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2是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的回歸分析。DA與IIR的回歸係數為-0.103，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大，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越小，假設得到了驗證。適當提高機構投資者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可以提高機構投資者的話語權，提高其參與公司治理和公司監管的主觀能動性，還可以降低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
模型3是機構投資者類型與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的回歸分析。DA與IT的回歸係數為-0.023，說明DA與IT負相關，雖然相關係數較小，但是由於盈餘管理行為並不在我國提倡，這個係數涉及的盈餘管理數額已經過大。機構投資者中的基金公司適當增加，可以減少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其他類型的機構投資者增加是否會減少我國上市公司的盈餘管理行為，本文沒有得到有效驗證。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使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本文采用了新的研究模型，並且對一些變量進行了重新定義和設定，擴大了樣本收集年份跨度，增加了2009年深滬上市公司中製造業行業相關數據，對操控性應計利潤的計算采用擴展的瓊斯模型加以檢驗，采用公司的總資產淨利率作為公司經營績效的替代性指標以及其他的一些替代性指標的更換，得到的結果仍然與本文實證研究結果相似，R2和調整的R2有所增加，並且各項指標都通過了相關性檢驗和顯著性檢驗。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
四、結論
我國對機構投資者的引導和規範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以及最近幾十年來機構投資者的快速發展，使我國上市公司改善了資本結構和外部融資環境，提高了中小股東的話語權，抑製了大股東的圈錢行為、違規的關聯擔保以及對中小股東的資金侵占等問題。同時，機構投資者的不斷發展，不僅對上市公司的股東和治理結構等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還對我國上市公司的高級管理層產生了一定的作用。高級管理人員作為上市公司股東聘請的專業的管理團隊，其工資薪酬與公司的經營績效密切相關，基於理性人假設，這些管理人員有動機改善公司的盈餘信息，讓自己獲得更多的報酬，無論是出於個人動機還是公司長遠發展動機，管理人員都有盈餘管理的動機。
機構投資者持股與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負相關，機構投資者不持股的公司盈餘管理行為更明顯。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負相關，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越不明顯，反之，持股比例越低，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越明顯。機構投資者中基金公司與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負相關，其他類型的機構投資者與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不顯著相關，基金公司比例越高，持股比例越高，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越小，反之，機構投資者中基金公司比例越小，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越明顯。本文不能得出其他類型機構投資者與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行為影響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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