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妮說：‘那些白人在家裏肯定議論這些事情。這是我教育他們的唯一辦法。’在溫妮的帶動下，很多黑人都到白人商店裏買東西，有些商店不得不向黑人開放，有些店幹脆關門。這裏的白人感到他們舊日的秩序被擾亂了，他們要求政府把溫妮搬走。但是當局難以找到更理想的地方孤立溫妮。
溫妮有極強的適應環境和改造環境的能力。她以自己的行動教育周圍的黑人改造環境，爭取自己的合法權利。這裏的黑人勞工以前僅得到每天50分錢的報酬，但是對農場主的剝削卻不反抗。現在他們懂得了自己的價值，不再接受這種低廉的工資。他們組織起來，要求提高工資。
溫妮帶領當地群眾製定了實現蔬菜、水果自給自足的“園林計劃”；開辦了流動診所，為無力就醫的窮苦黑人治病；接受國內外記者的采訪，猛烈抨擊種族隔離政策、溫妮與圖圖大主教一起，成為80年代南非反種族主義鬥爭最傑出的領導人，他們的舉動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溫妮在布蘭德福特的小泥屋成了黑人受苦難的象征，國內外記者紛紛前來采訪，批評南非的種族主義暴行。布蘭德福特這個默默無聞的小鎮因溫妮而舉世聞名，並在南非地圖冊上擁有了一席之地。
惱羞成怒的白人當局在1985年8月查抄了溫妮在布蘭德福特的家，並在一周後將兩間小泥屋付之一炬。象征黑人苦難的溫妮小泥屋雖然在烈火中坍塌了，但溫妮的“黑人之母”的形象卻在烈焰中涅果。就在這一年，美國政府授予溫妮“肯尼迪人權獎”；美國《新聞周刊》雜誌評選她為1985年世界十大新聞人物之一；設在倫敦的第三世界社會經濟研究基金會授予溫妮和曼德拉“第三世界獎”，頒獎聲明中稱“溫妮是南非反對種族隔離運動的象征”。
在國內外強大壓力下，南非當局被迫在1986年解除了對溫妮的全部禁令。1987年，因其“為南非沉默的苦難所發出的熱烈而無畏的聲音，以及在麵對個人犧牲時所表現的勇氣”，溫妮獲得美國《婦女》雜誌頒發的首屆“國際西蒙·波瓦獎”，該雜誌稱溫妮“用行動證明了女人的偉大之處”。
專製獨裁的“女霸王”
富有傳奇色彩的曼德拉用他在民主進程中的一個又一個輝煌成就點綴著“曼德拉神話”的花環，這十花環上最耀眼奪目的是：n四3年10月，曼德拉獲得了象征和平的綠色橄欖枝——諾貝爾和平獎。然而，上蒼總是以缺憾為美，它從曼德拉的花環上摘走了其中一枝象征忠貞不渝的愛情與美滿家庭的百合花。
這枝百合花早在1986年就已在淒風厲雨中飄搖欲謝了。摧殘曼德拉與溫妮情感的風雨與其說來自外界，更不如說來自溫妮。
常年生活在屈辱、孤獨、言播之中的溫妮，不僅在政治主張上變得越來越偏頗和激進，甚至她已經控製不住深埋多年的欲火了。
多年的流放生涯，在溫妮的心底留下了永久的陰影。在布蘭德堡小鎮流放時，她的生活條件極為惡劣，住的是兩間泥屋，沒有電，也沒有水。盡管時而會有人來看望她，但更多的時候是她於然一身麵壁而坐。長期的孤獨和壓抑，使溫妮產生了一種被遺棄的心理，同時她染上了酗酒這一惡習。當1986年她獲得自由、離開布蘭德堡小鎮時，她已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她變得冷酷、嚴厲、缺乏同情心，做事不再畏首畏尾。偶爾間，她也會流露出昔日的慷慨和善良，對她的兄弟姐妹表現出一種母愛似的感情，但是，更多的時候是驕橫跋扈，專製獨裁。甚至，她還供養了一個情夫。有關她與比她小29歲的律師之間的桃色新聞和有關曼德拉釋放的消息，曾並列成為1989年南非的頭條新聞。
在政治上，她變得越來越激進，越來越極端。S。年代末，她與曼德拉之間出現了分離的初步跡象。以曼德拉、坦博為首的非國大主張默契和尊重，希望通過修改憲法和談判達到黑人平等自由的目的，不到萬不得已是不使用暴力手段。溫妮則強調恐怖和暴力，對罪惡深重的白人政權，她要“以牙還牙”，徹底推翻。於是，1986年回到索韋托後，她的行動更超出了非國大的行為軌道，擅自組織起“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這個足球俱樂部從未踢過一場球．倒是“踢”過不少人頭。