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浙江烏程縣發生了一件轟動全縣的官司：
烏程縣的馮某沒有兒子，沒兒子在當時可是一件相當大的事情，古人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可見在當時沒有承傳香火的後代是最大的不孝了。但是人們又說了，有侄門前站不算孤老漢，就是說過繼一個侄子也是被人們認可的。但是，遺憾的是這個馮某本宗的兄弟中竟然也沒有侄輩可以過繼。於是，馮某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隻好過繼本宗姑媽的一個孫子為養子，從輩分上來說這個養子應該是馮某的遠房外甥，因此這個外甥與馮某並不是同姓。
後來，馮某去世了，這個繼子也就理所應當地繼承了馮某的全部家產，按說這件事應該沒有什麼不妥。但是，這件人們普遍認為理所應當的事情卻偏偏出現了一個意外的插曲，引起了一個遷延很久的爭訟。
原來，清代法律有這樣一個規定：異姓不得為嗣，異姓男孩隻有在三歲以下就已經被收養的才可以作為養子繼承遺產。否則，無子嗣者應該選擇同宗晚輩親屬繼承家產。
馮某有一個同鄉，也姓馮，他認為馮某的養子與馮某不是同姓，沒有繼承馮某家產的權利，馮某的家產應該由自己的兒子來繼承。
這時難題出現了：馮某的這個也姓馮的同鄉雖然與馮某是同姓，但是他們並不是同宗；馮某的養子雖然與馮某不是同姓，但是畢竟他是馮某自己選擇的養子！清代的法律規定了“選擇同宗晚輩親屬繼承家產”的規定，但是並沒有明確規定同姓不同宗的人能否繼承。如果按著現在的法理來推斷的話，應該是“法無明文規定禁止的就應該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按著這個推斷判決的話，人們又覺得不合道理，因為這個馮某的同鄉姓馮不假，但是兩家並不同宗，沒有任何關係。
就這樣，雙方為此打起了一場漫長的官司。
第一個回合，烏程縣的縣令判爭繼方、也就是馮某的同姓老鄉敗訴。
第二個回合，爭繼一方不服烏程縣令的判決，再上訴到湖州府，湖州府的知州判決爭繼方勝訴。
第三個回合，馮某的繼子也不服湖州知府的判決，再上訴到道台，道台把案子再發回烏程縣重審。
案子轉了一圈又回到了烏程縣。
為了馮某的家產雙方就這樣兜起了沒完沒了的圈子，讓縣令、知州、道台都暈頭轉向起來。案子發回烏程縣重審的時候，正趕上烏程縣來了一個姓蔣的新任知縣，蔣知縣有一個姓汪的師爺，他們兩個人也為這個看似簡單的案子撓頭。蔣知縣畢竟是新官上任，急於想要點起三把火來，所以很不希望再在這個案子上兜圈子，急於要了結此案，蔣知縣把這個難題推給了汪師爺。汪師爺認為，最關鍵的是要找到一個充分的、過硬的理由，使雙方都能夠信服，使案子不能再翻過來，不再上訴。
這個汪師爺還是有一點道道的，他沒有急於求成地在法律上枉下工夫，而是跳出法律的圈子，開始在法律之外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他找來了一本宋代理學家陳淳著的《北溪字義》，他在這裏麵用上勁了。像作詩的人們說的“工夫在詩外”一樣，法律的工夫其實也常常在法律之外。汪師爺在這本研究中國漢字的大部頭儒家專業書籍裏，還真的找到了判決這個案子的根據。《北溪字義》對親屬的解釋是這樣的：“親重同宗，同姓不宗，即與異姓無殊”，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確認親屬關係關鍵看雙方是不是出於同一個祖宗，姓氏相同，但是不是出於同一個祖宗，就與異姓沒有什麼兩樣了。
事情很明顯了，根據《北溪字義》的解釋，汪師爺為蔣知縣起草了一紙判決：爭家產的一方雖然與馮某同姓，但是並不是一宗，身份與馮某的養子相同，並沒有什麼優先權。而馮某的養子雖然不姓馮，但是他是馮某自己選擇的，馮某本宗的人也都認可，都沒有什麼異議，可以繼承馮某的全部家產，他人不得爭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