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以後，遼、宋長期保持友好往來，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縣）、安肅軍（今徐水）、廣信軍（今徐水東），遼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縣），分別置榷場，進行雙邊貿易，邊境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加強。宋遼雙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喪事等，都互派使者來往。這種局麵一直維持到北宋末年，時間長達百年之久。遼宋不曾兵戎相見，邊境安定，當時的人這樣評論：“（遼）與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鬥。”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春，宋朝與西夏正處於交戰時期，遼國遼興宗想趁機落井下石，派使者宜徽使蕭特末和翰林學士劉六符帶著國書到宋朝，明目張膽地索取瓦橋關（今河北雄縣西南）以南十縣之地（即後周世宗柴榮北伐契丹時奪回的領土）。同年四月，契丹精銳騎兵雲集在幽、薊（今京、津及河北部分地區）一帶，聲言如果宋不割地，就要興師南下。當時趙宋“守內虛外”的積習已深，加上宋軍與西夏交戰屢戰屢敗，宋仁宗早已經厭倦，一心想找機會和解，如今契丹乘機索要關南之地，宋仁宗更是應接不暇。朝議時，宰相呂夷簡認為遼國名為要地，不過是想多要歲幣而已，提議主動增加歲幣，來換取契丹關南之地的條件。於是生性軟弱的宋仁宗不顧恥辱，屈服於契丹訛詐，派使者富弼出使遼國。最終，以每歲增加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宋遼雙方“通好如故”（《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遼國此後不再提歸還關南十縣之地的要求，但澶淵之盟中所定歲幣一律稱“納”，宋朝有些大臣計較“納”字是否妥當，但宋仁宗采納了晏殊的建議，允許稱“納”，同時聲明所增加的歲幣是關南十縣之地的賦稅收入。一個“納”字，徹底意味著宋朝喪失了與遼國的政治平等地位。此事還不僅僅是多納了二十萬繒金那麼簡單，“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而不可止”。不少史家認為當時契丹不過是虛聲恫嚇，並不是真有南侵之意，宋仁宗、呂夷簡“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但在中國曆史上，澶淵之盟卻始終是個有爭議的命題。遼國在不占有任何優勢的情況下，反而從中大大獲益，《遼史》的編纂者認為“澶淵之役”是蕭燕燕軍事生涯中最光彩輝煌的一頁。對於宋朝而言，澶淵之盟是帶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從法律上承認了幽雲十六州屬於遼國，又開“歲幣”之濫觴。宋真宗趙恒也因而成為“歲幣”的始作俑者，開宋朝以“歲幣”求和的先例，直接導致此後兩宋之積弱，使宋朝繁榮的局麵江河日下。
這一年，被公認是宋朝“積弱”的開始。
與宋朝周旋多年、令宋朝廷無比頭疼的黨項人李繼遷也死在了這一年，但黨項的威脅並沒有就此解除。李繼遷長子李德明繼立，孫子李元昊更是在後來建立了西夏國，成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淵之盟也被認為是奇恥大辱，寇準也因此而受到牽累，後來又因此而搞出“天書”的曆史鬧劇。
澶州之盟簽訂之初，趙恒認為南北停戰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準的功勞，因此加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待其甚厚。寇準功蓋群僚，有目共睹。後來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詩中讚揚過寇準：“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然而，早先與寇準結仇的王欽若一直想法設法地排擠寇準，一天退朝後，王欽若故意留下，在趙恒麵前攻擊寇準說：“寇準逼著陛下親征，將陛下當做‘孤注一擲’，訂立‘城下之盟’。這不是勝利，是君王的恥辱，怎麼還能說寇準對社稷有功呢？”又說：“時議有謂，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準傳》）這話相當震撼，宋真宗當時沒有表態，但此後對寇準的疑忌加重。寇準逐漸失寵。
不久，宰相畢士安病逝，寇準失去有力的同盟。寇準少年富貴，性喜奢侈，又好飲美酒，趙恒借機以“過求虛榮，無大臣禮”等罪名，罷免了寇準的相位，出知陝州（今河南陝縣），改任王旦（寇準同科進士）作宰相。此時，寇準當上宰相不過一年多時間。
寇準改知天雄軍後，剛好遇到遼國使者路過。遼國使者故意問道：“相公德高望重，為什麼不在中書省做官，卻來到天雄軍呢？”寇準被說中痛處，卻回答得相當巧妙：“如今朝中無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職。皇上認為天雄軍是北門鎖匙，非我寇準執掌不可。”這話回擊得無懈可擊，由此也可見寇準相當自負。
趙恒聽信王欽若的話以後，深以澶州之盟為恥辱，常常悶悶不樂。王欽若趁機討好趙恒說：“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但是自古封禪，一般要有“天瑞”，王欽若和宋真宗想出了偽造“天書”的計謀。
由於擔心宰相王旦反對，王欽若暗中向王旦傳達聖意。趙恒又假裝賜一壇好酒給王旦，王旦回家打開酒壇一看，發現壇內全是上好的珍珠。王旦自然明白這是皇帝親自賄賂，從此不敢對“天書”這等荒唐之說有異議。
一天，趙恒對群臣說，夜見神人降“天書”於承天門。於是，以宰相王旦為首，王欽若、陳堯叟、丁謂等大臣皆稱賀。趙恒率領群臣們到承天門，果然發現“天書”。王旦下跪獻進，趙恒再拜接受，交陳堯叟啟封，又命他宣讀。於是，群臣入賀。有大臣名叫孫奭，對這君臣一唱一和的虛偽場麵很看不慣，當麵問宋真宗道：“以愚臣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耶？”趙恒默然不答。
不久，又在泰山得“天書”，趙恒親自到泰山封禪。之後，趙恒在王欽若、陳堯叟、丁謂等大臣的迎合下，屢次搞“天書”、封禪等自欺欺人的活動，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並尊崇道教，大造道觀，耗資巨大，以至歲出日增。
朝中大臣隻有孫奭、張詠、李迪等敢於提出批評。張詠（寇準同科進士）病重，臨死前奮力上書，曆數丁謂的罪行，並說：“乞斬丁謂頭置國門謝天下，然後斬我張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丁謂。”意思是要皇帝殺丁謂謝天下，他張詠願意以死謝丁謂，相當於是以死相諫了。然而，宋真宗隻是讚歎張詠的忠直，並無悔改之意，依舊寵信丁謂。
宰相王旦因為對趙恒的所為不聞不問，從不提出反對意見，所以安坐宰相的位子。但他死前卻留有遺命，讓後人為他削發披緇入葬，表示悔恨他當初不諫“天書”的過失。
趙恒大搞“上天書”，勞民傷財，“百姓不服”，他開始有些不安，因此有人提出，隻要平素不相信這些活動的寇準出麵，便能使百姓折服。於是，趙恒命宦官周懷政暗示寇準“上天書”，想用寇準的名聲來收服人心。寇準開始不願意參與這種荒誕不經的活動。寇準的女婿王曙當時在內閣當郎官，與宦官周懷政交好。王曙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授意下，極力攛掇慫恿寇準，說隻要寇準願意上天書，便可以重回宰相位置。寇準一時陷入兩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