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記不清。他下鄉後好久我才進文學研究所進修(後改為文學講習所，丁玲同誌創辦並任所長)，我畢業了他還沒回來。他去時是個不為人所知的小幹部。等我畢業，他已發表了《新生》、《春雷》等紅極一時的小說。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裏高興，馬上就寫了篇評介給以讚揚。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寫的第一篇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從文學研究所畢業後，響應“到生活第一線，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號召，轉到建築工地上做基層工作去了。那裏也是林斤瀾輔導的單位。林常來工地上和業餘作者們見麵，替他們看稿，提意見，開座談會，並把改好的稿子推薦給《北京文藝)等刊物。像《台灣姑娘》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於輔導之餘，擠休息時間寫的。
1955年，我發表了《在懸崖上》，他很為我高興。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講究的毛病。後來我寫作注意在文字上嚴格要求自己，這跟他的提醒分不開。
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青年作者會議，我倆一起參會。但不是正式代表，隻是北京團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會時，把我倆也列入代表之中，這是誤會。
1957年那場風暴，林斤瀾逃脫了。我認為這要歸功於他的女兒。坦白地說，當時某位有權勢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熱情很高，大概在預備打成右派名單中我是排在他後邊的。他僥幸逃過此難，得感謝他的女兒和醫院。正是召開“鳴放大會”那天他女兒出生了。過了幾天開第二次會。醫院偏巧又給小孩開錯了藥，差點造成事故。而參加這兩次會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動言論”，都是這兩次會上的發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壓力極大。有人是叫他用揭發、批判我來表明他的立場的。他什麼都沒講。而在此後20年間，不管我是在北京勞動改造，還是“發配”東北時，他都是我最親近的朋友。我忙不過來，他替我送妹妹上學；我不在北京，逢年過節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親；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務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後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個電影院當勤雜工，但因病沒有上班，沒事在家中練習寫篆字(曾給我寫過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從康熙字典抄來的)，我三天兩頭到他家聚會。有一天我在公園打拳，忽聽到廣播中報告重要新聞時，沒提偉大的旗手和張春橋、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別人討論。我就忙去他家，故意賣關子說：“有件重大新聞，你知道了沒有？”他問：“什麼新聞？”我說：“今天的廣播你聽沒聽？”他說：“聽了沒發現什麼。”我就說了我的發現。他也覺得不一般。我倆猜了一陣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這回輪到他賣關子了。他說：“你聽到什麼消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什麼。他端著架子說：“我這才是重要新聞，可不能隨便就告訴你。你得付點代價。”我聽了就再三追問。並答應如果消息真有價值，我請他喝酒。他才告訴我說，昨天我走後他就去了楊沫那裏。從楊沫處知道了打倒“四人幫”的消息。聽了又驚又喜，又怕是誤傳。經過分析，兩人都認為這樣的謠言是沒人敢造的。興奮得想歡呼，但又還不敢聲張。他不堅持要我請客，自己找出瓶酒來我倆舉杯慶祝。幾年來我們沒少在一塊喝酒，但從沒像這天喝得那麼痛快、高興。
形勢發展飛快，我倆又有權拿起筆寫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個人選集，林斤瀾說：“出北京作家的選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對此卻不熱心。他對編章說自己建國後寫的小說不多，字數不夠，不出也罷。林知道後馬上去找汪曾祺，激動地說：“你的小說有自己的風格。為什麼不出呢？字不夠趕寫幾篇就成了嘛。你積極點好不好！”汪很感動，趕緊又寫了幾篇。這一寫不僅把這本書的字數湊齊了，而且從此又燃起了寫小說的熱情，掀起汪曾祺小說寫作第二次高潮，新時期文學史因此多了極為光彩的一頁。
1984年我奉命到中國作協工作。在北京文聯的同行給我送行的會上，斤瀾坦率地說：“友梅去當書記，對他個人還是對工作，都未見得是好事。是得還是失很難說，恐怕還是失多得少。因為他的性格就是個作家，並不適合擔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國作協後，工作有了成績，他表示讚許。有失誤他更毫不保留地當麵指責，卻從不怒形於色。我們相識數十年，他對任何人都沒有怒形於色過。他會氣得發抖而不會氣得發火。最惱火時也隻是搖搖頭結結巴巴地說：“你瞧，你瞧，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我呆的地方是個是非焦點，我工作上、做人上確有缺點，但人們對我也常有不少誤解。我極想離開這個崗位，但出於從小養成的組織觀念，不得到批準，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這在特殊時期就引起非議。斤瀾聽到過非議，並且同意人們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議論，也不因此而疏遠我，而是當麵對我說：“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適可而止吧。”我很為他的誠懇和友情而感動。林斤瀾是個好人，是個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為有這樣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
好您哪，宗江大哥
寫這篇東西我沒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寫，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寫，大主意還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來閃展騰挪，東遛西竄，無意中竟跟黃氏五傑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黃宗洛沒有接觸，可還是先後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藝搭過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團來了個新戰士黃宗江。聽說是紅極一時的明星，周遊世界的水手，《賣藝人家》的作者，《大團圓》的編劇。他怎麼來當起小兵拉子呢？聽到過傳說，說法有幾種，我也沒考證哪一說最可靠。一說是於伶先生建議他參軍的，一說是沈西蒙主動求賢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說是白文把他轉讓來的——白文當時正任特縱的文工團長，到上海招新兵，黃宗江到他那兒報名，白文覺得自己廟小，供不下這個大菩薩，就把他推薦到了軍區文工團。
所以有此一說，因為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師和上級，我在他手下當過差，他是戲劇股長，我是他股裏的小兵。他到解放區前是上海“苦幹劇團”人台柱，《視察專員》演縣長，《秋海棠》演副官，《大馬戲團》裏演慕容老頭，紅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鋒頭也更健，人們把他和石揮並列，連白文都承認演技上頗受宗江啟發。上海人把石揮捧為“話劇皇帝”，在評議中認為惟一有資格與他較量的就是黃宗江。可宗江聲明不參與競選。既如此，隻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話劇丞相”的烏紗非他莫屬，白文也少不了弄個“尚書”之類頭銜。不料這兩顆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後失蹤了。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聞，人們做過各種猜測，可誰也沒猜準。因為連他們倆對自己的“下一步”都沒猜準。原來白文本是中共地下黨員，以演員身份作掩護進行抗日活動。正在一順百順之際，有人把個什麼名單弄丟了，情況緊急，後果難料，組織上命令名單上的人立即轉移，他就連夜帶著老娘去了解放區，到解放區後就分到文工團當了我的頂頭上司；宗江是報國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領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後方去了，到了那繼續演戲(這倒是他自己計劃好的)，可演著演著從舞台上一跳，跳到軍艦上當水兵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