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第一人稱的出現，改變的不隻是一種文體和敘述角度，而是人的價值觀。書信體的第一人稱是人的自我意識確立和表述權利的渴望的標誌。這也是為什麼在五四之前書信體文學不發達的原因之一。韓蕊的論文基本上達到了這樣一種深度，足以說明她是有較強的思想能力的。我一直認為，思想的重複是沒有意義的，思想的創新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人文社會科學就是要為社會增加思想的容量，提高思想的質量。因此，我每次對新入學的同學都強調要堅持“鼓勵個性，保護叛逆”的學術原則。
第三，韓蕊第一次係統發掘整理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間公開出版的各類書信體小說的第一手資料。共搜集整理書信體小說的出版目錄，發掘出126位作家的191部（篇）書信體小說，並通過圖表等對這些史料加以統計和分析，這不僅豐富了現代文學史的內容，也為現代文學史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史料。
韓蕊認真梳理書信體小說由盛而衰的發展脈絡，並努力探尋分析其發生、繁盛及衰退的原因，下了大的工夫，使我第一次比較完整係統地了解了這部分內容，讀過之後，有如瀏覽了一部中國書信體小說發展簡史。她對於書信體小說發展的分期也不是從單純的形式變化著眼的，而是履行她原有的設計，從書信體小說文體敘事的內部入手，以“主體敘述者”——“我”的出現作為標誌，以“五四”為界，把中國書信體文學的發展劃分為兩大階段。應該說，這是一種對於書信體文學深度了解之後的準確把握。
由於書信體小說研究領域中可資借鑒的已有成果並不多，韓蕊論文所達到的深度是難能可貴的。隨著人們生活中書信的消失，書信體小說也必然漸行漸遠，退出文學的視野，但是正因為其稀少，對其的研究成果也就愈發珍貴。
韓蕊是從陝西考到吉林大學來的，她的年齡比同屆學生稍大，也比別的學生更加用功。她的純樸、誠懇和刻苦，使我印證了人們說的西北女子的為人和性格。她曾獲得過吉林大學二等獎學金和吉林大學優秀畢業生的稱號。臨近畢業，我曾問她畢業後的打算，她最初也萌生了留在長春的想法。過了不久，我為她在長春市的一所很不錯的省屬高校謀到了一個教職。可是當我告訴她時，她已經在西安接我的電話了。她沒有特別說原因，就是一句很輕但分量很重的話——“我還是想回來”，包含了對於故土和鄉情的不舍。我想這是她重返西北高原最有力的理由吧。韓蕊是有潛力和眼力的，我相信她的選擇，願她的學術之根深紮於古老的黃土地下，開出更美麗的花來。
張福貴
2008年3月20日夜於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