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這一點，對孔子為什麼要維護西周的“禮”就會有更深的理解了，因為那是在那個時代很有用的一種設計，破壞了這個設計就會帶來危害。
另外，如果臣子們的道德觀價值觀不允許他們“犯上作亂”，並且如果國王對臣子有仁愛，臣子對國王也有仁愛之心，這也可以成為一個輔助性的保護。
在春秋戰國時期，仁義和禮義都已經被嚴重破壞，禮和仁所帶來的信任感和愛心也不再了。隨後產生的法家思想代表了“禮崩樂壞”後的人心，並且強化了一種和“愛”沒有關係的價值觀，那就是把君臣的關係看作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而且相互沒有任何形式的愛，隻有相互算計。合作和鬥爭都隻是考慮自己的利益，這正是韓非的觀點，他說：“上下一日百戰”，這是說君臣之間的心態；“愛臣太親，必危主身；人臣太貴，必易（改變）主位”，是表達對臣的不信任，並為君不愛臣提供理論依據；“千乘之君（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君，指中等國家的君主）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指大國之君主）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彼將代之”，“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製（受製）於人”。這些也都是告訴君主不要相信別人。我們可以看到，剛才這個功高震主者危險的困境，實際上是法家思想占據上風，而且是法家的統治術占據上風的時候所必然產生的困境。如果我們簡化描述這個困境，可以這樣說：“當兩個人互不信任的時候，除非一方完全占據上風而另一方服從，否則雙方必然都會產生恐懼，並且因此導致爭鬥。”
有個心理學原理叫“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一個人堅信某種事情，就會產生一種力量，使這種事情更容易發生。如果我們欣賞某個學生，受到了欣賞的學生就會表現得更好；丈夫懷疑妻子有外遇，於是對她加強管束和監視，妻子感到越來越氣憤，決定找個外遇報複丈夫……你相信什麼，什麼就更容易發生。因此，當皇帝們相信法家所說的話，懷疑功臣肯定要作亂時，功臣作亂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如果說儒家的理論背後，是一個有些天真的理想家；法家的理論背後，則是一個對任何人都沒有愛，不相信任何人，隻相信自己，隻相信權利地位和獎懲的心理扭曲的人。
為什麼大多數皇帝都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呢？如果他們采納了儒家或者道家的思想，中國會怎麼樣呢？這裏隻指出其中一個原因，那就是秦始皇之後的皇帝，在先秦的中國文化傳統中都是“沒有合法性”的。他們都隻是憑借暴力獲得了皇帝的地位，實際上都並不能很好地證明自己“受命於天”。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正因為皇帝的地位來自於暴力戰爭或者暴力政變，所以他們才會害怕功臣或者權臣也通過向樣的方式來一個改朝換代。當然他們也會使勁宣傳自己當皇帝的合理性，但是那一套方法能欺騙小百姓，而欺騙名臣大將卻十分的不可靠。皇帝權力無限利益巨大，怎麼敢保證功臣不動心篡位？因此困境產生的關鍵是，皇帝的地位得來的不正當。
言至於此，我們對如何解決此困境就有了一點頭緒：首先，我們不能把如此巨大的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裏，這樣，權力對人的誘惑會有所減少，功高震主者也就未必願意奪權了。過去的帝王權力大到幾乎可以對任何人生殺予奪，這樣的權力當然值得用全家人的命去搏取，而現代越來越民主的社會中，權力必須受到約束，即使是最高權力者也應當受到民眾的監督，這樣，權力的誘惑會有所減少。另外，人所得的地位應當有“合法性”，這樣他的地位就不會輕易被侵占。我們今天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恢複世襲製，那是一個笑話。但是我們可以采用現代的選舉製度或其他方法，並讓我們所有人都承認這樣獲得的地位才有合法性，那麼，就可以避免或減少相互猜疑，避免或減少功高震主者的困難，也可以避免或減少武大郎開店的困境了。當然，在不同的領域和職業，我們也許需要不同的方法，比如在私人企業，也許重要的就不是選舉製度，而是對投資人的權利的法律保障。如果投資人相信，自己的利益會受到法律保護，不會被自己所聘用的經理輕易侵奪，他也就不必要選擇“矮個子”做自己手下的經理人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才可以逐步告訴大家，法家所說的那些是不對的，人和人之間是可以在相互有信任的情況下合作的，人和人之間是應當有愛的，人類社會是可以更美好的。當人們相信這個世界有愛的時候，這個世界上就會有更多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