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找的啦，可是沒有時間呀。”
“你忙個鬼，我看閑得要命呢！有坐酒吧的時間就有談戀愛的時間。”
“你說是在這裏找？不！法國姑娘交交朋友，玩玩可以，找老婆可還要回中國去找的。我走不開，我要料理生意，你別看我在這城沒多少事，我走開就不行了。老兄，你能不能幫助在國內替我找一個？你看著好，她同意，你就來信，我把她接到巴黎來就完了。”
“氣星（這是句廣東口頭語，神經病的意思）老婆有這樣找法的嗎？”
“有啦，我的朋友老餘就是這麼找的，他那個老婆在巴黎華人社會裏是出名賢惠能幹的啦，法語說得好，車子開得好，繡花繡得好，還會生孩子，從娶了她，老餘像變了一個人，資產也增加了好幾倍！”
“誰？怎麼回事？我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
“我沒說過嗎？對，是沒說過，不過你也沒問過我是不是？對，你不認識他當然不會問的啦，現在再講也不遲不是……”
陶說他無法原樣複述肥仔的講話，因為他上海話，廣東話一起說，有時還加一兩句法語，連陶也沒法全聽懂。陶隻能說個大概意思。
這位朋友姓餘，原籍山東，一九四九年隨學校到了台灣。在台灣當教師，二十年前來到了巴黎，仍然當教師，不過他在台灣是教法文，他來到法國就教中文了，他的中文教得蠻好，當上大學副教授，還入了法國籍……
說到這兒，陶問肥仔是什麼國籍？肥仔說，反正是中國人啦，不必問什麼國籍了，實際上連巴黎的警察也弄不清他是什麼國籍，因為如果國籍指的是護照，他已換了四次護照。先是柬埔寨，隨後是老撾，再以後是越南，總之是哪種護照受免稅優待他就用哪個。因為法國規定給他們前殖民地的難民以優待，而這優待對象又常變，所以他就專拿前法國殖民地的護照，而且常換。有個警察，已認識肥仔十幾年，跟他說：“朋友，你的國籍變化比我職務變化可快得多，你為什麼不加入法國國籍，那對咱們兩人不都方便些嗎？”肥仔說：“不著急，等我掙夠了錢，不計較免稅不免稅的時候，我就會申請入籍的。”警察說：“當法國人雖然納稅，可將來會有養老金呀。”肥仔說：“是的，我正在算這筆帳，看在什麼時候入籍領養老金比免稅合算。”警察說：“很好，你如果入了籍，有希望當財政部長。”
打完這個岔，肥仔繼續講老餘的故事：
餘辦了入籍手續。他在大學有名望，收入多，年紀輕，人很耿直，追他的姑娘自然不少。有一個時期，每個星期六，他胳臂上都換一個妞兒。胳臂上的姑娘多了，錢袋中的法郎就少了，他自己養活自己，掙那麼多錢居然不夠花費，總向肥仔借錢。人們就勸他，趕快娶個老婆，他卻無動於衷。中法建交後不久，也就是大陸上文化大革命剛完事的時候，他忽然找個出差的機會回中國大陸去了。他去了不過半個月，回來就宣布他要在聖誕節前結婚。人們問他：“新娘在哪裏？”他說：“不要慌，到時候自然有。”過了一個月，有個來法國上任的中國外交官，當真給他領來個大姑娘。
陶問肥仔：“等等，你說清楚，這姑娘怎麼和餘認識定親的？是不是一位北京的大學生或是影星歌星，據我所知，中國和國外的人結婚，多半是這些小姐們。”
肥仔說：“你說的是現在的事，他們是十年前的事呢。”
“那他們是怎麼結合的？”
肥仔說，我也不太清楚，我問過那位外交官，他說是國內一個什麼機關找他，托他把一位僑眷帶到巴黎來。他答應後，有兩個山東省的女幹部就把姑娘送到北京來了。這姑娘除了餘給她辦好的護照簽證，就提著個紅包袱，此外什麼也沒帶。女幹部就把她交給外交官時隻說了句：這位僑眷沒出過遠門，希望你一路多關照，就告辭了。
陶問肥仔，一路上外交官就沒和這姑娘談談？
肥仔就談了，外交官問她，去巴黎幹什麼？她說去找她男人。外交官問你到那地方能過慣嗎？她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唄！外交官說法國飯可沒咱中國飯是味。姑娘說：還能比穀糠拌榆樹葉更難吃嗎？俺男人是好人，這比吃啥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