俱樂部的成員都是溫妮收養的一些孤兒和街頭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起先，她隻想組織一個“隊”，給孩子們提供娛樂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有一天她突然產生了一個可怕的念頭：如果把這樣生龍活虎、體格強健的年輕人訓練成黑人解放運動的“骨幹力量”她得意地笑了，這樣就可以不受非國大的條條框框的限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這些俱樂部成員在她的旨意下，走k了暴力之路，成為索韋托鎮的一個不安全因素。他們同那裏的年輕人多次發生衝突，無休止的報複和毆鬥使黑人街區失去了往昔的和諧與平靜。綁架。搶劫、刑訊拷打等劣跡，都是她手下的這些“衛士”幹的。他們還發明了一種叫“項鏈”的殘酷殺人遊戲：用汽車輪胎套在涉嫌與白人政府勾結的黑人脖子上，然後縱火燒輪胎，把受刑者活活燒死。溫妮對此頗為得意，她曾發誓“要用火柴和‘項鏈’解放南非”。
當時還在獄中的曼德拉對此一無所知，因為他和任何人（包括溫妮）的談話都不準涉及政治。溫妮也隻字未提，她打算等幹出一番成績後，再讓曼德拉大吃一驚！然而，獄外的非國大其他領導人卻對溫妮的這些變化早有覺察。他們曾多次規勸她收斂好鬥的脾氣，解散由她一手創辦並成為其私人工具的“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配合非國大做一些比暴力更有意義的活動。但80年代末期的溫妮已不再是70年代的那個“黑人國母”了，她把非國大的勸告全當了耳邊風，根本沒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氧
1988年12月底，溫妮終於幹出了一件讓曼德拉吃驚的事。她組織手下人馬從索韋托衛理會教堂綁架了4名青年，最小的一個才14歲，名叫斯通比。溫妮此舉的理由是教堂的神父是同性戀者，這些青年受到他的“摧殘”，她要“挽救”他們。在她的家中，其中3人在遭到一番毆打後獲準離開。斯通比由於拒不承認收養他的白人神父是同性戀者而被單獨留下，遭到俱樂部頭頭理查德森的毒打至死。
當警察在火車站旁的樹叢中發現斯通比的屍體時，已是來年1月7日了。幾天後，又傳出曾給斯通比驗屍的阿茲瓦特醫生被人暗殺的消息。南非報刊紛紛載文披露此事，被毆青年指責“曼德拉聯合足球俱樂部”應對斯通比被害負責，並暗示溫妮本人也卷人此案。斯通比案件一時鬧得滿城風雨，溫妮處於十分不利的境地。
剛剛出獄的曼德拉在從律師那裏獲悉了這些情況後，決定親自間這件事。在感情生活上，他欠溫妮的實在太多太多。這份愧疚一直在精神上折磨著他，這次他一定要為妻子做點什麼了。他堅信，溫妮是無辜的。
在曼德拉看來，溫妮之所以變得如此暴戾，我行我素，是因為她長期以來沒有投身到政治運動的洪流中去。因此，他力排眾議任命溫妮為非國大的社會福利部長。可是，曼德拉沒能“感地”妻子。執迷不悟的溫妮，不但對所幹的事矢口否認，還用金錢和威脅手段收買了幾個假證人，並公然同她的律師兼情夫同進同出，根本不把曼德拉的規勸放在眼裏。
此後，曼德拉忙於重振非國大，以及非國大與政府之間就製憲問題的雙邊對話，一天工作16個小時，根本無暇再顧及溫妮的事情，他隻希望溫妮的事能悄悄地掩飾過去。然而事情到了1991年是怎麼也掩飾不過去了。1991年2月，同案人理查德森等Z人供出溫妮是斯通比案件的主謀，承認是她指揮他們毆打斯通比4人，並指示將被害者移屍他處。於是，蘭德地區高等法院提審溫妮。直到這時，曼德拉才發覺溫妮的事件並非能文過飾非的，但他依舊堅信溫妮是無辜的。第一次開庭那天，他陪著溫妮去法庭。開庭前，溫妮對蜂擁而至的新聞記者說：“我很高興政府最後決定指控我並給我一次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良機··其實，警察的騷擾，對於曼德拉家庭或我自己來說，從來就不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說完，她儀態大方地走上了被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