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某個時刻的某個選擇，也許會影響到一個人的一生。
一個民族中的文化領袖的某個選擇，也許會影響到這個民族兩千年中千千萬萬人的生活形態。
固然，我們會說，這個文化領袖的選擇也不完全是偶然的，而會受到他當時所在的文化環境等因素影響；並且大家選擇接受這個文化領袖的思想也不完全是偶然的，如果他的思想和大家潛在的需求相差太遠，他的思想也隻好湮沒。但是，不管怎樣說，我們還是要承認：一個文化領袖的作用，會在這個民族中起相當大的影響。
比如孔子。
孔子最重要的一個選擇，是選擇用“祖先”作為信仰的對象。
信仰，是任何社會都需要的，是一切社會建構的基礎。在絕大多數古代社會，被信仰的對象都是神靈。而在現代社會，民主與科學也可以成為一種信仰。
孔子獨特的選擇是，把祖先作為信仰的對象，也就是說，把祖先放到了類似神靈的位置上，從而創立了不以宗教為基礎的社會倫理。
二
從心理學角度看，把祖先當作神靈去崇拜，會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和中國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從基本作用上，崇拜祖先有和崇拜神靈一樣的效果，那就是為道德倫理、社會製度等奠定了一個基礎。西方人也許會說，我不能做壞事，因為上帝在看著我；而傳統的中國人則說，我不能做壞事，那樣會辱沒我的祖先。
崇拜神靈，社會上就需要有一個祭司性質的組織和階層，包括巫師、牧師等。而崇拜祖先則不需要這樣的組織。每個人的祖先都是自己家的人，因此，我們不需要他人中介，隻要在自己的家裏放一個牌位，就可以和他們溝通。因此，中國一直沒有出現像歐洲民族那樣的，可以和王權相提並論的神權，沒有出現像羅馬教會這樣的組織，也沒有出現過歐洲那樣的宗教戰爭。
但是這樣的一個設計有一個不幸的後果，那就是王權“一枝獨秀”了。如果古代中國有強有力的某種教會，則當皇帝的專製過於殘暴的時候，教會或許可以成為一種製約力量，或者民眾有可能借助所謂“神”的意誌作為反抗專製暴政的依據，而祖先是不能起到這個作用的。如果大家相信上帝，我們可以說皇帝的暴行違背了上帝的意誌，所以我們要一起反抗皇帝，這可以組織起大家來。但是如果我說，皇帝的暴行違背了我朱建軍的祖先的意誌，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反抗皇帝，這就不可能組織起人來，因為大家和我朱建軍的祖先沒有關係。
在這個方麵，祖先崇拜仿佛是一個特殊的宗教，這個宗教中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神。其他宗教中的神靈的形象，是一個全體教眾共有的精神產物，而祖先則是各個家庭的私物。社會公共生活需要建立在“公器”基礎上，而“祖先靈魂”不是公器而是私器。因此，祖先崇拜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小家族中雖然可以因此團結，但是整個社會卻是孫文（中山）先生感歎過的“一盤散沙”。
這種一盤散沙的狀態，對中國文化也帶來了一些不利的影響。比如，人們發現中國人有私德而缺少公德，發現中國人不適應公民社會，發現中國人不善於在團體中合作等。這些現象的原因之一都和“祖先崇拜取代神靈崇拜”有關。因為大家各屬不同祖先，不是共同神靈的信徒，所以沒有團體凝聚力，因此就會出現“一個中國人是條龍，十個中國人是條蟲”的奇特現象。
祖先崇拜還會有一個心理作用，那就是助長了一種複古和保守的傾向。因為崇拜的是祖先，所以必定需要美化祖先，進而美化祖先所生活的環境和時代，這樣，就很自然地導向了複古。複古則會高評古代，所以自然會帶來保守的傾向。因此，儒家一向會“借古非今”。當初暴君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給儒家人物的罪狀就是借古非今。借古非今是借一種被信仰的古代文化來非議當代的文化。如果秦始皇當初要坑的是墨家，罪名就會是“借天非王”了，因為墨家的信仰不是“古”，而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