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夷簡，字坦夫。先祖萊州人，其祖父呂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為壽州人（今壽縣）。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呂夷簡進士及第，開始了官宦生涯。後來還考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這是由皇帝親自主考的選士科目，天下才俊均以能入此科為殊榮。呂夷簡的同族父輩呂蒙正，是曆任宋太宗、宋真宗兩朝宰相的名臣，他對侄子呂夷簡相當賞識。當時呂夷簡還是個官職不高的小官，呂蒙正卻“以宰相期之”，認為侄子將來定然能成大器，非當上宰相不可。宋仁宗生母李氏死後，太後劉娥還打算隻以普通宮人的葬禮安葬李氏。當時宋仁宗還以為劉娥是自己生母，根本不知道李氏的存在。已經是宰相呂夷簡勸說劉娥道：“如果太後不想保全劉氏，臣不敢多言。如果還念記劉氏家族，那麼喪禮就應從厚。”劉娥聽出話中的深意，隻好下旨厚葬李氏。呂夷簡又去對負責安排葬禮的內侍羅崇勳說：“宸妃入殮，要用水銀灌棺，以後別說我呂夷簡沒有提醒你。”羅崇勳一聽，這不是皇後的葬法嗎？他不敢私自做主，隻得到劉娥跟前將呂夷簡的話逐一奏聞。羅崇勳本來以為劉娥定然會勃然大怒，想不到劉娥低著頭想了一會兒，便命照呂夷簡的建議去辦，用皇後服盛殮李氏。劉娥死後，八大王趙元儼（宋太宗趙光義子，戲曲中著名的八賢王的原型）向宋仁宗說出了李氏才是其生母的真相，宋仁宗如遭五雷轟頂，向宰相呂夷簡求證後，立即號嚎大哭，悲痛不已，隨即下詔自責，派人召來舅舅李用和，由他親自去查驗李氏的棺木。因為趙元儼曾經暗示李氏是被劉娥謀害，宋仁宗還派兵包圍了劉氏外家的住宅，準備一旦證據確鑿，就重重處罰劉氏家族。當宋仁宗親自乘坐牛車趕赴安放李氏靈柩的洪福院時，棺木已經打開，隻見被水銀保護起來的李氏穿戴著皇後的服飾，安詳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親眼所見，這才歎息道：“人言豈可盡信。”隨後下令撤除了包圍劉宅的兵士，並在劉娥的遺像前焚香禱告說：“從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可以說，劉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呂夷簡有先見之明。倘若當日劉娥一意孤行，堅持按宮人禮儀安葬李氏，她的身後之事及劉氏家族的命運真是不堪設想。劉娥死後，劉氏家族依舊受到宋仁宗尊崇。劉美的幼子劉從廣十七歲便擔任滁州防禦使，宋仁宗還為他做主迎娶了趙元儼的女兒為妻。對待親生母親外家的李氏家族，宋仁宗更加厚遇，拜舅舅李用和為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又將最寵愛的長女福康公主下嫁給李用和的兒子李瑋。李瑋相貌平平，又沒有什麼才華，福康公主很不滿意。福康公主喜歡都監梁懷，兩人關係頗為曖昧。有一次，福康公主和都監梁懷在房裏說話，李瑋母親在窗外偷聽，結果被福康公主發現。福康公主大怒，竟然命令侍女毆打婆婆。李瑋一向老實，但對母親被妻子打也不能容忍，夫妻二人因此大吵一架，福康公主一怒下半夜叩皇城回宮，向宋仁宗哭訴，結果引出了一係列的案件。諫官王陶認為宮門夜開，犯了大忌，應該將當夜守衛宮門的護衛治罪。禦史也彈劾公主府第內臣不謹，其實就是暗指都監梁懷與福康公主有曖昧之事。鬧了一通後，宋仁宗將都監梁懷一等人治罪了事。福康公主從此一直留在宮中，再也沒有回去。李瑋也無緣再與妻子見麵，卻又不敢另娶，心中鬱悶可想而知。福康公主於熙寧三年（1070年）病死，年僅三十三歲，顯然是憂鬱成疾。當時已經宋神宗當政，遷怒於李瑋，認為是李瑋“奉主無狀”，將其貶陳州。對李瑋而言，娶了福康公主為妻，可謂十分不幸了。
