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讚成研究飲食文化，吃確是一門學問。我的朋友中有幾位是吃出了成就來的，一位是汪曾祺。汪曾祺會吃也會做，做的興致比吃的興致還大些。汪做菜重質而不重價，普通魚肉皆可人饌，但魚要新鮮合用，肉要肥瘦帶皮，配料絕不將就。他像治學一樣從事烹調，研究試驗，推陳出新。偶有所得，比寫篇好還高興。
另一位是抗戰時歸國的華僑，原是文化人，後投身經濟建設，當了某大鋼鐵廠的副經理。“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一齊在盤錦勞動改造。那裏是鹽堿地，連可吃的野菜都找不著。夥食壞得難以下咽。有天夜班幹活，休息時我看到他蹲在燒開水鍋爐房偷偷在忙什麼，我從他身後走過去一看，原來在用掏出來的火炭燒烤一隻又肥又大的老鼠。一邊燒烤一邊oL鹽。我叫他一聲，他嚇得急忙把老鼠揣進懷裏，待看到是我，笑看罵道：“反動文人，臭老九，嚇得我差點燙壞肚皮！”說著掏出老鼠來，吹著氣說：“來，吃一口，難得的美味”！我歎了口氣說：“我活得都不耐煩，你還有心思弄這個！”他笑笑說：“別人越想把你置之死地，你就越要活得快活些。現成的美味為什麼不吃呢，補充點營養，挨鬥也能多挺些時候……’
他落實政策後不久就去世了，雖然我吃東西從不以貴取勝，現在如果有人賣烤老鼠，再貴我也買一隻，為了紀念他。紀念我們那段難忘的生活。
說住
說住以前有名俗語，“西洋房子中國菜”，意為二者都是拔尖之物。這話有待商量。中國烹調技術高，花樣多，味道好，說中菜拔尖，可以首肯。但西洋房子跟中國房子各有長短，難分高下。舉例來說：人不能與自然隔離。洋房樓高，隻能在屋頂上建花園，窗台上擺盆栽。中國房子庭院居中，四周環列屋宇。門前種樹，窗下栽花，房前良上宿燕，屋後池中養魚，人就生活在自然環境之中。去國外訪問，進了洋樓沒有人指點你鬧不清家長住那間屋，兒孫住何處。可林黛玉第一次進榮國府，一見賈母就迎上去抱頭痛哭不怕認錯人。因為在四合院中什麼身份住什麼房屋，有一定規製。林小姐注意到進入垂花門後，穿過一個過廳，來到兩旁抄手遊廊包圍著的正房，才看到人們扶著一位白發太太走過來的。
洋樓拔地而起，挺立不群，有它獨特的美。但多大規模，幾多房舍，全部暴露在外人眼下。中國房子迎門樹一道影壁，兩盆夾竹桃遮住了庭院深深；謙虛中透著含蓄。這表現了東西方不同民族的性格差異。
四合院和舊式房舍，是封建社會大家族共居的產物。時代前進了，它已不合需要。平房為高層建築所代替，勢所必然。但高層也有照搬外洋和繼承傳統兩種思路。北京帽兒胡同新建小區結構是現代的，外裝修，輪廓線，平麵布局則吸收傳統建築藝術之長，因而受到行家讚賞，住戶歡迎，它繼承了傳統，又借鑒外國。
“安居”方可“樂業”，我國2000年要達到小康計劃中，對人均住房麵積標準，有具體規定，人們的居住麵積總是會逐步解決。但有了居住空間不等於就“安居”，還看怎麼裝修，怎麼使用，怎麼建設居室內部的“小氣候”。
在沿海漁村，我看到有的富裕漁民蓋起別墅式洋房，內裝修豪華，舊家具當木柴賤價賣給收廢品的，花高價換上家具皮沙發，洋餐桌，組合櫃。吃飯時則把飯菜放在玻璃茶幾上，蹲在它旁邊進餐。一是蹲慣了，二是怕把魚刺掉在地毯上。
數十年前我在四川住過一家飯店，房內是雕刻精美的架子床，床前有人踏板。硬木八仙桌，中式靠背椅，八仙桌上陳設著筆墨紙硯，頂上懸著紗燈，一派書香典雅。近年再去發現改建成了高層標準了，以致使人弄不清這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
