的優劣。好的製度環境使人們的素質不斷提高，壞的製度則使人們的素質不斷下降。
開始，賈似道違背忠君的古訓擅自與蒙古兵團和解，他首先就破壞了製度，他的這種理性行為有利於他自己，不利於國家和百姓。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沒有受到處罰，相反他還因此得到了犒賞、提升，這種製度環境為賈似道栽下了災難的種子；接下來他不計後果又故伎重演，鹵莽地扣押了蒙古兵團的使者，違背當初訂立的和約，很明顯，他的這種理性行為既不利於他自己也不利於國家和百姓。最後，他對內失信於君，失信於民，手下的將領不戰而降；對外失信於蒙古兵團，失信於忽必烈、失信於伯顏，大家都對賈似道失去了基本的信任。這樣，賈似道的那套騙人的伎倆終於失去了市場。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在市場經濟社會裏，誠信、守約同樣是非常重要的。欺騙常常隻能贏得暫時的成功，但是市場博弈的最終結果必然將違約者驅逐出市場之外。
市場是無限大的，市場中的人們彼此並不相識，但是這些互不相識的人們按著一定的“遊戲規則”卻能夠順利地進行交易，為什麼？因為人們之間的交易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之上的。人們可以很放心地將幾百萬元現金交給銀行裏麵素不相識的業務人員，可以很輕鬆地將幾千萬元的支票交給政府裏工作的素不相識的工作人員，人們為了從國外進口某種商品，可以將自己銀行中的存款彙給國外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去處的某某公司……為什麼呢？因為人們之間彼此擁有信用，因為人們在城信經營的過程中逐漸建立了一整套保證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遊戲規則”，而這些“遊戲規則”對不講城信、不守規則的行為都給予了嚴厲的製裁，而對誠實守信的行為都給予了極大的褒揚。
再來看我們生活中最常見的買賣行為：我們在市場購買蔬菜的時候，我們基本上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但是無論如何，這一手錢和一手貨之間總是要有先有後的，那麼我們假設一下，如果對方收了錢而不承認，我們該怎麼辦呢？或者我們收了蔬菜而不肯給對方錢，對方該怎麼辦呢？幸好，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很少發生的，如果我們每天都這樣心存顧慮地和市場中的人們打交道的話，人類的社會活動恐怕根本就不會存在了。如果市場裏有人這樣經營自己的生意，那麼這個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意維持下去，他的蔬菜早就在市場裏腐爛得亂七八糟了。
經濟生活裏的人們和曆史書裏的人們、故事裏的人們都是一樣的，唯有一點是不同的，經濟生活裏的人們對發生在他人身上的故事一般都記憶力不太好，但是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記憶力卻出奇地好，人們一旦被他人欺騙，記憶會非常深刻地記憶在自己的大腦裏，就像忽必烈被賈似道欺騙了一樣，即使已經過去了四十六年，即使忽必烈坐到了皇帝的寶座，他在百忙之中仍然念念不忘。
有再一再二決不可能有再三再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