範仲淹被貶事件還不是如此單純，由此引發了一場朋黨的軒然大波。
範仲淹被貶後，多數官僚畏懼呂夷簡的權勢，不敢前往送行。唯獨天章閣待製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前去為範仲淹餞行，受到後人的稱譽。範仲淹被貶後，諫官、禦史不敢進諫，唯獨餘靖上書陳述範仲淹無辜被貶，冒死進諫。因而餘靖也被指控為範仲淹的朋黨，貶為筠州（今江西高安）監稅。
範仲淹、餘靖被貶之後，尹洙上書陳述範仲淹等人因進諫而遭貶，並認為給範仲淹加上朋黨罪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他認為餘靖與範仲淹私人關係極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黨的罪名而被貶，那麼，自己就難逃其責了，因而尹洙請求朝廷發落。呂夷簡大怒，貶尹洙為郢州（今湖北鍾祥）監稅。景祐三年（1036）五月，歐陽修寫信給諫官高若訥，認為範仲淹剛直不阿，亙古未有，自己卻無權替範仲淹辯解，而你（指高若訥）身為諫官，但卻不知羞恥，居然在範仲淹被貶後不勸諫皇帝。高若訥將歐陽修的這封信轉交給宋仁宗，歐陽修也因此而被貶為夷陵縣令（今湖北宜昌）。
事情還沒有就此平息。範仲淹被貶一年以後，宰相呂夷簡由於與另一宰相王曾明爭暗鬥，亦被罷黜，於是興起了朋黨之論。當時一些士大夫站出來為範仲淹等人說話，而為呂夷簡鳴不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雙方各自屢屢上書皇帝，對壘分明，互相傾軋，交相指為朋黨。宋仁宗為此煩惱不堪，不得不親自下詔禁止這種現象，還特意在詔書解釋，說範仲淹等人被貶並非詆毀宰相呂夷簡，而是涉及擁立太子之事，從今以後，朝廷內外官僚凡上書論及範仲淹被貶一事者一律按朋黨論處。從此以後，朋黨之論才漸漸平息。但士大夫意氣相競之風不滅，範仲淹、呂夷簡之爭也被認為是後來北宋一朝朋黨之風的開端。正如梁啟超所言：“宋朋黨之禍，雖極於元□、紹聖以後，而實濫觴於仁、英二朝。其開之者，則仁宗時範、呂之爭。”
北宋朝中大臣忙著各爭意氣，以相傾軋，早已經忘記西北有一隻天狼正在日益強大，邊陲多事之秋就要到來。
李元昊多方為立國做準備時，還派出大批間諜前往宋朝境內，打探宋軍虛實。這裏先簡要講述一下宋朝在西北邊境的布防情況。
宋夏邊界有一條橫山山脈（今陝西橫山），從東北向西南延伸，在宋夏兩千多裏的邊境線上形成了一條天然的分界線，被時人稱為“山界”。宋朝的布防主要是沿著“山界”進行的，最大限度地利用橫山的地形扼守險要。橫山一帶居住著大大小小的黨項部落，民風極為彪悍。因為地處邊界，黨項部落自然而然地分為兩派，附宋者為宋所用，附夏者為夏所用。各以邊人為強。夏國建立後，橫山成為元昊南侵宋朝的跳板，為南侵宋朝的必由之路，相應的橫山地區自然成為宋朝防禦夏國的前哨。
最初，宋朝廷在西北邊境設河東、陝西路，後來分為環慶、涇原、秦鳳、鄜延四路，加上宋神宗時開拓的熙河路，即通常所稱的“關西五路”。
環慶路在陝西環州（今甘肅環縣）、慶州（今甘肅慶陽）一帶，這一帶邊寨排列甚密，列據要害，“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涇原路在涇州（今甘肅涇川）、源州（今甘肅鎮原）一帶，有鎮戎軍、渭州城兩處要塞，壁壘堅固，屯兵頗多，戍守於這一帶的多為蕃部弓箭手，“甲騎精強”；秦鳳路在熙州（今甘肅臨洮）、河州（今甘肅臨夏西南）一帶，有內附宋朝的吐蕃首領瞎氈率兵駐守；鄜延路在鄜州（今陝西富縣）、延州一帶（延州為該鄜延路的治所），地形相對開闊，“寨柵疏遠”，延州城外隻有金明寨為屏障。比較之下，在四路當中，鄜延路的布防最為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