相反，我到美國一位大學校長家做客，看到他客廳隔斷牆上鑲了四塊木雕構件，竟是中國太師椅子的椅背，他得意地告訴我這是在北京一個舊貨攤上買的，每件隻要20美元。(我估計小販收購時，連椅子也花不了10美元)台北一家五星級酒店，出名的雅致。它大廳的頂棚是用多扇大陸農村的舊式大窗拚成的，在窗欞空隙處裝暗燈。酒櫃是大陸舊時雜貨的老櫃台櫃前擺著老北京到處都有的大酒缸。老板來招呼我們，我問他這些東西那裏來的？他說是從大陸購運來的，有人專門去大陸收購，一次運來好幾船。他特別補充說：“這些在大陸算廢舊物品，不是文物，完全合法”。
感到安慰的是，這些舊家具的藝術和民俗價值還有人承認並保存；看到我們把珍貴東西當廢品賣了再花高價買普通西式家具，也有點遺憾。
我尊重各自的選擇。肯在住上花工夫下本錢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新氣象，證明我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值得高興。得到的一點啟發是：居得安不安，不隻決定於物質條件，還有精神因素。作為個人。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作為一個民族，什麼叫美，怎麼才算舒服，該有點共同性。
節儉，樸實不影響美觀和適用，華麗奢侈也不見得就舒服。若能少花錢，得安居，何樂不為！
說行
本來我以為“行路難”隻存在於老百姓身上。某地有諺：“縣裏幹部兩頭平，區級幹部帆布棚，鄉級幹部一百三十，村級幹部兩腿擰。”近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普遍提高了一檔，連一些富裕鄉鎮企業領導人都“兩頭平”了，該知足了吧？豈料不然。“兩頭平”還有國產車進口車之分，進口車又有豐田、福特、卡迪拉克之別。據說有的單位按級別不能買高檔車，買了高檔車不能立“戶口”。他們就先買國產車，辦下“戶口”就來報廢，賤價處理這車，然後在它的“戶口”下換上進口高級車。所以近日報載，中央雷厲風行，要幹部們在自律中把不按規定乘車作為相當重要的一個過失來檢查。
這是聽說的。看到的也有。去年隨政協委員們到一個小縣考察。縣裏合資企業發展很快，成績顯著，被視為成功典型。參觀完與當地領導座談，主人請一位歐洲裔委員發言，那位白膚藍眼的中籍洋人用流利的普通話說：“我不想光說好話，怕你們不愛聽！”主人當然表示歡迎批評。那位委員問：“你知道在外國什麼樣的人才坐那種車嗎？大亨！資本家！一般人坐不起。廠裏的工人幹的是外國人不幹的髒活累活，拿的是人家幾十分之一的工錢，你們縣是才奔小康，一個廠長就坐這樣的車？我在外方代表麵前替我們中國人不好意思！”在座的無不為這位愛國的同誌感動！
前些天報上公布了各級幹部用車的排氣量標準。我不懂3．0、2．5等排氣量實際的含義。猜想數字越大載重能力可能越強，載重能力大就標明坐車人有分量，便有人打腫臉充胖子，輕載搭重車。
細想一下，這倒是古已有之的現象。中國有皇帝的時候，皇上家裏人誰乘什麼車，當官的那一級官員乘什麼轎，都有法律規定。不按標準乘用就叫“違製”，違製是要治罪的，這也不是中國獨有，外國也照樣。我在德國曾看見拿破侖1812年從莫斯科城下逃跑時乘的那輛馬車，不僅豪華舒適，車上還帶有廁所。洋朋友說這是皇帝才有的馬車！隻是拿破侖嫌馬車跑得慢，怕被俄羅斯兵追上，才扔了它騎馬逃走了。這輛馬車就成了展覽品。
中央在認真檢查處理坐車中的不正之風，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盡管普通老百姓在“行”上的難題是另一些。
普通人出門都乘公共交通工具。旅客花錢乘車、乘船是購買交通工具的使用權和交通行業的服務權。按道理說旅客一買了票就取得了暫時主人的身份，而管理、服務人員則是受雇於旅客。但在舊社會，許多事是不講道理的。操縱交通工具的大權在業主手裏，乘不乘在你，走不走、怎麼走在他。旅客處於被動地位。欺壓旅客成為常事，所以舊中國有一句諺語：“車船店腳衙，無罪也該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