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當時的輿論和後世的曆史這兩種評價中，前一種固然十分重要，後一種的重要性卻略勝一籌。因為，我們知道人和神不同，人不是全知的，所以也許會犯錯誤。減少這個錯誤的方式有兩個：一個是靠人數，畢竟多數人都同時犯錯誤的可能性相對小一點，所以，如果少數人批評我，我可以不大在意，“十夫所指”是關係小於“千夫所指”的；但是多數人也會犯錯，所以另一個減少這個錯誤的方式就是，靠時間，我也許會希望當時大家雖然錯誤地指責我，但是時間過去後，事情會慢慢清楚，而曆史會還我清白。這也就是中國人重視曆史的原因。
三
按照儒家的設計，曆史恰恰可以起到某種規範約束作用，通過評論曆史人物，對一些人給予褒獎，對另外一些人物給以批判，就可以使當代人知道什麼行為是好的，什麼樣的人是我們的典範，什麼行為是不好的，什麼樣的人會受到後世千千萬萬人唾罵。秦檜跪像被後世千千萬萬人“唾”罵，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儒家相信這個方法會很有用，所以孔子一生沒有寫作，卻編著了一本曆史書《春秋》。而且儒家相信，“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懼怕什麼呢？孔子並不會給他們帶來現實的危害，隻是通過權威性的、有影響力的曆史評論，使“亂臣賊子”的身後名受到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實際上孔子利用了人的一種“社會學習”能力，當人看到別人的某個行為受到了褒獎，則自己也就會傾向於學習這個行為；看到別人的行為受到了批判，自己也就傾向於避免這樣的行為。如果我們把孔子作《春秋》的行為簡化來看，實際上就如同一個兒童對另一個兒童說：“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是好樣的；如果你那樣做，你就是烏龜王八蛋。”隻不過孔子把“好人”換成一些更深奧的詞彙，如“忠臣烈士”、“仁人誌士”、“正人君子”等，把“烏龜王八蛋”也換成一些更深奧的詞，如“亂臣賊子”、“衣冠禽獸”、“無恥之徒”等。我這樣說並無絲毫貶低孔子的意思，實際上我們人類自我約束能力很差，而社會中的人沒有自我約束又不行，所以必須發明出一些辦法，而所有的高級方法，說穿了也都是小孩子用的某種方法的改進而已。用給好壞“命名”的方法來約束人的行為，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兩千年來在中國也起到了相當程度的積極作用。我認為今天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修當代史，以及重新解釋古代史，來給今天的人傳達一種良好的倫理規範。柏楊先生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他重新解釋了《資治通鑒》，並且在書中直呼皇帝名字，比如不說“漢武帝”如何，而說“劉徹”如何如何，這樣就削弱了中國人對帝王的盲目崇拜。更不要說，柏楊通過直接臧否人物，對古代的人物給出了全新的，在我看來也是更好的解讀。
但是，凡方法都有局限，而這個局限性也會逐漸明顯，最後使得其效果越來越小。用記載曆史的方式來約束人，也有一些局限性存在。
我們怎麼保證曆史不被扭曲？這就是一個問題。
林肯說過：“你可以騙多數人於一時，你可以騙一個人於永遠，但是你不能騙所有人於永遠。”按照這樣的說法，曆史是公正的。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林肯的話，有些人就會試圖騙所有人於永遠，而且至少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為此，這些人可以“收買”、“威脅”史官或者其他寫曆史的人。有時，他們也會獲得一定成功。正是因為這一點，帝王在曆史書上的形象就比他們真實的形象要好，有時也許會好很多倍。魯迅先生發現了一點，如果某個王朝持續的時間比較長，它的皇帝大多能得到較好的描述，而短命王朝的皇帝多被寫得比較壞。——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前者史家記錄資料時，老皇帝的子孫還在位，因此他不敢把老皇帝寫得太壞。而短命王朝已經破滅了，寫它們的皇帝時自然可以比較放得開。
再舉兩個例子，趙匡胤是通過較和平的政變，從後周手裏奪來了帝位，因此，宋代對後周的記載就比較友好。清代是異族統治，不容易被民眾接受，所以他們就必然用極為嚴酷的文字獄打擊所有懷念明代的文人，毀掉一些曆史資料，並努力抹黑明代，從而證明他們取代明代的統治是理所當然的。這個影響至今還在，印象中明代成為了最壞的時代，而清代好像好得多。但是實際上，比較朱元璋殺數萬官員（而且有些是貪官），那到處屠城、殺無辜百姓幾十萬，比南京大屠殺元凶還邪惡的惡魔多爾袞，卻在電視劇中被當作多情的正麵人物，同時政治黑暗、大興文字獄的時代卻被說成是“康乾盛世”。（當然，所有古代專製王朝包括明代，本質上都是強盜政府，而且明代也的確有很多惡政。我隻是說，未必明代的惡性程度比較其他朝代會多那麼多。）因此，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在專製統治者的威逼利誘之下，曆史可以被扭曲相當長的時間。真實曆史資料可以被掩蓋銷毀，而虛假的偽曆史也是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大家信以為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