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歌手看見新來的是中國人，一邊唱著一邊揚揚手，並且點了點頭，更加賣力地唱了下去。
陶坐下看了一會兒，發現這人麵熟，細一瞧，不是外人，也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名叫呼爾文。這位朋友是個天才，會畫畫，參加過七十年代末北京民間辦的一次新潮美展；會寫，曾發表過至少一篇。前些年到了美國，在一個大學學文學，陶有次去美國，此人還臨時替他當過兩天翻譯。共同工作中他們鬧過一點小摩擦。就是這位朋友總愛熱心地指導陶的言行，口頭語是：“別這麼說（做），美國人不是這麼說（做）法的。”有天陶就跟他說：“您注意。我可是個中國人，他們美國人到我們那兒，我們可並不叫他們按我們的口味說和做！”從此他就不再那麼熱心，過了兩天便換了人。此後想起這事，陶還後悔自己太愛激動。他說他的，不按他的辦不就完了？何必得罪人呢？此事過去數年，陶已忘卻。沒想到世界這麼小，今天竟在這個地方見麵了。
歌手在零零落落的掌聲中下了台，就直奔中國人這桌來了，而且馬上就認出了陶。人家絲毫沒有記恨前嫌的意思，伸出兩手說：“幸會幸會，什麼時候到的英國？”陶一麵答話一麵向眾人介紹。歌手立刻拉把椅子坐下，要了杯土耳其咖啡，和大家聊天。陶說：“你可真多才多藝，呼爾文，呼爾文，怎麼又忽而唱起來了？”歌手說：“在外邊闖世界，就得拳打腳踢，哪樣能掙錢就幹哪樣，有錢才能立住腳跟呀！”陶問他：“那麼文學呢？你還寫作不寫？”歌手說：“不寫了，寫那玩藝兒太費工夫，這地方時間就是金錢。但還寫詩和散文；不過英國這地方沒什麼中文報刊，寫了還要寄到別國或香港發表，很麻煩。”陶問：“你和歐洲的中文報紙有過來往？”歌手說：“是的，差不多的我都發過稿。”陶就拿出執台灣觀點的那張問：“你了解這張報的背景嗎？”歌手看看說：“台灣官方辦的，不光台灣出錢，連編輯、排版都是在台灣，作好再空運到歐洲去印刷。怎麼？你對這上麵哪篇文章有興趣？”陶把報紙推給他，指了一下說：“你看看這篇！”歌手拿起來匆匆讀了一遍，笑道：“這位餘某人是夠討厭的，這類人我在英國也見過。人家剛揭露一點中國的弊病，他們就以衛道者的姿態表示憤憤不平，甚至會痛哭流涕，好像隻有他們愛國。你這麼愛國，你回中國去呀，為什麼還在外邊作假洋鬼子呢？”陶說：“不能就憑這個斷定他是台灣國民黨的人吧？”歌手說：“還要什麼呢？若不懷有敵意，怎麼會提那種問題！你看看，學者們談了什麼？不就是說中國窮，中國落後，中國缺乏民主嗎？不全是事實？還說中國封建專製，腐敗愚昧，這不也是事實？我看還揭露得很不夠呢。學者文人敢於揭露，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和勇氣，也表明改革開放的成效，所以外國人聽了叫好。可這位餘先生說什麼，他居然說看這幾位同胞踩估自己的國家，他感到痛心！還問人家，如果你看到一個孩子用嘲笑自己母親醜陋來取悅於人，你們有什麼感想？呸！這類衛道士，馬屁精，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多了……”
“等一會兒，我怎麼越聽越胡塗！衛道士？你說這位餘是衛道士？”
“是的！”
“他衛哪種道？”
“極左之道唄！”
“你不是相信他給台灣幹事嗎？”
“當然是台灣派去的，反對改革開放，給言論自由潑冷水，不是台灣派來的誰會這麼幹！”
“那為什麼台灣報紙也罵他？”
“給他打掩護唄，造個假象，表明他和台灣沒關係呀。你剛才不是問我有沒有證據嗎？這不就是證據？台灣越罵他越證明他們是一夥呀！”
陶知道和這位歌手是絕對談不清楚的了，便笑笑說：“多謝老兄指教。不過你老兄的邏輯我一時還理解不透，讓我自己再琢磨琢磨吧。咱們換個話題如何，告訴我你近來生活得怎樣？”
歌手連連點頭，談起他的境況。他對自己的境況，還是很滿意的。經濟上過得去，日子過得滿舒服，陶問他是否以哪一位紅歌星為目標，鑽研歌唱藝術？他說：“為什麼我要以別人為榜樣？NO。我自己唱我自己的，我怎麼唱得舒服怎麼唱！”陶說：“這麼說，你已經自成一家了！”他說：“為什麼要成一家？做人麼，自己過得愉快就行，幹麼非要成家呢？成家意味著對別人負責，我幹什麼要對別人負責？唔，老兄，你這些觀念已經過時了……”正說著他的同伴來叫他到別處去趕場，他就匆匆告別而去。陶他們也不想再坐下去，就揚手招呼侍者來買單。侍者過來笑笑說：“先生，你們的帳已經有人付過了！”
“誰付的，是剛才唱歌的那人嗎？”陶有點意外地問，並掏出幾張鈔票給侍者，“我不要他付錢，請退還他。”
侍者沒接錢，往後退了一步說：“不，不是那位先生付的，是另一位。”
“誰？我們這裏再不認識別的人了。”
忽然從身後一個桌上傳來一個柔和的聲音：“不認識就不可以請客嗎？”聲音很低，有點沙啞，卻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口音。大家驚奇四顧，沒看到哪裏還有中國人。這時從最鄰近他們一桌站起一個老太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