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墓門口對麵的馬路邊上，有一間小亭子，門上用一張紙寫的“紀念品”，裏邊擺放的東西是都與屠殺事件有關的書箱、圖片、光盤以及寫有斯雷布雷尼察字樣的短袖衫等物品。賣東西是一個穆族老婦人，哈桑告訴我，她也是當地人，在那場災難中失去了丈夫和一個兒子。在這兒，我買了一本厚達565頁的名為《在聯合國的旗幟下》的書。作者哈桑·努哈諾維奇戰爭期間是當地的穆斯林難民，在書裏，他以聯合國的文件和親眼目睹詳細地描述了斯雷布雷尼察屠殺及其與國際社會的關係。
在波黑戰爭中，由於民族問題比較複雜，國際社會的幹涉程度有限，效果幾近沒有。聯合國的決議也好，一些國家派的維和部隊也罷，多半屬於一紙空談和象征性的，實際上並沒有直到真正的約作用。無論是哈桑的這本書，還是與我交談的薩拉熱窩的穆族朋友，都有這樣的看法，如果國際社會真地出手幹預的話，如果荷蘭維和部隊允許難民進入他們的營地的話，大屠殺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不會死這麼多人，話裏話外或字裏行間對國際社會充滿了失望和怨恨。他們都認為，國家社會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穆斯林有歧見並不想真正幫助他們，另一方麵隻是看重波斯尼亞的各種資源（特別是水資源）和戰略地位。總之，在他們的眼中，西方國家插手波黑的程度和力度完成服從於它們自己的私利。
和解有望，分歧仍存
就在這次屠殺發生後不久，波黑戰爭在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幹預下戛然而止。1995年11月，南聯盟、克羅地亞和波黑三國領導人米洛舍維奇、圖季曼和伊澤特貝戈維奇先後在美國代頓達成了波黑停戰協議。根據這個協議，波黑成為一個由穆克聯邦和塞爾維亞共和國兩個分治實體組成的統一國家，迄今在這種政治框架內發展快15年。雖然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總的看，波黑實現了和平。然而，治愈戰爭傷痛需假以時日。就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而言，西方國家在波黑戰爭之後積極起來，加緊對塞族在前南斯拉夫解體特別是在波黑戰爭中犯下的罪行進行審判。值得注意的最新進展是，2007年4月，海牙前南問題國際刑事法庭首次對原波黑塞族武裝力量領導人在斯雷布雷尼察所犯罪行進行了宣判，四個被告兩人被判處20年徒刑，一人13年，另一人5年。2008年7月，被指控犯有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等罪行的原波黑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在東躲西藏了13年之後在貝爾格萊德被抓獲。另外，塔迪奇2004年當選塞爾維亞總統之後，為了改善國內經濟低迷的狀況和盡早加入歐盟，在前南問題上采取了積極與西方合作的態度，塞爾維亞在斯雷布雷尼察問題上做出的讓步姿態都與此有關。
然而，波黑戰爭在穆塞兩族之間造成傷痕實在太深了，和解雖然有望，但分歧、哀怨甚至仇恨仍存。比如，波黑穆斯林和國際社會都認為1995年7月事件是一次種族滅絕行為，而塞爾維亞和波黑的塞族則絕口不提種族滅絕一詞，甚至還認為戰爭中同樣有穆斯林屠殺塞族的事情。再比如，在波黑塞族聚居區，你到處都可以看到塞爾維亞的國旗，這種現象至少說明波黑塞族對波黑統一國家的認同感不強，對同族的塞爾維亞情有獨鍾。我問同行的穆族的朋友，為什麼為這樣？他回答說，他們這樣做是想激怒穆族。穆族對此不予理采，隻是在有可能的地方都懸掛波黑的國旗。波黑穆族對伊澤特貝戈維奇雖然充滿著敬意，但也批評他在代頓協議中對塞族做了過多的讓步，使之成為波黑的“國中之國”。不過，波黑不同民族之間相互的容忍度大大地增強了，也沒因此而發生什麼衝突，但彼此感情相向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