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較早的時期，這種扭曲曆史的情況相對來說不如後來那麼嚴重。原因之一是，早期史官責任感很強，而君王的邪惡程度相對小一點。比如當年權臣崔杼借黨羽的手殺死了齊莊公，齊國的史官在史書要寫“崔杼弑其君”，結果被殺；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他再次寫“崔杼弑其君”被殺；他們的另一個弟弟還是堅持這樣寫，又被殺；最小的一個兄弟照舊也要這麼寫，崔杼終於手軟，任由自己去被曆史評說了。史官們為了曆史的尊嚴而不惜犧牲生命，這樣的曆史是當權者也要畏懼三分的。
而到了後期，這樣的史官即使存在也沒有什麼用處了，因為後代的帝王殺人並不會殺到手軟，他們的態度是，“你幾個兄弟都這樣寫，我就把你全家殺光；別人要這樣寫，我把別人也殺光；如果全城的人都敢這樣寫，我就把全城人殺光”。這樣的淫威之下，膽子大的人真的會被殺光，而其他的人自然也就不敢為了一個紙上的記錄賠上更多性命了。如明代朱棣篡位後，方孝孺堅持“燕王篡位”，而不肯為朱棣寫即位詔書，竟然被殺十族八百餘人。朱棣這樣的殺人不手軟，是早期的崔杼所不敢想象的。齊國史官就算和方孝孺一樣骨鯁，也沒有辦法留下正確的曆史記載了。
四
另一種失效的原因是，有些人看明白了之後，可以用一種無賴的態度說，“我就是做小人了，我就是壞了，我就是做桀紂了，我就是這樣了，你隨便罵什麼，我不在乎了”。這樣的人當然是更聰明，能看穿孔子的把戲，其結果就是失去任何約束，更放縱自己做一些對社會不負責任的事情。
從心理學家的角度看，這些人未必真的不在乎。在潛意識中，即使他們明白孔子的策略，也一樣會在乎大家的評價，但是，如果他發現大家對他的某方麵的評價肯定好不了了，那麼，他就會產生一種自暴自棄、破罐破摔的心態，“我就是這樣了”，這個心態中實際上有對那些不接納他的人的怨恨，並且必定會帶來一些敵意的行為。古代一些暴君，變得越來越邪惡，實際上就是因為他們也渴望別人能夠喜歡他們、表揚他們，但是在內心深處卻已經知道這不可能了，知道別人的奉承都是虛偽的，知道別人對他有仇恨，也想到自己死後也許會被說得很壞，所以對別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怨恨，所以才會更多地傷害別人，並給自己帶來更多的仇恨，形成了“不被認可——恨——傷害別人——更不被認可……”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想一想，一個人希望被別人認可、喜愛和表揚這樣一種願望，在某些情況下竟然會導致他做出傷害別人、威脅別人、奴役別人等行為，不禁使我們對人性產生一種深深的感慨。而微觀到一個村子一個單位的小曆史，事情發生的樣子也是大致一樣的。
當然，曆史並不會被完全掩蓋，即使是以朱棣的殘暴以及他銷毀了很多曆史資料，我們今天的人也許不知道某些細節，卻依然知道朱棣十分殘暴，而朱允炊至少是一個比較好的君王。幾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也能為當時被處死的方孝孺以及他的兄弟的氣節而感動。但是，指望幾百年後曆史才為冤屈者申冤，這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承認，曆史評論這個方式作為一種約束行為的手段，現在看來是有局限的，至少它不能約束那些掌握巨大權力的人和那些自暴自棄的人。
五
那麼，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做呢？我認為，首先我們要承認這個方法的局限性。比如製約權力，就不能僅僅依靠“千古評說”這個方法。而應該配合使用民主製度，讓“朱棣”拿“方孝孺”沒有辦法，“方孝孺”以及千千萬萬人的話才能對“朱棣”有壓力，而且我們也不能指望僅僅靠這個方法讓“朱棣”做好事，而應該在“朱棣”做壞事的時候用民主來製約他。
雖然在現代，這個方法的作用沒有孔子認為的那麼大，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繼續使用這個方法，作為各種社會倫理推行的一個手段，作為推行良好文化價值的一個手段，教育人、幫助人的一個手段。我認為這是知識分子或者說當代“士”的一個使命，就是要時刻對我們自己所說的曆史，對周圍人所說的曆史有一個意識和警覺，隨時清醒地看著曆史陳述背後的價值取向和隱含的觀念，從而使曆史成為我們民族進步的一個動力。我們的“士”應當共同創造出一本體現著對中國文化最深入理解的、對中國前途有正確引導的——當代《春秋》。
當你做事時，想一想，後世的千千萬萬人會如何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